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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畏也,来者

   可畏也,来者
   
   北大这个锃亮的名字,在我旧时的记忆里,犹若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山,既神秘又不可攀越。以至每当我翻开中国现代史,看到那一个又一个曾使历史生辉的伟大人物时,脑子便会象眼前的“联想”电脑,一下子联想到了北大。是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国现代史这部社会“大书”的主要参与写作者,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因此,北大一九九八年的百年校庆活动便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我自然是其中之一。
   然而可惜的是,我除了在《读书》、《天涯》等杂志上,读到过几篇北大人写的尚还有着几丝余温的文字外,其余所看到的皆是一些例行公事的集会活动。而始终未能看到什么能使人眼睛发亮,头脑开窍的新东西。于是便在心中暗想:
   看来北大也不过如此——少时了了,大未必佳!

   随之,便慢慢把它忘却了,就象它忘却了社会现实一样。
   但北大再次引起我注目的,是青年学者余杰的出现。以至几年间,他发表的大部分作品我是见者必读的,如《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说,还是不说》、《尴尬时代》、《冷酷的情感 无情的现实》等等。
   
   关于余杰的作品,由于它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和认同,并被不少严酷和锐利的目光审视过,因而要想从中剔除新的“骨头”来,并不是易事。不过在众多评说者中,我倒觉得深圳特区的开拓者袁庚的评说与我是所见略同的:
   “余杰的博学和勇气让我看到了新一代青年的希望。”
   再者,他的导师和忘年友朋,北大著名学者钱理群对他的“作业评语”,更是切中肯綮的:
   “余杰或许就是90年代‘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中的一人?”
   
   然而,我看余杰的作品,似乎可以这样四个一言以蔽之:
   一是激扬;二是犀利;三是真诚;四是广博。
   而所谓激扬,便是他传承了新文化运动那种敢呐喊、敢批判、敢抗争的大无畏精神。其锋芒所指,都是那些我们见惯不惊,并在其中其乐融融的污秽现实。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让我们灵魂堕落,精神腐败的伪知识、伪真理、伪学问,甚至伪智慧、伪聪明、伪真诚等等,从而把我们灵魂的画皮撕剥得一干二净,让谎言和假崇高感到了威胁和继续存在的困难。想必,他的那些“抽屉文学”,便是凭籍此凌厉之势,悄悄流传于首都九所名牌大学,然后再流传于世的。
   而所谓犀利,则是他既传承了鲁迅那种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认真较劲精神,又继承了鲁迅那种酣畅淋漓,直抵要害的文风。从而通过对一个个死了的和还在活着的人的灵魂,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灵魂拷问。比如他的《我来剥钱穆的‘皮’》、《未完成的反抗》、《向死而生——几位天才文人的传奇之死》、《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送你回雍正王朝》、《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等等太多犀利言辞的作品,实际上都是那种严于责精神或情操,而疏于责事件和小事的作品。因为事实上,那些被他所责难的死人或活人,本来是应该由那些“胡髦长得很稳健”的人来责难的,而不幸的是只有让他这个“胡髦长得不稳健”的毛头学者来勉为其难了。由此看来,中国思想文化的悲哀,实际就是那种“胡髦长得很稳健”的悲哀。另方面来看余杰的犀利,是他不做安份守纪的北大学者,而一心只管直面历史和现实的犀利。因此他的文字,总是让那些道德文章甲天下的大学者们读后感到了怏怏不快。有人甚至还公开直言他损害了北大的形象和学术尊严。
   但北大史真如此吗?
   
   曾记得北大的精神之父蔡元培,尽管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对自己“监护”的北大学子,有时还是犀利多于慈爱的。他说,不读书就是胡闹,就是不爱国。由此不难见出所谓北大精神,其实向来都是以“犀利”的文风闻名于世的。比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李大创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狂人日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倘若他们当时能够少一些犀利,多一些温和,那么历史也许会是别一番样子。所以,由于中国的现代史已经为它的未来注入了太多的滞后因子,因而余杰的犀利,也许正是北大和我们需要张扬的东西。
   至于余杰的真诚,似乎可以理解为两种:一是他对社会的真诚;二是他对自己本身的真诚。而细看这两种真诚,虽然不是大学者那种温文尔雅的高雅姿态,但却是那种对历史、对现实、抑或对自己负责任的自觉和坦荡:
   他因为爱着北大,所以总是与不爱思想和不爱精神的北大发生着龃龉;
   他因为爱历史,所以总是自觉反抗着历史和现实的荒谬;
   他因为爱现实,所以总是捍卫着那些被人遗弃的真理。
   以上这些关于余杰的真诚,他在《心灵独白》、《六月四日的随想》、《革命与改良》,《鲁迅的柔情》等等文章中,已有着较深入的论述,就不赘言了。
   其次是对余杰作品的广博,即便我真有那种抹去良知和正义感的胆识,也还是不能不敬佩他的博览群书和博闻强记。因为真实的我,即便到了不读书就累的时候,也还是没有他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襟怀和勤奋。所以他的广博,既是那种甘于牺牲自己去了解世界的自觉,又是那种为别人了解世界而牺牲自己的自觉。或者说他的广博,其实就是他用心架设的一座知识之桥,等待着读者去过渡。
   
   总之,余杰无论是作为中国的青年学者,还是作为北大的青年学者都是难能可贵的。因而他的出现,至少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北大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有着很多该值得骂娘的德性,但就它的大致精神和道德指向而言,还是可望自救或救人的。只不过需要的是时间和忍耐,而不拟操之过急。
   末了,关于余杰及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还是忍不住说几句自己的“读后感”:
    ——读余杰的作品犹若翻山越岭,需要的是年轻的心和年轻的精神和心态,以及年轻的智慧和勇气。
   
   否则的话,是不可能读出北大精神来的。这里记得美学家普罗亭诺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知可否为余杰送去些许的安慰。他说:
   “没有眼睛能看见光,假使它不是日光性的。没有眼睛能看见美,假使他自己不是美的。你若想观照神与美,先要自己似神而美。”
   总而言之,读余杰的作品,使我对北大又恢复了许多失去的敬意,因为在他之前,既有着鲁迅精神的授业解惑者钱理群,又有着鲁迅精神的躬身实践者李书磊。因而北大,还是有吸引力的。而这个吸引力,其实就是它对真理的追求和对良知的最好暗示。
   
   最后,当我反复读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等文章时,禁不住想奉劝两句话:其一是你的文章好是事实,但别自信到那种“天下文章舍我其谁”的境界,否则便只能说你所追求和坚持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因为你并没有完全脱去做“文章王”的印痕;其二是你评说昆德拉和余秋雨时,虽然很勇敢很无畏,但你千万不能有“媚俗”的辨子让别人抓了去。
   
   因而从上述意义上来看,余杰的追求其实也就是北大的追求;
   ——广博的知识虽然拯救不了这个世界,但它却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上的人。
   
    1999.10.6
(2010/12/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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