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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米兰•昆德拉

别了,米兰•昆德拉
   
   看来要想捉摸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脉络,米兰•昆德拉与哈维尔俨然是一个躲避不了的“崇高问题”。
   记得我最初读到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为了聚会的告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是一九九一年的盛夏。当时在北京正与友人做着似是文化,又似经济的事。但看了他的小说之后,由于深感小说中人所处的环境及其周遭际遇与我们是那么相同,便很快从意识里认同了它们。以至后来友人为中科院拍摄一部反映青年科学家的电视剧时,起的剧名就叫《为了告别的聚会》(此剧由濮存昕主演)。当时为了表示对友人这种价值取向的支持,我还在其中客串过角色。之后,随着米兰•昆德拉作品的广泛翻译出版,我依旧偏爱未减,几乎每本必读,如《玩笑》、《生活在别处》、《被背叛的爱情》、《笑忘录》、《可笑的爱情》、《小说的艺术》等等。
   至于对哈维尔其人及其作品,由于诸多原因限制,我至今仍未能读到一本他的全书。故而委实对他说不上有什么真了解和真认识,仅只是从旁人的言说和评述之中,对他有了一些大致的印象。因此,对他只能姑妄言之,当否均不在意中。

   米兰•昆德拉再次引起我的重视,一是从九十年代之末起,思想文化界便泛起了一股日趋恶化的“媚俗”浊流,使许多本来有创意的文化人,皆纷纷自觉成了势利和庸俗无聊的俘虏。而究其原因,则又太多是由于受到了米兰•昆德拉的负面影响。二是由北大青年学者杰发表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这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所引起的讨论。关于这次讨论,虽然各方对他们两人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异,有些观点甚至是不相容的,但在认同他们对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现实影响这一点上,却是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换句话说,就是影响面的不同决定了认识和接受程度的不同。而在我看来,虽然昆德拉和哈维尔本身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通过讨论能否使他们本身具有的意义如何为中国服务罢了。
   老实说,正是这些讨论引起了我对他们的再认识。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他着墨描写的人物是托马斯,并通过对他饱含个性特色的人生悲剧来揭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与“重”。
   曾记得当托马斯走进征集集体抗议信签名者的房间时,迎面看到墙上的一幅大宣传画:
   那张画模仿了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征兵时的一张著名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士兵,帽子上戴着红五星,用分外严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你,将食指向你。原画的俄文标题是:“公民,你加入了红军吗?”取而代之的捷文标题是:“公民,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了名吗?”
   而当那个编辑要他在抗议信上签名时,他却果断拒绝了,并还嘲讽道:“把一只死乌鸦从地窖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随后当他的儿子说:“签名是你的责任”时,他更是异常激怒地拒绝了。他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签名并不能改变捷克傀儡政权虐待政治犯的现状。他甚至认为,这种以争取自由为名而搞的强行签名活动与苏联占领军没有多大区别。或者说,都是外力强加给他的生命之“重”。
   再随后,昆德拉还借萨宾娜的看法表明这样一个观点:苏联的入侵虽然激起了人们的爱国激情,纷纷走向街头,高举拳头,历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保家卫国的口号,便就在法西斯的入侵占领与人们反抗入侵占领的激愤情绪这两者之中,却“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一的口号齐步游行。”
   这就是说,托马斯的拒绝签名,不仅反抗了邪恶,而且还反抗了外力强加给他的生命之“重”。
   在与昆德拉对待“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作家哈维尔却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
   哈维尔是“七七宪章”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他对签名及其签名有关的言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他在《政治与良知》一文中写道:“一个无权无势的人敢于为真理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的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象《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越来越明显的是,真理和道德能够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因此,面对“签名”这种事关人的良知和正义感的事件时,他态度鲜明地表示:必须签,不管签后能不能收到迫使政府改善政治犯待遇的实际效果。他甚至对昆德拉在作品中的说法--“签名和请愿毫无用处,只是一些人想出风头”,提出了质疑和批驳。他借受难者的口吻说:
   “当得知人们普遍表现淡漠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有人了解他们,有人公开地站在一边对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外面的人对我表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
   这就使哈维尔的“必须签名”显示出了意义:它既体现出了一个人应该具有的良知和正义感,也体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反抗邪恶的勇气和自觉。
   总而言之,昆德拉与哈维尔便是这样走近我们,走进当前中国的思想文化意识的。但也正由于此,却使我看到了一些另外的东西。
   北大学者余杰在引起这一讨论的那篇发端文章中,曾把昆德拉称为“智者”,而把哈维尔誉为“圣人”。理由是,“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他在观看自己祖国的时候是如此。昆德拉流亡到西欧之后,再反观国内一切荒谬透顶的事件,因而具有了‘距离的美感’。这种‘距离的美感’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讽。昆德拉的幽默是迷人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讽是惊人的反讽,它们征服了无数长期按照一元化模式进行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困惑中的青年人。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已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他是贞德、扬、胡斯、布鲁诺和甘地这一谱系的人。对外,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论,进行着‘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对内,他深入到内心深处去,发掘出灵魂里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哈维尔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未来的发言权。”
   但所有这些,若用我的话来说却是这样:实际上,昆德拉与哈维尔都是饱受过极权主义摧残迫害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其中前者被迫流亡国外,后者坐过几次牢)。更重要的是昆德拉和哈维尔,都是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并且都曾经生活在极权政治的阴影之下,饱受过暴虐的损害和摧残。而唯有不同的是,昆德拉的自由主义是消极的,哈维尔的自由主义是积极的而已。
   此言怎讲呢?
   因为当我反思昆德拉的作品时,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使我不能不面对:
   虽然诚如余杰所言,昆德拉的幽默和反讽是充满“智者”智慧的,甚至是才气横纵的,同时也是令许许多多中国读者读而后解恨、解怨的。而昆德拉的智慧之处及其作品的艺术魅力,也正在于用他那才气横纵的幽默和反讽,把极权政治的狰狞面孔与荒唐行径都寓于一些不经意的小人物和小事件之中,随即给以一个漫不经心的挖苦嘲弄,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到那种亵渎和瓦解暴虐的快感。但往深处细探,便不难发现在他的这种“智者”的幽默和反讽后面,却隐藏着不少危险的东西。这即是:他对待邪恶的消极自由主义态度。而这种态度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便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对“签名”的拒绝。对此,昆德拉议论说,争取自由,正义,反抗暴政的政治运动虽然像是令人陶醉的伟大进军,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媚俗,它对局势的改变于事无补,那些参与者不过是要表现自己的无所畏惧。根据他的这个意思去理解,托曼斯的“不签名”,不仅是自由的选择,而且还是反抗暴虐的目的。与此相反的是,“签名”不但是一种政治媚俗,更是一场表现自己的闹剧。这也就是说,任何参与反抗邪恶的抗争都是毫无意义的,而唯有不参与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已是典型的消极自由主义理论了。倘若,我们再把他的这一理论往前推演下去,同是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一生所参与的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其中包括罗素九十六岁高龄时仍发起抗议苏联入侵捷克的活动,都是徒劳无益的。至于圣雄甘地组织的“不合作运动”,马丁、路德•金组织的“反种族歧视活动”之类的政治活动,就更无意义可言了。一句话,昆德拉主张的“不签名”,实质就是不参与,而不参与实质就是放弃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仅只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边缘人而存在。由此不难发现昆德拉的这种消极自由主义理论,其实就是穿了洋装的庄禅哲学或庄禅哲学的“出口转内销”。另方面,昆德拉的消极自由主义态度反映在他自己身上,便是他那流亡国外的经历所养成的精神上的自足感和优越感。具体说来,便是由于他置身极权体制之外,既可以随心所欲地抠揭体制内各种人物的疤痕,又可以振振有辞地为自己不参与国内的“签名”活动找到高尚的借口。换而言之,托马斯在国内“拒绝签名”是追求自由、反对极权的举措,昆德拉在国外疾呼“拒绝签名”,更是捍卫自由,貌视极权的举措了。在此,如果再顺着他的理论继续推演下去,那么发端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便只能发展成为没有一个人关心投票、选举,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正义的小人社会。而这幅画图,也许是比极权主义还可怕的呢!
   
   到此回头来看昆德拉及其作品,我认为他的“智者”智慧和作品的艺术魅力,是可赞美和仿效的。但其中的道德价值取向,却是不能赞美和仿效的。
   至于哈维尔,虽然我至今尚未见到他更多的著述,但仅就他在《七七宪章运动》的所作所为,以及对待“签名”的认识和理解而言,他所持的态度,无疑是那种既有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又敢于“签名”参与反抗邪恶的积极自由主义态度。即便这种态度,委实没有必要把它升华到“圣人”的高度上去。因为世界近当代史上,象哈维尔这样有着社会拯救意识的知识分子并不乏其人。且他实际所做出的,并不一定就达到了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至圣境界。真实地看,也只能是说比昆德拉多一些“灵魂自足”与“道德勇气”,比普通人多一些公民意识和社会自觉罢了。换言之,普通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哈维尔能做到的也能努力做到。想必,这也是自由主义存在的一个前提。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要礼赞哈维尔,甚至呼唤哈维尔,其目的仍然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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