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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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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名人与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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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入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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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一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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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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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另读
·另 一 种 英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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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火者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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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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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苛政何时休?
·“百年中国”读后感
·记诗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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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行路难,君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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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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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杂乱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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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之道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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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马当作活马医
·牙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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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多余的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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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中 国”读 后 感

   “百 年 中 国”读 后 感
   
   近一年多来,都在潜心重读和思考“二十世纪的中国”这部社会大书。
   但读去读来且又思来想去,始终还是觉得在这部大书里,总是弥漫着太多的黑暗和晦气。
   本来在这部卷轶浩繁的“大书”中,历史曾给予了两个大的机遇,让它写成喜剧的。这两次大的机遇,一次是孙中山历经千难万险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所开创的宪政共和;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国共两党的和谈。然而,由于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痼疾性症结纠缠在一起,最终使得它与这两大机遇都失之交臂了,从而使这部“大书”依旧“写”成了大悲剧的结尾。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铭心刻骨的痛楚和遗恨。

   
   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一悲剧的呢?
   如果说第一次大机会的丧失,是由于封建专制势力的历史惯性太强大,而革命党人的进步力量又太弱小,且在表面的胜利面前,又不能保持高度冷静的应变能力,而导致了最后的败北。那么第二次大机会的丧失,恐怕就不是出于如此简单的原因了。事实上,手执第二次大机会牛耳的人,都是在“五四”精神鼓舞下投身革命,以反帝反封建,彻底改造旧中国为已任的民族精英分子,按理是完全可以为了救千百万被几十年战乱折磨的民众于水火,而舍弃前嫌和一己的恩怨得失,共同在这片神奇的冻土之上,创建出一个民主、自由的崭新国度来的。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美好的前景和希望,最终还是被残酷的现实彻底粉碎了。
   
   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转折点上,凭借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客观、冷静的心态和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这本“大书”时,许多被历史尘封了的“老大难”问题便不能不正视。
   海外学者余英时、林毓生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走上民主、自由的发展道路,其根源在于“五四”激发出来的激进主义思潮;李泽厚则把这个思潮的根子,从辛亥革命挖到戊戍变法,甚至挖到谭嗣同身上,并认定是流血的革命打乱了历史的渐进理性。
   而国内学者朱学勤却把激进主义的根子,从文革挖到“五四”,挖到苏联,最后挖到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及其黑格尔格哲学中的历史决定论。
   虽然,这些各自见仁见智的反思和认识,并不一定都是真知灼见,但毕竟它对激进主义的影响和危害,已经有了一个深刻的共识。这其中,尤其是朱学勤的反思和认识,由于他采取的方法是由近及远,顺藤摸瓜,因而可谓是稳健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和要害。可称为是这些反思和认识中,具有着令人醍醐灌顶的洞见。
   
   但尽管如此,我以为这还不够,还未能深入揭示出这个根源的另一个阴暗面孔。它反映在民族精英分子身上,就是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王权意识。而反映在其他人身上,就是陈胜、吴广式的暴民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均贫富、等贵贱”,“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等等农民造反意识。只不过不同点是,它们都是在“革命”这个呼拉拉作响的大旗掩藏之下,于暗中达到复辟封建专制的险恶目的的。因此对于这个致命危害,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总之,“百年中国”这部“大书”留给后人的反思空间是巨大的,也是异常深邃的。它以其具体、生动而又鲜活的事实,深刻告诫着“读者”:
    ——在“写作”新的“百年中国”时,唯有在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激进主义的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封建主义,那么才有可能让我们在无望的守望之中,适时抓住任何一个惭进改变历史的小机遇。
(2010/12/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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