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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胜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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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何处寻?

   人 文 精 神 何 处 寻
   
   由《上海文学》首先发起,继而由《读书》、《作家报》、《中华读书周报》、《文汇报》、《文学自由谈》等众多报刊掀起浪淘的“人文精神”讨论,已经持续三年之久了。但我之所以始终乐于当听众,而不想参与的原因,并非我对此话不感兴趣或是没有感觉,而是我觉得这一话题从它最先提出之时,便是与我所见所想不同的。再说发起和参与讨论的人,都是我平时只有仰视,不能平视的专家和学者。因而要对他们谈趣正浓的话题,提出与之相反的看法,一则太扫兴;二则太不近人情。因为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讨论,都是对今天这个金钱当道而斯文扫地的现实,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反应。应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尝试和探索。只不过对这个意义和价值,我有些不同之见罢了。
   
   诚然,正如此话题发起人之一的著名学者王晓明所言:“人文精神的失落恐怕不是一个局部的学科现象,我怀疑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没有人文精神。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国20世纪的前半叶是知识分子企图通过重新沟通庙堂与新学术传统(即包含了西方学术传统)来恢复人文精神的尝试,但基本上都失败了。后半叶则是知识分子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失败中自觉用隔离时代的方法来保持学术的纯洁与超然,但人文精神只能是在与时代的对话甚至龃龉中产生的,它是一种知识分子所学所用的根本之道,脱离了与时代气脉的融汇也就失去了其重建的可能,所谓学术只能是一种技术性而不是人文性的研究活动,必然会导致客观上的人格萎缩。所以知识分子现在要么学苏秦、张仪去做政治工具,要么把学术看作是自我逃避的场所,这两条路都无法重建起人文精神。”(见《读书》94年第3期)

   
   而另一著名学者朱学勤,虽没有王晓明那么直捷了当,但还是道出自己的真言:中国人之所以失落了‘人文精神’,是由于‘底气不足’,或‘地气不接’。至于何谓‘底气不足’与‘地气不接’呢?他提出的观点有三:“一部分中青年学者还在炒作外来学理与概念,不接‘地气’,半悬空中,因而出现现实问题在国内,现论发问却在境外的情况;对人文理想的追求只能限定在个人,不能与政治权力结合,推行大规模社会改造,凡是对此没有边界意识的人,人文精神越强烈,他的存在方式越富侵略性;我们自己对这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并不自信,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界朋友参加,我们开个头,只不过把问题引出来,先把道路扫一下。”(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153页)
   由此见出他们发起讨论的出发点,还是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失落了。而所谓“失落”,就是曾经有过的东西。
   
   于是,我不得不带着迷惘和困惑的心情去查看历史,但遗憾的是,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中国自从以孔子的《春秋》为史以来,便有着一群客观上为统治者服务,主观上为自己建功立业的知识分子,也即士。这种人实际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孔子、孟子、韩非子那种企图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去影响和左右帝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那种以自己的知识文化为各层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另一类则是如老子、庄子那种看破人世而不与之抗争,因而采取消极避世态度的知识分子。但在这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理想人格中,都找不出那种可称为“人文精神”的因子。因为据我的片面理解,所谓人文精神首先必须是人的意识的觉醒,或者说是人的自由独立意识的觉醒。其二是社会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知识的高度认知。比如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或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然而可惜这两种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至今尚未在上述的古代圣人身上找到证明。即便到了孔子的学术传统被定为一尊,实现了道德与政治合一的汉武帝时代。此时表面看来知识分子已经是够威风了--皇帝尊重儒教知识,社会推崇“学而优则仕”。但实际看来,由朱熹推向极致的孔子学术传统,并不是建立在人这个中心之上的,而是以“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存在的现实理性的。因而连人性都被阉割尽了,又哪里去找“人文精神”呢?及至魏晋,虽然有幸产生过阮籍、稽康一类佯狂放诞,桀骜不驯,敢与黑暗势力抗衡的知识分子,但究其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而言,并不是甘心情愿如此的。
   
   随之而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在北宋曾有苏东坡、柳永;明代曾有李贽、金圣叹;清代曾有曹雪芹、龚自珍等一类清醒明白的人,为捍卫人的尊严而奋起抗争过,呐喊过。但总的来看是无论怎样拨高放大,也委实找不到那种人的意识觉醒,自由独立精神提高的因子。充其量说,他们尽管有过许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追求,甚至还有过大乘佛教那种至善境界的追求,但实际上都不是那种清醒和自觉的认知行为,而只能是那种“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无奈选择。
   至于“五四”前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它在“科学、自由、民主”的大旗挥动之下,曾荡涤过儒道合一的封建专制理论基础,并发出过不少人的意识觉醒的先声。但可惜还未形成气候,便被救亡压倒自由与人权的时代潮流淹没了。
   
   因此,当我们回头客观、理性地凝视历史时,不能只看到它的精深与博大,而无视它的空洞与苍白:
    ——“人文精神”,对于中国人不是“失落”而后寻找,反是“无中生有”,或无中寻找有。
   是的,目前正日趋严酷的现实恰如崔宜明所揭示的那样:“我们正在一个堪与先秦时代比肩的价值观念大转换的时代。举凡五千年以来信仰、信念和信条无一不受到怀疑、嘲弄,却缺乏真正建设性的批判。不仅文学、整个人文精神的领域都呈现出一派衰势。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穷怕了的中国人纷纷扑向金钱,不少文化人则方寸大乱,一日三惊,再也没有敬业的心气,自尊的人格。更内在的危机还在于,如果真的有了钱就天方地圆,自足自在,那当然可以不要精神生活,人文精神的危机不过是那批文化人的生存危机而已。但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真的可以不要诸如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就能生存下去乃至富强起来吗?”(《人文精神寻思录》15页),显然这种长期没有人文精神存在的状况,倘若再不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进而合力探求解决这一深层危机的方略与出路,那么当知识分子长期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价值要求时,所有人的精神素质和生活质量必然会受到它的消极影响和危害,而不断降低和弱智化,这才是问题的严峻之处所在。美国作家梭罗对此危害的忧虑,是颇有理性见地的。他说:
   “我们的生命都在芝麻绿豆般小事中度过,毫无算计,也没有值得努力的目标。人生就这样匆匆过去,因此,国家也受损害。”
   
   总之所谓人文精神,虽然它看起来事小,但隐含的事却大,甚至是事关人的整个内外生存环境,身心健康状况之类的大事。至于那些如何具体处理和解决这些大、小之事的操作方法,在我看来并不异常紧要。紧要的是,我们能否通过这些讨论真正找到一条自我意识充分觉醒,自由独立精神充分提高的自我解放之路,这才是最紧要的当务之急。
   
    1995.8.23
(2010/12/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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