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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数人生

   负 数 人 生
   
   人,天生是一个正数多好!
   记得我产生这个感叹,还是十三岁那年由农村小学考入城市中学时的事。那时的我,虽说无知单纯,但还是亲眼目睹了许多人世间的冷暖善恶,有时还被那些有意无意看到的丑事和恶事,刺痛得坐卧不安。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校已进入全面停课闹革命状态,同学们在教师或校工的组织下,写标语、游行、写大字报、搞大串连等等,闹得整个校园象一个兵工厂,彻夜充满了喧嚣声。随后便是揭批“当权派”,学校一位从外地调来不到一年的新校长,也成了批斗对象。

   
   运动初期的批斗,大多数还是比较讲道理的。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各造反派组织的分化对立,其批斗就越来越残酷了。先是给校长挂上黑牌、戴尖尖帽,揪着游校游街。后来便发展到做“喷气式飞机状”,轮番接受群众批判。一斗就是一整天或一个通宵。并且台上有几个专政组的猛将,时刻虎视着,若觉得他态度稍不端正,或姿势不规矩,便几人一齐上去“专政”——一顿拳打脚踢。看见这种场面,我们几个乡下来的同学都不敢往下看,便借“上厕所”为名溜之为快。
   而最使我感到惊怵害怕的,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两个刚从北方转学来的同学,由于家庭出身好,一个是高干,一个是工人,加上身材高大,被造反派选进了“专政组”。按说他们刚进校,连学校的环境都不熟悉,更别说认识谁是校长了。可他们在执行“专政”任务时,竟想得出那多恶毒的主意:比如到工厂去找工人做带螺丝的三棱皮带,用来打人;把缝被子的大号针固定在竹棍尖上用来扎屁股;用葡萄糖加小便,制成解昏迷和止痛的“救急药”……目的就是要让“当权派”尝尝群众专政的威风。后来也真把校长的肋骨和左腿给打断,抬进了医院。这中间有个细节,最令人难忘。那是校长的肋骨被打断后,喝了他们自造的“急救药”,仍呻吟哭喊不止,即被认定为“抗拒群众运动”,于是又换得一顿痛打。可以说他的腿后来被打断成瘸,正是由于他的哭叫声引起的。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哭叫声也是一种罪恶呢!
   以后每遇此情景,我便觉得人都很坏,都会有意无意地干出很多丑恶的事,而每做一件丑恶的事,人自身也就象正数被负数减去了一部分似的,总是不完整。比如我的那两个同学,虽然他们在学校很出名,但在很多同学眼里却被认为是“黑心子”,“小寡毒”,而避着与他们来往和接触。其实细究他们当时所干的那些“狠毒事”,也并不是出于什么个人的目的,而只是被革命口号激发出了自身潜在的邪恶。
   
   后来我毕业回乡了,以为在农村不会看到城里那些令人恶心害怕的事情。然而回乡不久,“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那是春节后的一个夜晚,几个值勤的基干民兵,在公社院外的小屋里,“捉奸”到了一个公社干部。刚捉到时,其男女双方均已大致穿戴整齐,可捉奸的人们却不罢休,而强迫双方都脱尽衣服,再将他俩赤条条地捆绑在院外的大树下,让几百个闻讯赶来看稀奇的男女老少,点着火把象看牲畜和野兽一样观看。
   直到第二天才让他们穿上衣服,肩上各挂上三、四十斤左右的木牌,上面写着:大毛驴某某,再往他们屁股上吊一根毛驴尾巴。然后,再让他们手中各拿着一只锣,逢人便敲打几下,随着便自己向来人介绍:“我是大毛驴,我不是人!我……我……”。并且每到一个队交待完毕后,夜里不是关在牛圈就是马厩,真的成了地道的毛驴了。
   此事我曾问过一个参加批斗的基干民兵,他是我家的一个远亲,说话自然不渗水。他说:“上边喊这样整,我们就这样整。再说那婆娘也当真漂亮,那个不想看点便宜。”
   从他那诚实而又纯朴的话语中,我方才省悟到,丑恶的事并非城里人会干,乡下人也一样会干。区别仅在于城里人干得更文明,乡下人干得更粗野些罢了。
   这是我又一次对人性产生的惶惑和悲哀,虽说那时我还年仅十六岁。
   
   随后的我,由于生活所迫,也曾长期追逐在为生存和发展的浊浪中,时时被它污染、淹没。甚至还为自己的切身利害得失,做过不少知恶为恶的事。对这种无可奈何的人生感受,我在二十年前发表的一首小诗中,曾有过吐露,全诗如下:
   
    小荷花
   
    妈妈,请别责怪孩子的过错
    我不是乖乖儿
    也不是个孝子
    那日,只因山洪泛滥,沉渣浮起
    我不幸受了害;
    ——出了污泥
    也染上了污泥
   
    不过妈妈,请放心吧——
    你看,那污泥已经沉淀
    静洁的湖面荡开笑靥
    和煦的春风送我新衣
    不正催我快快充实自己
   
   这首小诗不能说写得不真实,因为诗中的我与生活中的我,原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只不过其矛是内在的、艺术的,而盾是外在的、世俗的。也许这种激烈冲突对立的求生体验,一般人都或多或少有过,其中又尤以我们那代人感受最为深刻。
   当然从诗歌的角度看,我把自己的“出于污泥而已染”归于“山洪泛滥”、“沉渣浮起”等外在邪恶势力所迫,是为了营造那个特定环境的恶劣,以调动人们趋善抑恶的审美情趣,可谓是合乎艺术的。但每当我用另一种目光,重新审视自己的心路历程时,方才发现自己的许多内心真实,并不都是无私无畏的。甚至许多地方,还有着不少“小我”的因素在活动。正如我在这首诗中,虽然以艺术的手段揭示了人在被污染被损害后的求真向善本性。但却不能完成遮掩住自己的另一面:即那种在邪恶势力面前萎缩怯懦,抑或屈服认同,也是普遍的人性。唯有极个别既食人间烟火又不为它左右的人,才能够免俗和例外。
   
   我为何要如此恶言自己的人性呢?
   原因么?很简单。
   我自幼便亲眼看到过许许多多的人性之恶事,所以总觉得人的趋善避恶,极少是出于自觉自愿,而大多都是迫不得已,比如迫于法律、道德、人伦、感情、或是严酷的自律等等。
   因为我至今还记得未上小学前,村中父老教我朗诵的一首小“诗”:
    老师教我人之初,
    我教老师X母猪。
    老师教我性本善,
    我教老师爬牛圈。
   而这,便是我最早受到的人性教育了,以致许多岁月流逝过去了,我还会时时念起这首充满着原始文明的小“诗”,并从中去感悟人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善与恶。
   由此我觉得,那种认为自己天生只能是一个正数的人,由于忽视了自身潜在的恶,因而便常常容易把它当作善去为恶,或者干脆以善的面目去到处作恶,甚至还会公然把自己所作的恶,统统归之于环境与社会,仿佛自己真的毫无责任似的。这种人,即使我们暂且认定他天生是一个正数,但由于他后天所作的恶而形成的负数,已大大超过了这个正数,自然便使它成为了一个正小于负的负数。这种人生,在我看来无论多么辉煌、伟烈,也是负债于人的。
   生活中,那些凡是能够意识到自己本性中的恶,即天生是一个负数的人,由于知道自身潜在的恶,故而便能够迫使自己去抑恶为善,最后慢慢使自己所作的善超越自身的恶,让人生真正成为一个正大于负的正数。这种人生,不正是人所追求的完美境界么?
   每当我想到这些,就自然要想到自己:
   虽然我的人生至今还是一个负数,但我愿时时用心去争取每一个极小的正数,即使这个正数是与我无缘的也罢。
   
    1985.10.1
   

此文于2011年01月1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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