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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渴而求不死

   道渴而求不死
    ——读李锐《旷日持久的煎熬》
   
   关于韩少功的新著《马桥词典》的创意权之争早已耳熟,但该著究竟“曲高”几许,我至今尚未细细静心欣赏,不敢妄加议论。但读完李锐《旷日持久的煎熬》(《读书》九七年第五期)一文之后,凡心实在被灼痛了好些天,以致耐不住想说几句并不高见的话。
   通篇读尽该文,虽说它的话语主要是就《马桥词典》而展开的,且也确实道出了许多所见不凡的新东西。尤其是他对于《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词典》的横向比较与纵向分析之论,实可谓是慧眼独具,冷语动人,仅寥寥数笔就将众多令人惶惑不解的疑义,一下子道了个清水一边淌,浊水一边流,这严然是时下一般职业批评家们所难以企及的。原来韩少功之所以遭人非议,被人背后指指点点,是他不象那些独占风流的文学聪明家那么聪明地从别国那里窃得“酒瓶”来,实质是装自己的“水”。权反,而是傻乎乎地固守着鲁迅的旧路“从别国那里窃得火来,本意是在煮自己的肉!”因而,也就极难得到庸众的礼赞了。

   
   由此联想到当前的文化状态,真不知该说是比鲁迅时代上进了,还是后进了?记得鲁迅当年的代表作《狂人日记》问世时,并非没有人不知道他是“窃”果戈理的小说之名和文体形式的,但却没有多少高人去揭其短而毁弃之,反是尽皆冲着他所“窃”到的实与质,进行论短说长的。故此,才有了新文学运动这一奠基之作的地位。这些,《新文学史料》均有详实记录,勿需赘言。
   而我感到李锐之文最灼痛我的地方,其实也就是他一再念记的“眼光”和“尺度”话语。
   曾记得李锐和韩少功一样,都是“新时期文学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都曾相继为今天的到来作过呐喊和抗争。只是近年来,由于彼此的视角和指向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而产生了不同的各自与时代的对应方式,这在韩少功方面,是变化得越来越会“窃”别国的火,煮自己的肉,以致煮活煮鲜了“马桥人”的肉。可在李锐方面,则是变化得越来越与众格格不入,与俗难于为伍了。这也即是他所自觉坦然承受着的“旷日持久的煎熬”。如换用我的话说,就是在现世世界的一片聪明取向中,唯一残留下的一丝担当苦难的勇气。事实上,当李锐咬牙提出“我们中国文学,我们中国作家,我们每一个还想从事文学的人,在当今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文化格局所限定的人类处境中,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深刻表达自己”这一屈原式的“天问”时,就已见出他已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文化的殉难者了。因为时下的大多数文学同类们,早就已经视鲁迅为老朽和迂腐之辈,而纷纷进入“后现代”的精神状态,潇洒着“现代化”的日子,又哪里有闲情别趣去空谈什么“煮自己的肉”,“旷日持久的煎熬”等等非物质主义的问题了。
   
   然而奇异的是,世间之事总是永远难尽然,有聪明家,必然就有愚蠢家。读它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我虽不敢断言说他就是鲁迅一类“窃别国的火,本意是煮自己的肉”的愚蠢家,可至少可以说他是一个从别国哪里窃得“酒瓶”来装自己“好酒”的创新者。仅此一点,我以为李锐内心板结的沉重还是可以得到些许慰籍和轻松的。这里,我想起傅雷先生有句震撼心灵的话,似乎也是就这个意义而说的:“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约翰•克利斯朵夫》译者献辞,最初载于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卷首)。故而,我们深知自己“道喝”,说明我们尚求不死和不甘于死,我们还有韩少功一类不识“后现代”的愚蠢家在,说明我们还有可望再生于绝望之中。
   至于李锐提出的屈原式的“天问”,我以为我们正设身处地的现实状态,似乎已到了“不愿做没文化的人们,起来,起来……”的时候。否则,再沿着“先锋”、“后现代”、“痞子”的聪明之道阔步前进下去,那么我们真的只有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而后以“未至,道渴而死”这个历史的宿命而果了。
   
   也许,我们与李锐的使命,就在于反抗这个历史的宿命。
   何以反抗呢?
   我想了许久许久,答案总是若有若无,时隐时现,使我感到自身智力的苍白和有限。或者说它实际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而无论我怎样“鞠躬尽瘁”也是劳而无获的。
   故此,特将我的这一困惑难题道出,以就教师长友朋指引。
   总之,“道渴而求不死”,这是一个问题。
   
   1995.6.9
(2010/12/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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