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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而大惑

   四十而大惑
   
   记得我二十岁那年,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上读到这样一个趣事:著名作家郁达夫,由于深恶痛绝国人的怀古恋旧的保守情结而说了一名愤愤然的话:“中国人过了四十岁都该死!”
   此话出口后,引得舆论一片哗然。而到郁达夫四十岁生日举行大典时,众多文化名流前往朝贺,不料鲁迅竟调侃他道:“不知我今天是给您祝寿好呢,还是送葬好呢?”当即弄得郁达夫尴尬之极,久久未能找到辩答之辞。
   

   随后再读林语堂的书,见其中一名含义大致相似的话,很象是在替郁达夫解难:“中国人一到四十岁,就抵抗不住父亲留下的瓜皮帽和平底鞋的诱惑”。
   回想那时的我,虽说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话的含义,可个中道理还是明白的。只是由于自己当时正处在年轻气盛的锐意进取阶段,总以为自己与世人不同,自然可以例外,能够成为“不该死”的少数人之一。
   
   但当我真的到了四十这个人生大限,而不时想起自己的人生之路和心路历程时,心底便会油然涌出郁达夫、林语堂所说过的话来,使自己怏怏不快起来。
   平心而言自己的话,我自幼读过的书较少,其中读到的古书就更少了。因而从我自身受到的教育和影响看,按理应该成为最少怀古恋旧的保守情结,最少因袭保守意识的人。可我的内在真实,却不是这么干净、纯洁的,比如我一向是安于清贫的,但当我看到那些比我傻和笨的人富了阔了时,心中就会生出:“均贪富,等贵贱”、“杀富济贫”的念头;比如我表面上是向前看,向上比的,可在骨子里,还是常常善于朝后看,向后比的;比如我从来就厌恶那些“句句是真理”的话,但在家里,我的话则又不能不是“句句是真理”的……
   如此这些,若要我坦诚面对自己的话,可以这样不无自贱地说,大凡鲁迅笔下鞭答过的国民劣根性,我或多或少都有,甚至还有不少封建落后的东西,也会不自觉地在我身上表现出来。
   于是我想自己之所以如此,无疑是与读书少、学问少、见识少、修养少有关了。而要改变自己,就只有多读书了。
   
   然而,等到我又读了不少书,认识了不少有大学问的人时,再回头细想那些曾经想过的人生疑问时,仍还是不得其解。
   这是由于在我所读过的书和了解的人之中,虽说其中很多都是有着大家风范,且又有着不少发明创建于后世的人,但只要用心把他们四十岁之前和之后所说的和所做的稍稍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许多前后判若两人,互相抵牾的东西。这种例子。远的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近的就太多太多了。中间竟连鲁迅这样伟大的人,也会由四十岁之前的民主进化论者,变成一个至死不承认民主宽容精神的固执已见者。
   这些,也就是我怏怏不快的缘由了。
   
   直到此时,我方才明白过来,原来被郁达夫斥为“该死的那些东西”,被林语堂责为“抵抗不住”的怀古恋旧意识,并不会以人读书多少,有无学问而存在,它们实际上早已就内化进了每一个国人的父精母血,再默默传递到了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成了人的一种内在本质。故而要想改造它们,则非用大智慧,花大功夫不可。不然的话,即便就连孔子为自己拟定的做人标准和人生境界:“二十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可到他六十三岁时也还是未能达到。
   
   所以我想,“中国人过了四十岁都该死”,未免太偏颇,也大可不必。但中国人真的到了“四十而不惑”之年,仍然对自己潜意识中的那些“该死的”东西,充满了自负和自信,那就必然“抵抗不住父亲的瓜皮帽和平底鞋的诱惑”,而会不自觉的走向自己四十岁之前的反面。由此而言,“四十而不惑”的结果,就无疑是“四十而大惑”了。相反,那种真正能够自知、自觉“四十而大惑”的人,或许会由此真的不大惑了呢?
   
   
   

此文于2010年12月2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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