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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多余的话(后记)

   并非多余的话(后记)
   
   今年川南的秋老虎,异常的威与猛。当我强忍着它的淫威与暴虐,静心将尘封多年的“遗腹子”——《负数人生》、《东方维纳斯》两本书的残稿,一一整理、润饰,准备交给当代著名出版家贺雄飞先生集结出版时,窗外已不时有秋叶飘过,预示着一个充满憧憬的金秋,正缓缓向我走来。面对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想起了自己二十我前发表过的一首小诗《秋讯》:
   感谢酷热
   感谢冰雹

   我扔下了一地的枯枝与败叶
   我身上,虽遍布着创痕
   但我每一根紧张的神经
   都坠满了累累硕果
   我终于骄傲地发现
   ——我成熟了。
   
   于是,我走向世界
   带着霞光
   挤进迷惘的心田
   带着春风
   吹绿干枯的梦境
   去点缀
   美的生活
   去进行
   新的春播……
   
   然而客观地反观自己,我其实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生于1953年,至今入世已有50年之久。这即是说,在这不算短的50年之中,象我这样普通的人,中国至少已走过去二、三十亿之众了。这其中不知有多少无论知识、还是智慧都高出我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人。而我之所以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奉献出了一个秋收的信息。或者说,是以别一种方式,向世界表达出了我对新生活、新文明的向往和爱意。究其原因极其简单,只因我普通,所以才丰富而深刻。
   我生于西南的边陲城市攀枝花,祖辈都是地道的农民,我的父母更是连斗大的汉字也认不出几萝筐的人。因而从DNA看,我本是属于那种先天与知识和文化没有血缘关系的一类人。所幸的是,由于我自幼便养成了爱读书、好交友的习性,因而在那个几乎没有书可读的荒唐岁月里,还能通过各种朋友借阅到许多古今中外的好书。由此之故,才有幸同许多比我年长,且又博学和睿智的人成了良师益友。其中,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作家和诗人丁厚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诗人和教授李舸、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的学者胡平,均是我青少年时代知识上和精神上的导师和引路人。而这无疑是比我所受到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更受用一生的东西。
   至今,虽然丁厚生先生已英年早逝,李舸先生已学有所成,胡平先生已成了海外著名游子,但他们在我年轻时,对我诉诸的那些关于真理和正义、自由和民主及其爱与善的启蒙教育和影响,却是我至今仍铭心永记,不敢忘却的。故而,我才会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不管遇到什么逆难或变故,都能够始终处于一种对社会和人生有感想发、有话想说、有事想做、有梦想圆的向上心态之中,而不至于象许多我熟知的聪明人那样,还未达到郁达夫所说的“中国人过了四十岁都该死”的年限,便已学会、学精了一套低飞的本领,而对社会和人生失去了方向和感觉。
   这无疑是我应首先向他们致谢的。
   
   其次,由于我在这两本书中所反思和批判的价值指向,都多少触及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敏感部位”,或揭到了中国文化人的一些“老底”和“伤疤”,因而有必要说几句并非多余的话。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说到底,主要是由它的文化人创造的。至于这个文化本身究竟有多少灿烂和优秀之处,其实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当我们反思中国历史时,尤其是中国文化史时,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迫使着我们不得不“睁了眼看”: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真的正如鲁迅先生所洞见的那么,是一部“瞒和骗”的历史。而中国文化作为这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自然也就脱不了这个互为因果的连带关系。或者反过来说,也许正是中国文化中有着这种太多的“瞒和骗”因素,因而使得中国历史总是跳不出血和泪的因果循环,始终抹不去灾难深重的斑斑印迹。由此不难推想,既然中国文化尚且如此,那么作为它的主要创造者的文化人,难道又脱得了这个关系么?
   所以,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来反思中国文化时,不能不抱着比五四一代人更客观、冷静的态度,对它的文化人进行更理性、更深入的认识和批判。
   而这,其实也就是我写这两本书的主要追求和目的。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会那么黑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会如此步履维艰,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和它的文化人所具有的糟粕性和劣根性参与了因袭滞后的合谋。因此,中国要真正迈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必须首先致力于改造中国文化人的国民性。同时,也唯有使中国文化人的国民性得到了根本改造,也才会有一个充满民族生机的新文化茁壮成长起来,进而把整个国家和民族推向前去。
   
   故而,我们不得不把审视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文化人。这里,特把赛妮亚先生关于文化人的理论阐释发挥一下,或许更能切中其弊。即他把文化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反动的,一类为正动的。而据我的理解,所谓反动的,就是指那种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为现存制度、现存意识、现存文化“帮忙”和“帮闲”的文化人。或者,是指那种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在现存制度、现存意识、现存文化之中,拼命窃取功名利禄的文化人。而所谓正动的文化人,则是指那种企图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打破旧制度、旧意识、旧文化的桎梏和壁垒,并竭尽全力去革新和改变它们的文化人。若换用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的话说,就是指那种“用带血的头颅去撞击现实理性的阐门”的人。或者再进一步说,它就是指那种始终坚持着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并高扬着理想主义的旗帜,企图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开启人的心灵和智慧,把社会和时代推向前去的人。
   对此,倘用这个标准和尺度来审视中国的文化人,结论便有些令人尴尬了。因为中国文化自晚清往上溯,直至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它实际所具有的大多是第一种人。而自晚清晚往下溯,第二种人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开始产生和涌现出来,并出现了以严复、康有为、谭嗣同、陈天华、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鲁迅、胡适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正动的文化人。但可惜这种好态势,又很快被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给无情打散。所剩无几的种子和火苗,最后却又被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浩劫给摧残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于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的不断涌来,因而第二种人表面上是成几何级数般的增多了,甚至可以说是蔚成了人才济济、十步芳草的正动发展态势。然而,当我们透过这一外表的繁荣表象,便又难免会悲观起来。究其原因则在于这些可称为正动的文化人,他们其实尽心竭力所做所为的,并没有真正给我们带来多少把社会和时代推向前去的启示,或创造出多少新文化的进步因子。这就不难见出中国的文化人,中间包括那些已经走向正动的文化人和那些优秀的文化人在内,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仍顽固地残留第一种人的特征和本质。故而,我们当此之时应该做和必须做的事,也许只有这样一个明智的选择:那就是唯有不遗余力地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人身上尚残存着的反动情结及其病态人格,才能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找到新文化和新文明的强大支撑和后援。
   可以说以上这些浅见,正是我在这两本书中所试图探求的。其目的仅在于抛砖引玉,以就教于老师和智者而已。
   
   最后,关于这两本书能够成为今天这个象书的样子,有两个人是不能不提及的。一是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先生。记得我们88年相识时,他便一再鼓励我要多读、多写。而当他看到我写出的《东方维纳斯》刍稿时(当时名为《骂娘集》,仅有几十则),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后他调到省城,又经常出入国内外,可仍不忘时时关心和过问。故而激励着我无论处在什么境遇下,还能够坚持写下去。二是贺雄飞先生。记得我第一次萌生向他求教的冲动,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由于我刚读过由他主编的《黑马文丛》、《知识分子文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丛书》、《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内心顿时被书中那些闪光而迷人的东西点得亮亮的。激动之下,便将两本书的部分残稿寄给了他。可料想不到的是,他不仅亲笔回了一封让我倍受鼓舞的信,还赠给我几本他刚编辑出版的书。平心而言,我之所以能有勇气把这两本书整理出来,他无疑也是“助燃剂”之一。虽然我们至今尚未谋面,不知彼此是个什么样子,但我总觉得与他早就“知己知彼”了。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相逢时,彼此想说的话一定是“不要说,不要问,一切尽在不言中……”
   此外,在这两本书成书的十多年中,妻许川、女儿李薇曦均给予了许多学理上和生活上的帮助与支持,借此聊以谢意。
   
    李 咏 胜
    二○○三年九月八日
   

此文于2010年12月2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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