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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悖论

   反腐败的悖论
   
   当今的中国社会之病,不知有多少种。但在我看来,其中最为难治之病,当数官员日趋肆虐的贪污腐败之风了。因而当此之际,探索如何医治这一中国难治之病,便显得比什么都还要重要和紧迫。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进步历程告诉我:发展虽是硬道理,但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更是硬道理。倘若后者屡屡受害,前者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石与依托。所以西方知识分子,总是以关注后者而赢得社会尊敬的。故而从这个意义说,当今官员的贪污腐败,已成为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大危害之一。不反对它,民无宁日;不遇制它,国无宁日。
   
   那么当今的官员贪污腐败之风,有哪些显著特点呢?

   答案,也许是世人皆知的,也许是世人敢怒而不敢言的。那即是:官员贪污腐败的时间越来越短;人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
   何谓时间越来越短?此指当今官员贪污腐败的时间周期,在不断加快。这是由于过去的官员任期长,有的甚至是终身制,而当今官员的任期一般为四年一届,最多为八年二届。故而迫使官员不得不在任期内,只有尽快中饱私囊,及早暴富。短的,在二、三年之内。长的,则在四、五年之内。何谓人数越来越多?此指当今官员贪污腐败的人数,已由过去的一、二人,扩展到数人、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如最近爆出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案,涉案的处级以上干部竟多达265人,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达50余人。而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贪污案,涉案人除区委、区政府主要官员外,还包括局、镇长十余人。难怪社会上到处流传着这样的传言:拔出萝卜带出泥;贪官是大哥,弟兄一窝窝。何谓数额越来越大?此指当今官员贪污受贿的数额,已由过去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扩大到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之巨。这似乎又应验了二十年前那句鼓励人们积累财富的民谣:十万不算富,百万才起步。但不同之处是,当今官员的这种暴富,却是以祸国殃民为代价换取的。
   
   以上种种情形概况起来,其实仅说明了一个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官员的贪污腐败之风,委实已经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猖獗程度。为了陈述其利害,姑再举一例:北方一大钢铁公司三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都由于贪污腐败而落马,其中第一任在位七年,非法敛财三亿多元;第二任在位五年,非法敛四亿多元,参与者二、三人;第三任在位三年,非法敛财六亿元,参与者七、八人。对此社会怪现象,曾听不少有见识的百姓茶余饭后感叹说,反贪官不如不反贪官划算,今天这个吃饱了的贪官走了,明天那个未吃饱的贪官又来了,准会吃得更快、更多、更狠。此意若换用通俗的话说,就叫做来了一个饿肚子的,凶过几个饱肚子的……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它们均从社会的深层面折射出一个悖论:当今中国社会官员的腐败之风,反也难,不反也难——若反,需要社会付出滞后发展的成本;若不反,既需要社会付出贪官所需要的暴富成本,又需要社会承担由于不公平和不公正所带来的不和谐成本。且更为两难的是,在现行体制之内反腐败,往往只能使腐败者的反腐败抗体越来越强,手段越来越高明,胆子越来越大,进而使现行体制成为他们贪得无厌的温床和乐园。最终,使反腐败成为一个耗费社会成本极大的近代西西弗斯神话。
   
   当然对此困局,不少社会精英采取的价值选择无疑是维护前者而牺牲后者,这即是走东南亚发达国家之路。而东南亚发达国家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牺牲社会公平和公正,而公开认同腐败化。众所周知多数东南亚发达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其实都是军人专治,官商合一的专制政体,故而官员不贪污腐败反而才是奇闻轶事了。因此重蹈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覆撤,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异常惨重的。倘若弄得不好,社会一旦出现不和谐状态,又焉能求发展呢?由此见出,以贪污腐败去换取表面的社会发展和和谐,俨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中国封建社会总是动乱不已的总根源。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总是处于无序状态,官员的贪污腐败得不到根本遏制就是最大祸根之一。因为事实上任何发达国家,都是以高度遏制官员的贪污腐败,全力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而凝结起民族向心力的。故而中国真要大发展和大和谐,唯有将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作为最大的硬道理——“纲”与“本”来抓,才可能走出中国社会的“百年孤独”,而坦然跃进到世界强国的行列。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菲律宾、印度尼西尼、马来西亚近年频频出现的社会动荡,就是前车之鉴,怎不值得记取。
   
   那么,随之而后的中国社会最终怎样才能遇制贪污腐败呢?
   结论,我终不能得,而只是提出一个浅见的悖论而已。
(2010/12/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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