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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马当作活马医

   死马当作活马医
   
   我青少年时代所经过的那段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由于成天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既同着呼吸,又共着命运。因而当地农民那种朴实、憨厚的民风民情不仅使我深受影响和薰陶,还有意和无意地左右和支配着我的性格与命运。尤其是他们那些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许多俗语和熟语,虽然听起来粗俗不雅,可一旦用心去琢磨,体会,便会发现它们之中所包含的社会和人生道理,竟是那么丰富而又深刻。有时,我甚至觉得它们比我从名人名著中所学到的语录、格言有意义和价值多了。也许,正是农民这些朴实无华的俗语和熟语的耳濡目染,构成了我既粗俗又文化、既通俗又恶俗的双重人格。以至现今回忆起来,对早年的记忆还是认同的多,否定的少。这里略举几例至今还让我耳熟能详,又能“活学活用”的,供消遣与赏析。
   
   当他们遇到有生命危险之事,可又不能不冒险去反抗时,就会这样自我安慰道:

   
   “管它的,干吧,该死的鸡儿脚朝天”。
   故而让人从中感觉出一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豪迈之气。
   当他们遇到某种明知做不到的事,而又被外力强迫去做时,便会这样反抗道:
   “这不是逼牯牛下儿!”
   故而让你从中感觉到这件事的荒谬和反抗它的强烈程度。
   当他们遇到自己做的事与别人做法不一样,而受到指责和反对时,就会这样自我辩解道:
   “我是杀猪杀屁眼,刀路不同。”
   故而让你从中感觉出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勇气。
   当他们遇到那种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人,而又劝说不住时,便会这样挖苦和嘲讽道:
   “你这人是捏着××冒充六指!”
   故而让你从中感觉到他的无知和可笑。
   当他们认为某件正义的事已无力做好,可还想尽力为之时(或某人患了不治这症,可仍想尽力医治时),便会这样鼓励和劝慰道:
   “再试试,死马当作活马医”。
   如此之类奇言妙语,还有很多、很多。
   只是这些奇言妙语,由于随着我后来人生角色的不断变化,如曾当过教师、干部、秘书、记者等等,因此许多都不敢再使用和传承了。但唯独对“死马当作活马医”一语,则是深记脑底,并常常挂在嘴边的。
   我为何会对这句饱含农民朴素感情的俗语念念不忘呢?
   其实,说起来道理既简单又明白。
   
   我自走进社会以来,由于家庭贫寒,社会地位低下,可说是属于那种要钱无钱,要关系无关系的弱势人群。因而不可能象许多我所见所闻的人那样,只因祖坟埋得好,父辈们属于那种要权有权,要关系有关系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处在那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顺境状态。而我却相反,几乎是每做一件事,每向上一步,都处在那种无一事不靠自己苦斗能够做成的逆难状态。记得我初次报名参加角遂 “工农兵上大学”时,因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一个只读过小学四年的半文盲,竟把我挤了出去。第二年,根据生产队、大队、公社的逐级推荐,我总算有望入选了,但最后又被公社党委书记的侄女,一个小学未毕业的丑姑娘给代替了。此时的我,伤心恢心连在一起,已是什么希望也不敢有了。而只有成天象高尔基笔下的小人物那么,白天拼命地干活,晚上拼命地喝酒。并把《神曲•地狱篇》中地狱之门的碑文,当做了人生的座佑铭:“把一切希望摒弃吧!”甚至还将惠能和尚的那句著名佛语抄写在蚊帐之中:
   “菩提本无树,
   明镜也无台。
   佛性本清静,
   何处染尘埃。”
   直到第三年,我本已没有什么奢求,决心在地球工厂,白云车间“修地球”以终老了。但到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是忍不住去报了名,心想反正没希望,就算 “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可预想不到的是,我这次竟侥幸如愿了。虽说最后还是被一位父母与市教育部门有关系的人,临时给改换了入省立师范的通知书,仅让我进了市立师范,但这对我来说已是天赐之福,足矣了。所以许多年来,我便把这句本身并没有多少深刻哲理的话,当做了自己人生的座佑铭之一。因为生活中不少切深的感受告诉我,人在逆难困境中的奋起和拼搏过程,实际也就是那种明知不可为,却偏要勉力为之的精神和勇气。至于真能成功与否,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在此情此景中自己所持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而这一切又难道不是农民这句俗语“死马当作活马医”所隐含的深刻意义么?
   
   后来的我,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时时处于被凌辱和被损害的境况之中,总是找不到反抗邪恶的精神支撑。当此困惑迷惘之时,不知怎的竟想起了青年时代所爱戴和敬仰的导师鲁迅,想凭借着他那种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勇气和精神,去驱除压在自己心中“坟”一样的晦气和黑暗。因为在我看来,鲁迅在他那一代伟人之中,无疑是一个最有历史使命感和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但读罢《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鲁迅年谱》之后,又觉得鲁迅其人实际是最不易于为我辈凡夫俗子理解和把握的。其内在原因,并不是他的作品太艰涩和晦暗,而是他蕴含与倾注在作品中那种独步千古,旁若无人的雄浑之气,让人太难接近和体验。所以,每当我走进鲁迅时,实际便是一次我与自己的搏斗和斗争。此等内心感觉,想必看过巴金赴抗美援朝战争后所写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人都能理解。在这部电影中,英雄王成在后无援兵,前是强敌的生死关头喊出了一句话 “向我开炮!”(位置)而这种境界,其实也正是那种“虽九死犹未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的舍身忘我境界,而我作为一介草民和文弱书生,怎么能不余悸重重又畏葸不前呢!因而那些对鲁迅的所谓爱戴和敬仰之情,并不是纯洁无瑕的。
   
   唯有到了二十世纪之未,当社会走到了没有什么主义不可以解构,也没有什么圣贤不爱权和不贪钱的迷途,使我时时处在“该走的不走,该来的不来”的精神危机状态之中时,方才又一次想起起了鲁迅。并试图先用全身心的力,去吞咽着那一颗颗被自己咬碎的牙,然后再一步步地走进鲁迅,认识鲁迅,理解鲁迅,以祈求从他身上尽可能多些找到那种战胜荒谬和黑暗的精神力量。
   由此心境来看鲁迅,我终于认识到他其实是人不是神。而他之所以被后人景仰和崇拜,并不是他比凡人多了什么神性,而是他至死不渝都象我所熟识的农民那么,始终坚守着那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信念和情操。
   
   记得鲁迅早年考入水师学堂,后又进矿路学堂,留学日本后改而学医,只因看电影时,看到中国人因做侦探被斩而围观的中国人竟麻木不仁的情景刺激,又愤然改医学文。心想治一人之病,不如治一国之病,而治一国之病,当思想文化莫属了。但回国之后,大约十年间均未见他在这方面有什么举措和建树。
   那么他此时在干什么呢?
   他在火山一样的巨大沉默中,冷眼凝视着这个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周遭环境和他所爱所哀的吾土吾民。
   而他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就是吃人和被人吃的历史,就是瞒和骗的历史;
   他看到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间没有光亮又密不透风的铁屋子;
   他看到中国社会的积贫和积弱,其根子在于整体的国民性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和“甘于为奴” ;
   他还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惯于为统治者充当“帮忙、帮闲、帮凶”,甚至充当“二丑”、“隐士”、“奴隶总管”、“革命小贩”等等。
   应该说鲁迅作为一个人,一个由于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瞿秋白语)的人,他的眼光和胸怀无疑是超凡卓绝的。甚至可以说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尚无一人可谓为比肩企及者。故而他死时所覆盖的那幅挽幛“民族魂”,虽说有不少意识形态的因素参杂在里面,而被后来的政治斗争所利用,但从他终其一生的言与行看,他委实不愧为一个竭诚救治过中国之病的民族英雄和医圣。
   
   然而,当我平心静气地走进鲁迅,客观地审视他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时,我还发现他对自己后来诊视出来的中国之病,并不是那么底气十足,敢于妄言“包治百病”的。记得他曾不止一次对人直言自己只能是“诊出病灶来,以引起医生们疗救的注意”;“自己掮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甚至还大胆坦诚自己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与黑暗捣乱而已。”由此见出作为人的鲁迅,并不见得就是一向大智大勇,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他曾经这样说:“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若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写在坟后面》)以至他后来与许广平并不磊落的婚姻以及晚年的种种求功近利心态,均从人性的多面性反证出他毕竟还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而他之所以永远值得我爱戴,其内在精神资源就在于他明知自己救治不了中国之病,但只要“一息尚存”,自当勉力为之的那种超人境界。
   
   二十世纪之后的中国之病,虽然已不是鲁迅所在世时诊视的那种平面状态。但它的多元化其实还是共生和潜藏在那个一元化的平面状态之中。所以当我们走进鲁迅并试图超越鲁迅时,还必须回到他为之抗争的那个起点上来——医治中国之病不成,退而耐心诊视中国之病,再不成的话,就是竭尽全力在其中做些与黑暗捣乱之事,不能奢求太多。而我数十年来之所以忘不了农村,其实并不是农村生活使我眷恋,而是农民那些真实、纯朴的言与行让我想忘也忘不了,比如我至今仍执迷不悟所作的事,都不过是实践着农民们的真理——“死马当作活马医”罢了,又有何不乐哉!
   
    199.12.8
   

此文于2010年12月2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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