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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十四)

104:“贫困地区人民笙歌劲舞迎锦涛”
   
   
     ●《云南日报》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非同寻常地发表了韩声雄撰写的七千五百字特写《执政为民心系百姓——胡锦涛同志视察云南纪实》。胡锦涛是七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在云南视察,他走后第三天,省委机关报就刊出这样的重头文章,配上多幅图片,堪称神速
   

     与所有中共体系中生产出来的关于领导人的文章相似,此文中也免不了“乌蒙山欢呼金沙江笑,贫困地区人民笙歌劲舞迎锦涛”这样肉麻词句,读者只能忍受这样的代价,从文章中搜寻实在的信息:
   
     七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锦涛同志从北京坐飞机直接飞到我省扶贫开发的主战场昭通市。吃完午饭,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昭阳区靖安乡五星苗寨。首先走进寨子中心的寨上小学,了解学校情况。当村主任王国华介绍这个单小曾出过六个大学生、二十七个中专生、六个高中生时,胡锦涛连连称赞,并提出要见见教师。在校长李光富的宿舍,胡锦涛详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的生活情况,询问教师能不能按月领到工资。在张正光家,锦涛同志关心地询问他家粮食够不够吃,能不能接上茬……村干部告诉锦涛同志,张正光由于才分家,底子比较薄,再加上文化水平低,农业科技措施运用少,创收办法少,种养殖业效益不高,虽然已经解决了温饱,但在寨子里还相对贫困一些。走出张正光家,村里的苗族群众穿著民族服装,自发地夹道欢迎亲人。跨进富裕户张光剑家大门,张光剑和父亲、母亲、妻子、孩子十分高兴地迎接锦涛同志。陪同锦涛同志视察的省委书记白恩培对主人说,中央领导看望你们来了。张光剑的父亲张文跃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紧紧握住锦涛同志的手不放。旁边的人有意考问张文跃,你知道中央首长叫什么名字,张文跃直呼其名:“胡锦涛。”引得锦涛同志和满屋的人哄堂大笑。张文跃骄傲地指指旁边的彩色电视机对锦涛同志说:“在电视上我们经常看到你作报告。”……
   
     ●一口气视察了几十个单位
   
     特写继续说,胡锦涛“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八十年代,他在贵州任省委书记时,就到毕节和毗邻的昭通作过考察。所到之处,贫困面之大,贫困程度之深令他感叹不已。今天贫困地区的农民生活确实有了很大变化,尽管他们仍然还有困难,但是,现在的困难和过去不是在一个层次上。告别昭通农村,胡锦涛又驱车前往该省工业比较集中的曲靖市。特写说,在曲靖市,锦涛同志视察了曲靖卷烟厂、曲靖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曲靖珠江源纺织有限公司、曲胜高速公路、曲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烤烟基地生产情况。在曲靖珠江源纺织有限公司,他走进困难职工黄永跃家,家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锦涛同志和黄永跃老两口拉起家常。黄永跃告诉锦涛同志,他家有四口人,低保加其它收入共五四五元。锦涛同志对随同的市委书记王学智说,人均生活费一三六.二五元,仅只解决饥寒问题,但是解决不了看病的钱,孩子上学的钱。再提高低保标准,一是财政有困难,再是负作用大。对低保的特困家庭,在看病、孩子上学等方面要研究助困办法,使他们过得去。当黄永跃告诉锦涛同志他家的两个孩子分别在曲靖、昆明读大学时,锦涛同志连连称赞。在麒麟区越州镇视察烤烟基地时,锦涛同志和一个在田间搞管理的农民交谈起来,当他得知这个名叫念建友的农民是退伍军人,已经退伍五年,每年仅种烤烟收入就是一万多元时,就亲切地说,来,我们握握手。更进一步交谈,得知念建友曾在西藏当过兵,而且就在军区大院里时,曾任西藏军区政委的锦涛同志高兴地说,我们是战友呵!希望你回到地方后搞好生产,发展经济。
   
     在视察中,锦涛同志深深思考以及和各级干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云南怎样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把经济搞上去。他对云南的同志说,八十年代,我在贵州工作期间,对云南很羡慕,对云南的工作很赞赏。主要是云南抓了两烟,抓到点子上了,为相当一段时间云南发展经济打下了基础。如果说云南经济在最近几年持续走低,是不是在这次全国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中没有跟上趟?据该文介绍,胡锦涛“深入云南白药股份公司、曲靖卷烟厂、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烤烟生产基地、曲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呈贡斗南镇花卉市场进行考察调研”,文中还提到去了云南大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万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隆格兰花卉园艺有限公司,在麒麟区白石江街道江南社区和街道干部、退休老工人、残疾青年了解社区建设情况和居民实行低保的情况,在云南九九彩印有限公司和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座谈,在世博园种下金桂树……短短五天多,跑了这么多地方,固然说明他分秒必争,不辞劳苦,但是也难免给人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印象。
   
   
   第十章 共青团派的新掌门
   
   
     不论本人是否愿意承认,年龄规则或曰自然规律,总要重新呼唤出一批“共青团派”。
   
   
   105:共青团派的三个梯队及其核心
   
   
     ●随着胡锦涛在中共高层的崛起,“共青团派”又开始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焦点
   
     考察“共青团派”,我们遇到一个特殊的困难:中共十六大临近,权力交接和政治布局步伐加快,共青团派成员的职务变动也加速,每个月、每个星期、每一天,都有人从一个岗位转到——往往是升迁——另一个岗位。我们只好将我们考察的截止日期定为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借用胡耀邦所创造的“第三梯队”和邓小平所创造的“第X代核心”这样两个词,合在一起,巧合的是,我们可以将“三胡”作为“共青团派”的三个梯队核心:第一梯队核心:胡耀邦;第二梯队核心:胡启立;第三梯队核心:胡锦涛。
   
     胡耀邦是第一梯队。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曾经提到的,“共青团派”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坛上,曾经叱咤风云了一番。那是因为胡耀邦任中共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最高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改任总书记;而那时的第二梯队胡启立任中办主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加上曾经在共青团工作过的许多人,这时候在政坛上都成了气候,呼风唤雨,煞是引人注目。反过来说,胡耀邦地位的巩固与共青团派的崛起也有密切关系。而一九八七年年初胡耀邦黯然下台,团派第一梯队使命结束,共青团派声势也随之重挫。不过,多数团派成员仅仅原地踏步,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升迁,却也没有跌落。胡启立当时也曾一度被人视作会随胡耀邦一同遭打入冷宫。后来却仍然保留在高层,“共青团派”将重新冒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团派第二梯队核心上。但胡启立不敢像胡耀邦那么锋芒毕露。一九八七年秋,胡启立在党的十三大上升任政治局常委,颇使该派成员喜出望外了一阵。但没想到刚过一年多遇到”八九6.4”事件,胡启立被赶出决策圈,后来贬为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再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光采和声势。“共青团派”即使还有受提拔重用者,像钱其琛就气势如虹,成为外交界说一不二的实际掌门人,但这些人哪里还敢、还愿凸现共青团色彩?
   
     ●共青团第二梯队核心空有其名
   
     李瑞环也应算是“共青团派”第二梯队主要骨干,在胡启立下台之后,李瑞环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团派成员本来可以再投靠其门下。但是不然。李瑞环担任团中央书记之前,已经有了“青年鲁班”、“毛主席纪念堂工地指挥部党委书记”等多种政治资历——实际上,当时不通过共青团的渠道,他也能从别的门径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登堂入室。何况,他在专职团中央书记的座席上没呆多久,满打满算也不到一年,与上下左右没有来得及建立感情;后来虽然挂着这个“团中央书记”的名义,却走马上任到天津直辖市当上雄踞一方的诸侯。再过几年,风云变幻,他那一辈的“共青团派”已经花果凋零,没剩下多少——后来在部级岗位上的就剩了胡启立、高占祥、朱善卿等屈指可数的几人。他虽然在“八九6.4”以后进入中央常委班子,但走的是偏锋,起的是与保守势力抗衡的作用。而工作也不顺利,先抓意识形态,保守势力在老人支持下不买他的账,使他连连碰壁;后管政协、统战,也难有突出佳绩。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中共元老年龄老化不可抗拒,掌权者不得不重新重视选拔接班人。客观现实是:可以相对信赖、又可以相对避免社会反弹的人才群体,仍然是共青团的干部,他们比较接近中共遴选拔擢人才的标准。
   
     一九九二年六月——其时胡锦涛尚未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仍是养病、协助十五大筹备并待分配之身——中共中央组织部与团中央联合举行过一个全国性会议,总结与推广如何以共青团组织向中共推荐接班人的经验。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国务院人事部长赵宗鼐在会上强调:“共青团员是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来源,团组织‘推优’(推荐优秀人才)是党组织发展青年党员的主要渠道”,“这样是关系到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百年大计,是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这一形势,在客观上为当时即将上任的胡锦涛,形成了“共青团派”再次崛起的背景。而胡锦涛当时甄别审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对象,也无疑有相当一部分人曾与共青团有这样那样的渊源。
   
     不论胡锦涛本人是否愿意承认,他注定要成为“共青团派”第三梯队的有凝聚力的新核心,他注定要被人们视作“共青团派”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掌门人。“共青团派”,指的是由共青团这个系统在仕途上升迁者。再要细分,又有广义狭义之别。
   
     ●太子党?秘书帮?共青团派
   
     人们说惯了中共政坛上几个板块:“太子党”、“共青团派”、“秘书帮”。其实,“太子党”并不算党,“秘书帮”难以成帮。 当今的“太子党”只是一个特定的基于革命高干血统的集合名词而已,中共上层的长期政治争斗在太子之间留下的创伤和其它后果,早已把“太子党”拆得支离破碎。在军政两界——现在又加上商界——中共高干子女,要么因父辈的恩怨,要么因彼此的竞争,往往各立山头,相互之间往来不少,但关系未必融洽,未必能协调口径;而由秘书而青云直上者,多与其昔日的上司构成纵的渊源关系,与其上司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却很少能与别的前秘书们横向同气相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太子党”与“秘书帮”很难上下提携呼应。例如,我们很少看见某位高干子弟,拔擢另一位高干子弟,将之收揽到自己门下;高干子弟在游乐中固然可以呼朋引伴,但是在“事业”上很少结成一团一伙,多半都是各人凭藉父母庇荫,单立门户,独当一面。我们也很少见到某位曾任秘书的官员,看在其上司也曾任过秘书这一点,而死心塌地对之忠诚效力。近年来,情况出现了某些变化:在王宝森案等重大腐败案件中,都可以发现秘书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联手作案,利益均沾。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是以“秘书”为结帮标准,有什么相近的政治目标,说穿了,他们不过是以利益为旨归,包容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不过,“太子党”虽未成“党”,太子与公主们却都具有极大的能量,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共产党权力体系中的要害系统和部门,就拿军队中的太子党来说,已经把持了作战、情报、军工、国防科研等等极多关键性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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