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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哨》害死了李铁映的儿子?

今年春节前的一段时光,对李铁映和儿子李力践来说,是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这不仅是因为我挣脱了五年多的冤狱羁绊和三年软禁的艰苦生活,来到了言论自由的加拿大,而且,香港《前哨》杂志在沉寂了10年之后,忽然又刊出有关上个世纪李铁映父子在大连以权谋私,变相受贿的报道,正值江泽民自身难保之际,半退休的李铁映又被政敌抓住了把柄,逼得走投无路,形势颇为危险和诡异,据北京新闻界消息人士称,当年《前哨》文章发表后,中纪委曾派员查办此案,但薄熙来和李铁映两人伪造虚假材料欺骗了有关方面,而现在旧案重提,我又从狱中走出,满腹素材,如梗在喉,怎能不使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
   
   果然,香港《前哨》杂志在去年连续发表我撰写的新文章,再次揭开了大连金生企业集团的内幕,这下子把李铁映父子吓傻了,特别是2009年6月《薄李合谋,三篇文章攻前哨》一文问世,给李力践精神上以沉重打击,他身心交瘁,住进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虽有全国专家精心会诊治疗,花钱如流水,特权如帝王,依然一病不起,于2010年春节前闭上了眼睛!李铁映闻讯嚎啕大哭,咬牙切齿地说,王八蛋《前哨》,害死了我的儿子!但我认为,没有悟性的李铁映和众多中共贪官一样,直到大难临头也不清醒,更不明白:是谁杀死了李力践?
   
   亲临文学院,为儿子打气

   
   凭心而论,李铁映于80年代中期,在辽宁省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李力践还是一个很单纯的文学青年,他喜欢读书和写诗,结交了许多爱好文学的朋友,对金钱不太看重,对出版过诗集的作家非常崇拜,据我的诗歌老师,原辽宁省《诗潮》杂志主编罗继仁评价,李力践那时最高的期望是发表诗歌,不过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诗潮》发表了很多诗,也结识了辽宁作家圈里的不少人士,但从没听过李力践这个名字。罗老师开玩笑地说,他是你的下一辈,他的笔名是力践,他对我们作家协会来讲,太重要了!罗老师说,他爸爸是省委书记李铁映啊!我问他为何叫力践,不提李,他答:他爸爸叫他底调一点!
   
   据另一位辽宁作家回忆,1985年4月29日,农历三月初十,李铁映来到辽宁文学院视察指导工作,并亲切看望了首届青年作家班的全体学员。那时正在北京读书的李力践三番五次给父亲打电话,要求回辽宁读文学,实际上,按照他当时的条件,在京城做点生意,也许能发大财,但他太喜欢文学了,很想当作家和诗人,这可能和他生理上有缺欠有关。据我观察,他有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行走困难,通常被人称为“跛子”,这种情况往往造成大脑特别聪明,心灵异常敏感,李力践酷爱诗歌,与缪斯结缘可能不是偶然的,但问题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后来结交了一批利欲熏心的狐朋狗党,转折是从步入文坛开始的。
   
   1987年5月28日,农历五月初二,李铁映之子李力践从北京来到沈阳,成为辽宁文学院第二届青年作家班的一名普通学员。当时,李铁映已从辽宁调进北京工作,荣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正值改革开放,文学新时期之初,也是辽宁文学院的创办伊始,按理说,像力践这样的文学爱好者,写作水平很一般,不会很受文学界同仁的器重,如此热心而平庸的作者太多了,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分外显眼,辽宁省的文坛的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为了利用他,先是口是心非,肉麻地赞扬他的诗作,后是与其亲近,通过他父亲的关系,为辽宁文学院办事,应当讲,李铁映不论持有怎样的想法,为作家们办点实事,提供点方便都无可非议,李力践拉点赞助,出一两本诗集,根本不算什麽,他的勤奋和贡献,也的确受到许多作家们的好评,正如辽宁文学院的原院长于铁回忆的那样:当时,全国以培养作家为宗旨的文学院还未见前例,北京有文学讲习所,属于中国作协,但从1958年起就因为经费不足,一直处于停办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讲所的工作开始恢复,但只是租房办学,影响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省的文学界,要在正规教育体制之外建起一所学府,其难度可以想见。要批件,要编制,要校舍,要经费,几乎每件事都得到了李铁映的帮助,十分顺利,辽宁文学院1984年正式建校,先是在沈阳铁路机校院内,后又迁至辽宁邮电干校。此后不久,李铁映还又一次亲自到文学院视察,为儿子打气。
   
   交友不慎,误入歧途
   
   李铁映只有这一个儿子,特别宠爱,所以,邮电干校的人们回忆当年视察的情景,有点不可理解,这个借地办学、教工寒酸、学员土气的文学院,怎麽能把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吸引来了?其实,没什麽奇怪的,中共高官手有了权力之后,和普通人一样,难免让家属沾光,与其说李铁映关心的是辽宁文学院,不如说是望子成龙,他希望儿子能出人头地,名利双收,而文坛则可以捷足先登,他知道才学和文化的重要性,也知道儿子的志向和发展方向,显然,他的生理局限,不可能当大官,但有了名声之后,在文化界谋个职位应当胸有成竹,于是,爱子心切的李铁映,没用职位相应的党政官员陪同,一个人笑容满面地来到青年作家们中间,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上身穿的是朴素的蓝涤纶中山服,下身是绿军裤,很令人意外,有作家形容说:“这样的穿着,很能让人想起他的人生历程——早年负笈东欧,归国从事军工,科研,颇多建树,后来从政更显实绩。但是,他的出身名门的特殊背景,却在他的气质风范中难觅踪影。”
   
   但李铁映不懂,人生的道路很长,但关键的就是几步,就是在文学院学习的时候,步入人生十字路口的儿子力践,结识了一个精明的文化商人,这个人是力践的同学,也是我80年代初当报社副刊编辑时认识的业余作者,他叫王某,原大连市瓦房店的农民,他中学毕业后想进城很难,就发奋攻读文学,拼命写诗,也在我编辑的《星海》副刊上登过诗歌,为了改变命运,他千方百计地找路子,无所不用其极,应当讲,这是一个很会处理人事关系,善于投机钻营的青年,而且,他特别有商业头脑,并会利用它人赚钱。也许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最能勾画他的思想性格,80年代后期,我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时,有一次,他从远离大连市的瓦房店开车到市内找我,同时还邀请了大连驻地记者十多人去松树某灯具厂采访,当然,这对我们是例行公事,那个工厂的老板请我们记者吃了午饭,我们每人发了稿件,如此而已,但多年以后,我才得知,王某从这家工厂要走了一笔可观的广告费,就是这样,靠朋友无私地傻呵呵地帮忙,王某才发家致富的,再后来,他进了辽宁文学院,认识了李铁映的儿子,从此,他开始做大生意了!
   
   据辽宁省作家圈子里的人透露,自从与其相识之后,李力践慢慢地也变了。过去,他专注于诗歌创作,此后精心于策划和赚钱,而王某则成了他的代理人,他们毕业后,在大连开办了公司,开始不择手段地拼命捞钱。
   
   卖轴承起家,还成了“倒霉蛋”
   
   刚开始,王某依靠瓦房店市的便利条件,办了个小贸易公司,倒卖轴承,那时,瓦房店轴承集团的产品很好卖,但发往国外要有经营许可证,办这个东西得有关系,据称,王某认识外经贸部的一些朋友,再加上他常年生活在瓦房店,也结识几个瓦轴的头面人物,靠请客送礼,打通关系,赚了几文小钱,但王某爱摆谱,讲究面子,开销也很大,我记得他先在大连市九州饭店某楼层常年包房,后搬到南山宾馆办公,我经常去那里开会或见南来北往的朋友,消息比较灵通,我听说他开始做煤炭生意,俗称“倒霉蛋”,虽然每次见到我,他都谎称赚了很多钱,吹吹呼呼的,请朋友吃饭也出手大方,但据银行熟悉他的人告诉我,他不仅没挣太多的钱,而且欠了一屁股债,因为不诚实,不按时履行合同,多次与客户发生民事纠纷,官司打到法院,有输有赢,不过,他天生是个精明的交际家,有许多酒肉朋友,并没有倒大霉。
   
   我记得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王某打电话给我,约我在南山宾馆聚餐,席间他说,能不能找到买煤的单位,比如发电厂等大的国营公司,还说他在黑龙江省鸡西市等媒城有廉价的产煤基地,又通过铁路朋友搞到了车皮,价格很优惠,他还夸口说,如果能帮助推销出去,可按比例提成,我没有答应帮他。以前,我虽然采访时结识许多老板,但如此重大的经济利益,怕他们不会给我面子,我问他是不是生意不好做,他说,以后就好了!他办的公司和李铁映的儿子合作,今后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我没有表态,我对高干子弟向来抱有成见,对他亦心存疑惑和警惕,故我,从未与其有过任何生意上的往来。或许我的态度令其失望,此后我们中断联系许多年。
   
   李公子作靠山,今非昔比
   
   大约在90年代后期,也就是在谷开来通过律师所秘捞大钱的时候,我听说王某发达了,他利用李铁映儿子的招牌,在大连斯大林路的丽苑大厦租房办公,建立了金生企业集团,不仅下属有房地产公司,装修公司,还有广告策划公司,等等,表面上是王某当经理,但实际上,谁都知道是李力践在主持大局。据可靠消息透露,李力践用两个温州个体户的名义注册了这家民营企业,他自己常年在北京遥控王某,王某又聘请了原《大连日报》文艺部编辑陈某某为副总经理,再利用新闻界的朋友关系,在大连招揽生意,什麽赚钱做什麽,靠的一是政治局委员李铁映这棵大树,二是李铁映的弟弟,中组部副部长李铁林的关系,三是马屁精,大连市长薄熙来的支持,他们以提干,升官,捞人,发财,介绍关系,摆平矛盾等为诱饵,几年下来,都发了大财,不仅李力践本人不再写诗了,生活极其奢华腐败,而且,王某,陈某某都摇身一变,成了大连生意场上不可一世的徐文强式的人物,王某聘请了原大连市委宣传部,被薄熙来冷落过的司机给自己开车,后来又换了武警,挂了警灯车牌,每每出行,前呼后拥,马仔如云,经常举办各种聚餐会,不论商界文坛,歌星球星,都能请来,真是显足了面子,出尽了风头。
   
   也就是在他最风光之时,我们久别重逢,他在几次饭局上介绍我认识了李公子,有一次在大连国际博览中心的电梯里,我对王某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大连有两个公司群众意见最大,一个是金生企业集团,一个是开来律师事务所,你们这麽搞,把共产党的脸都丢尽了!。。。。。。他低着头,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以前,他对我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从此,对我态度转变,保持了距离。
   
   大约在90年代后期,我决定于香港《前哨》杂志揭露这家公司的背景和内幕,此前犹豫了很久,我当时对中共还抱有某种幻想,我想通过这篇文章奉劝中南海的领导人,狠下决心,解决高级干部子女经商赚钱的严重问题,但我毕竟与他是十多年的朋友,虽然,他搬进远大大厦办公之后,更觉气势非凡,目空一切,名利双收,我却认为他污染了社会风气,埋葬了少年时代诗般的理想,但他并不能轻易退出,我想劝他,就在大连瑞士酒店请他喝酒,借机委婉地批评了他,那天,我们都喝多了,他也表示对李力践的不满,但他对自己引导和参与高干子弟肆意枉为地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恶行,没有任何认识,反倒觉得很成功,那一刻,我深知,他已经没救了!
   
   反目为仇,参与迫害
   
   我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文章之后,两只黑手立即伸向了我,一只是薄熙来,他通过大连市国安局,暗中搜查所谓证据,准备抓捕我,另一只手是王某等人,他们怀疑是我撰写的炮弹,便在李力践的指使下,先通过其父李铁映,在政治局提出了“把海外报刊发表批评中共领导人顺口溜的行为,定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方案”,获得共识,下令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我在《前哨》发表了《黑龙江民谣示民意》一文},于是,王某还叫他的铁哥们,大连市政府信息中心总经理罗某和大连市委办公厅主任张某某,约我谈话,但被我巧言唐塞过去,后来,我终于被捕了,才知道,早在那一天,旅顺海军基地看守所,就给我留出了房间。{详情请读我的自传《欲加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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