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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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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无畏者将改变中国

    如何有效地帮助低收入的社会群体,不仅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难题,而且是先富起来的部分国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但由于政治体制瓶颈的局限和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的两极分化已形成了很大的鸿沟,似乎富人还没有认识到关系个人财富和安全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贫者更贫,富者更富,正在把社会推向激烈动荡的危险边缘,近期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回避这方面的矛盾,但也没有使人看到切实有效的措施,作为一个独立的评论人士,为此深感忧虑和激愤。
   
   据《青年时报》披露,12月1日下午4点30分,浙江省温州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在鹿城路三桥地段例行检查时,发现3辆无牌证电瓶三轮车在非法营运。交警带领“协警”上前查处。报道中描述说,一个三轮车夫一脚踹向旁边的协警,发动车子想逃跑。协警“伸手去拉他,结果他的头撞了一下,身上开始流血”。随后,这名三轮车车夫躺在地上,要求交警归还其车辆。
    于是,这起震惊海内外的群体性事件就发生了。报道说,下午5:30左右,鹿城区黄龙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这时,一名三轮车夫通过对讲机,呼叫来数十名三轮车夫“助阵”。围观的群众也越来越多,最后多达上千人,鹿城路周边路段发生交通拥堵。鹿城区警方调集周边派出所及防暴警等赶到现场维持秩序,直到当晚7点30分,周边交通秩序才恢复正常。
   

   我想,到底是谁先动手的?当地媒体肯定以警方的冠冕唐皇的说辞为准,但既便退一步,完全相信官方的说法,依然可以看出破绽:什麽叫“交警带领协警”?交警有权查验三轮车主的身份和车证,但“协警”是个什麽东西?谁给了他权利?想必如果抵赖不过去,将来好把打人的责任推到没有正式编制的“协警”身上,交警可以嫁祸于人。从这里就看出了问题的实质,即公权力对无产者的压迫。他们都有一个全国一样的执法违法程序:警察动辄打人骂人,打伤或打死人之前,都准备好了替死鬼!因此,暴力执法在前,暴力抗法在后。
   
   假如民警按章文明执法,说理劝告,就绝对不需要什麽“协警”,就不会冲突和流血,也就没有“交警带领协警”执法的故事。我不相信,作为弱势群体即无产者的三轮车主无照经营,先打了民警,还敢坐在警车上示威抗议?他心里如果没有愤懑和委屈,没有以死抗争的决心,就不敢出现在这样悲壮的生活画面里?!由媒体的谎言,我断定是交警或协警,先殴打了三轮车主,车主忍无可忍,予以自卫还击,才引发了这起无产者的抗暴事件。
   
   其实,类似群体事件已充满了报章,加上那些隐瞒不报的,大事化小的,多的不胜枚举,我2000年以前,在薄熙来当政时的大连,就见识了数十起,薄熙来重用大连巡警支队政委彭某毅,搞了一个大连综合治理办公室,他当主任,经常带领一批黑社会分子在大连火车站前,对那些三轮摩托车主进行“专政”,其手段与上述的情况类似,仿佛全国一盘棋,他们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即掌权的统治者已成了权贵资本家的代表,只留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空壳,政府考虑一切问题不会以穷人为本,而三轮车主则是货真价实的“无产者”,他们“无产”到了连生存权都彻底丧失,生命权受到侵犯和威胁的地步,一方面政府可以冷酷地封堵他们的生活来源,使他们的家人喝西北风,另一方面可以随时驱逐,殴打和拘留他们,还不时反咬一口,枉法追诉,车主的全部身家性命都集三轮车于一辆,其惨况历史少见,他们仅靠微薄收入养家糊口,饥寒交迫,一无所有,但也不能打动警察的心!
   
   别看小小的中国警察,大都是腰缠万贯的有产者,11月12日,山西省洪洞县被人用狗链勒死的民警王健雄,韩惠芳夫妇就是例证。这些脑满肠肥,养尊处优的民警,已经堕落到了像政府高官配备秘书一样的地步,还得有几个垫背的“协警”相伴!由此可见,两极分化和恶化已经到了多麽可怕的程度。整个社会成了巨大的火药桶,加柴最多的人就是警察!
   
   如果政府换个思维角度,为穷人考虑一下,就会情况不同:那些流汗又流血的三轮车主,如果有比拉人力车更好的工作,他们会这样起早贪黑,辛苦养家吗?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学,大人工作,吃饭,穿衣,生老病死,寒来暑往,他们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多麽不容易啊!政府是干什麽的?包括警察在内的政府公务员,应当千方百计地创造就业机会,给他们安排适当的足以维持温饱的工作,如果不能,就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驱赶他们!如果发生冲突,政府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岂有它哉?然而,实在不幸,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没有了这种制约官员的动力。
   
   正因为无产者的人微言轻,悲惨无望,他们才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据报道,无牌无证三轮车夫目前呈现出了三大趋势:第一,三轮车夫一般以老乡为纽带,形成团体。他们相互协助,信息共享。有的甚至拼凑成立“基金会”{其实就是独立工会的萌芽},如果有人的车被查,基金会拿出钱给他再买一辆。 第二,他们有自己的“谍报组织”,每个三轮车夫定期缴纳一定的信息费。三轮车夫都配备了对讲机,“谍报员”负责在交警队门口放哨跟踪,一有风声,便通过对讲机向三轮车夫通风报信。第三,几次“暴力抗法”以及产生“蝴蝶效应”。例如,今年6月,温州市区六虹桥路,在查扣一辆无牌无证电动三轮车的过程中,执勤警车被众多三轮车夫掀翻。警车玻璃被砸。。。。。。这说明中国政改的滞后已使社会矛盾,达到了类似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严重地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星火燎原。
   
   以上国内媒体由体制决定,在披露此事后,又不得不做出这样分析:发生多次暴力抗法的问题出在哪?不在于三轮车主和交警,也不在于农民工在不在城市,而在于社会问题上。今天这件事聚集上千人,政府出动防暴警察,明天围观上万人是不是要动用军队?问题根本在于人心。“民心工程”不是喊出来的!。。。。。。我认为,他讲对了一半,这起事件错责全在警察,与三轮车夫无关,如果政府官员是老百姓一人一票海选出来的,其领导下的警察就会顺应民意,保护他们谋生而不是相反,大家都有了足以温饱的工作和社会福利,就绝对不会出现以上的流血事件。所以,常看《国内动态清样》的温家宝说,不改革死路一条!
   
   该报道还说,整治人力三轮车,温州市政府的方法治标不治本,每次整治后又会迎来新一轮的报复性反弹。对于无证无牌三轮车的管理,温州交警部门很“无奈”:去年,温州市区交警查扣了近5万辆,而整个市区的交警只有600多人。读到这里,人们似乎又要坠入警察治国的恶性循环之中,我们切不可接受这种慢性自杀的结论。
   
   中国的问题由此事件可窥一斑,但其绝非温州之独有,当一个小城的市长和书记动辄贪腐千万,当一个县的小警察能在美国养起三个大学生,“无产者”的路在哪里啊?他们怎能不拉三轮车,三轮车主怎能安生,安生不成怎能不和政府警察拼命?!正如网民所言:“这世道谁敢暴力抗法?除非活不下去了”?另一个网友回复道:“当弱势不再弱势的时候, 当流氓无产者杀所谓的土豪的时候,这个国家政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是的,“无产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一定是“无畏”的,“无产无畏者”将改变中国!
   
   2010年12月4日,即被捕10周年纪念日,写于多伦多。
   
   自由亚洲电台12月6日首发
(2010/12/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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