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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藏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 藏汉文化交流会上的发言稿
   
   安乐业
    下午好?上面已经介绍过了我,不再赘述。今天的会议主题为藏汉文化交流,因此,我们共同简要地回顾一下以往的藏汉文化交流历程。藏汉之间什么时候开始了文化交流?何时达到了顶峰?相互之间有何影响等议题。这也许对诸位了解藏汉两个民族在文化领域内的互动有所帮助。但是,因时间关系,我只采取了蜻蜓点水式的捷径。

   
    当我们回顾漫长的历史长河,藏汉文化交流几个时期达到了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于距今约四千年左右。如《左传•哀公九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并《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藏史又把“炎帝”称作“韦曲加布”,即“渭河王”。由此我们可以断定 “炎帝”为羌人,羌人又是当今藏人的远古称谓之一,因此,炎帝神农氏部族带着西藏文化从西东迁融入中原皇帝部族,并促使中国进入农耕社会发挥了极其可贵而名垂史册的贡献。
   
   第二次高潮发生于大约一千多年左右,也就是蕃(吐蕃)唐(唐朝)时期。由于吐蕃前后从唐朝迎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蕃唐之间方方面面展开了文化交流在,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为因佛教在吐蕃的主导地位而汉僧和印僧之间展开的辩论。此时为第三十七代赞普墀松德赞(娑悉笼腊赞﹐755~797在位) 时期,汉僧摩诃衍那在拉萨、昌珠、琼结等地传授禅法,信受弟子达到了五千余人,成果辉煌!上自宫廷,下至普通僧人,习禅蔚然成风。汉史称“顿门巴”。藏史称“和尚教”。同时,自吐蕃从印度佛教引进以来“渐门巴”(即藏传密教)的传播和发扬最广。因此,“顿门巴”和“渐门巴”之间发生了正统之争。当时,赞普采取了更为稳妥的解决办法,其实,此举之前择其传统笨教和佛教两者之间哪一个奉为国教的办法。所以,赞普邀请印度僧人莲花戒,并亲自主持下印僧与汉僧摩诃衍那举行了一场决定谁为正统,又谁来主导吐蕃佛教的大辫论。辩论之前,赞普预备好两只花篮分别交由汉印两僧,并对两僧说:“请你们两人辩论吧,负者应向胜者献花,而且不许留住吐蕃,必须离开此国。”最后汉僧败阵,印僧胜利为告终。但是,对吐蕃文化,尤其是对藏传佛教推向高潮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次高潮始于十三世纪,由于“元朝”对中国的统治和藏传佛教尊奉为国教的引导下推动了藏汉文化交流的又一次达到高潮,主要体现于从“元朝”第一任帝师吐蕃政教合一领袖八思巴以来一直由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继任而延续。总共产生十几位帝师,随著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而终止帝师。尤其是八思巴帝师经过先后对忽必烈皇帝三次灌顶不仅把吐蕃三区还赠八思巴,而且,依据帝师的教诲,废除了蒙古军队在中国实施的“人填河渠”的政策,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因此,八思巴在当时汉人中享有孔子弟二的声誉。同时,史料中出现了“英宗初即位,亦诏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的记载。从而看到当时藏汉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规模。
   
   第四次高潮开始于十七世纪,因满清入主中原,并于1644年顺治帝即位以来,前后派三次使臣入蕃邀请达赖喇嘛进京。 1652年正月,五世达赖喇嘛在率随行人众三千人,自吐蕃启程,前往清都会晤大清顺治皇帝。互赠尊号,皇帝把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又向皇帝赠送“金光四射,银光普照,旋乾转坤,人世之天,文殊大皇帝” 的尊号。从而大清历代皇帝继承了这个尊号,这标志着藏传佛教格鲁派(汉史称“黄教”)确立为大清国教,尤其是之后的岁月里享有文殊菩萨圣地的五台山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等因素而使藏汉文化交流以佛教为主线推向了高潮。
   
   如前所述,藏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伴随历史的起伏所取得的成果不一。元朝和清朝把藏传佛教奉为国教,明朝和民国又把藏传佛教视为拉拢藏传佛教高层的圣物,因此,藏汉文化交流顺便推向了一种新的顶峰,所以,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史料中除了藏僧进京传法之外找不到汉僧进藏传法的记载。总体藏汉文化交流取得了辉煌而灿烂的成果。
   
   当人类进入当代,马克思主义主导的中国文化和西藏文化的碰撞与较劲令人深思,甚至从“班禅灵童争夺事件”拉开了围绕西藏文化核心价值观为主轴的“否定”与“反否定”的序幕。这是一场变相的“文化战”,从“酝酿”中跑步进入“发酵“升华为“发酸”的阶段,即可怕又可思。
   一方强大,另一方就必需要在灭亡吗? 答案应该为否定的,因此,藏汉两个民族已经站在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相互间理应学会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
   
   真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Brzezinski)曾经说过:“如果说,罗马献给世界的是法律,英国献给世界的是议会民主政体,法国献给世界的是共和制的民族主义,那么,现代美国献给世界的是科学进步和流行文化。”因此,西藏献给世界的又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当今与科学并行的藏传佛教为主线的形式多样,弹性似棉,包罗万象的藏学体系。比如,国际藏学交流成为当今时期的突出特点,从1976年在匈牙利举行首届国际藏学学术讨论会至2010年已经召开12次。同时,达赖喇嘛倡导下于1987年10月开始,几乎每一年在达兰萨拉或国外召开的佛教与科学对话研讨会至2009年已经召开了18次。2009年的研讨主题为“‘大脑与生活’-佛教与科学对话研讨会。主要讨论:从科学和佛教方面探究注意力,记忆力和主观现象学,咨询处理的操作和神经系统的机制等。”
   
   相形之下,北京的藏学研究还没打开局面,更没有恢复藏语文主导藏人社会的功能(即自治政府语文)。几乎所有的研究课题侧重于政治需求而失去了在国际藏学界应得的地位和尊敬,甚至反作用遍布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北京在藏实施的“选择性信仰,文化和社会政策”导致了人心的动荡和制造了全民性的恐惧。如在位于今四川甘孜州的色达五明佛学院开设汉僧部,促进了藏汉佛学的交流,但是,遭到了当局的禁令和破坏。近期又在藏展开了镇压知识分子的“后反右运动”和正在实施“汉文取代藏文”政策。还制订了限制宗教活动的条例等等。
   
   虽然如此,当今藏汉文化交流处于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的时期。藏僧在大陆各大城市的传法活动,达赖喇嘛和中国内外知识分子以及沿海城市信徒间的互动,还有世界各个角落相继成立“汉藏友协”和不定期开展交流活动等启动了有望藏汉再次全面进入文化交流的萌芽状态。但是,中国有句俗话:“想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句话概括了当今藏汉文化交流的实况,其实质属于“取代”的一种局面,因此,今年十月份在“民族平等,语言自由”和“还回藏语使用权”等口号下青海等地连续发生的学生示威游行说明了藏人想摆脱这种被动局面的一种尝试,应当得到中国人的支持和关注。
   
   我读完了。图吉切!
   
   

此文于2010年12月16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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