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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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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难不倒(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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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宪的呼吁

高举仁本大旗,回归中华正统----关于修宪的呼吁
   一
   儒家外王学强调,王道政治必须具备天道、传统、民意三重合法性。道统的合法性由儒家提供,民意的合法性则由一定的制度保障,天道的合法性建立在道统和民意的双重合法性之上。
   
   (民意合法性并不等于天道合法性。天道为“宇宙规律”或“绝对真理”,民意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则是相对的,常有待于儒家文化的校正。然而,民意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天意”,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合法性乃是天道合法性的“局部象征”,是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基础。)

   
   所谓中華正朔,强调的就是传统的合法性。儒家的华夷之辨,辩的就是这个。
   
   清末革命党所办報紙多采黃帝紀元,就是表明不承認清政府的合法性。其实,清政府虽为异族政权,但它以儒家为意识形态,有相当的传统合法性。只是清政府在高度尊儒的同时对儒家予以扭曲,故只能视之为“偏统”。而共产党血统上虽是同族,但传承的是亚西方的马列异端,不仅不是中华正统,连“偏统”都不是。
   
   明朝对儒家的态度已很不好,竟发生过明太祖朱元璋删孟事件;清王朝更甚,是很明显的性质恶劣的利用。日本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比起现政权来,明清政权已经相当儒家、相当中华了。
   
   不论是以现代民主的标准衡量还是从传统儒家的角度考察,现政权都缺乏必要的合法性:既缺乏制度保障的民意合法性,又缺乏儒家提供的道统合法性,属于三重“非法”----传统民意俱缺,更无天道可言。
   
   现政权如果要取得传统的合法性,成为中华正统政权,当务之急是以儒家仁本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地位。道统的合法性问题解决了,民意的合法性自然而然能够得到解决。因为,儒家的仁本涵盖了民本,易言之,民本是仁本主义在政治上的体现。
   
   二
   以仁本主义更换现有的意识形态,重建儒家道统,这是“正名”的需要。
   
   在政治层面,儒家特别重视正名,认为正名是一切政治活动乃至理论建设的出发点,比各种具体政事政务更重要,为此儒家曾被称为名教。《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子路关于“正名”的一段著名对话,深刻阐述了“正名”的重要性。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这不正是中国现状的写照吗?马克思主义之“名”已难以发为言论(说不通),即使发为言论也难以付之实践(行不通),正可谓名之不可言也,言之不可行也。
   
   名与实不同,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有别,最中正的“主义”也有可能在实践中出偏差,但中正的“主义”纵然出偏,终究有限,不至于一偏到底、铸成大错。儒家义理大中至正加上特别强调诚信,要求循名责实,名实合一,故有很高的自我纠偏功能。
   
   例如,在儒家文化的指导下,无论如何不会出现暴秦恶政,更不会发生文革浩劫。这类人类历史上惨不堪言的暴政浩劫,只有在法家及马克思主义的导向下才有可能造就。
   
   董仲舒言:治囯之端在正名。名,名分也,“招牌”也,旗帜也,用现代政治概念讲,相当于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正名,首先要正“主义”之名,正宪法之名。
   
   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标志,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文明的必经之门、必由之路。儒家宪政,是现代最佳、最大的仁政。而行宪的必要基础、建设良制良法的重要前提是有一部好宪法(良宪)。良宪的标准,一要体现现代普世价值,二要具有民族文化特色。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当前的宪法无疑是不良而非文明的。
   
   三
   马克思主义作为非中华文化、反儒家文化的恶性异端,“名不正”是不言而喻的,其“言”自然也大不顺,道理上讲不通,实践上就行不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等等现象空前严重,这是国民人人身经、天下有目共睹的。
   
   对此体制内有识者早已经认识到了,邓小平实用主义的猫论摸论“不争论”就是因此而出笼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早就剩个空架子了,其主要内容阶级斗争、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主义等等都早已被逐步掏空了。
   
   现政权既背弃中华文化又架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四不象。这让我想起杨雄评价秦朝的一段话:“秦之有司负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负圣人之法度,秦弘违天地之道,而天地违秦亦弘矣。”(《法言寡见卷第七》)。秦朝的官吏违背了秦的法度,秦的法度已又背了“圣人之法度”(儒家学说),秦朝全面背离“天地之道”,天地也就全面违背了秦朝的愿望(让它二世而亡了。)
   
   现在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马列毛之法度”违背了儒家仁义之道(即“天地之道”),“今之有司”又违背了“马列毛之法度”,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架空了。
   
   当然,这种架空和虚置是好事,这种变化值得鼓励和首肯。相对于“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革时期,架空它们,进而提出改革开放猫论摸论“不争论”三个代表,进而局部利用和“尊重”儒家,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论,抬高孔子地位,“输出”孔子学院,试图借儒家为原意识形态作些粉饰和补充,都是政治进步的表现。
   
   只是这种进步实在太缓慢了。这样做也不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终究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要马克思主义占据宪法地位,即使架空和虚置之,要想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究是不行的。
   
   与其举着这么一幅歪歪斜斜外来的破旗东涂西抹艰难维持,何如干脆抛而弃之,通过修宪,从意识形态上彻底“去马列毛化”,换上一面堂堂正正的中华大旗。这才是根本性的“正名”。
   
   四
   至于自由主义,不是完全“名不正言不顺”,但与儒家仁本主义相比,其“正”、“顺”的程度颇有不及。
   
   道理有小大低高之别。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固然是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更具普世性,前者是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工具性价值,后者则从人之良知本性出发,统领个体和社会,圆摄道德和政治。因此,仁本主义可以涵盖和统摄人本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人本主义及自由主义却不能够反过来涵盖仁本主义。
   
   政治如果违背了仁本,就会沦于邪恶黑暗之域,如果偏离了仁本,也是不够正大光明、广大高明的。西方政治于儒家仁本虽不全违(人本与仁本、民主与民本相通),却有所偏:没有内圣的基础,偏于王道的中正,故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和弊端。我们对之可以参考,应该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却不宜照搬也无法照搬。
   
   中国的民主,必须是以仁义为原则精神和内在基础的民主,是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背景和指导思想而建设起来的民主,是以儒立宪、以仁立国、以德立官的民主,是具有德治追求、王道向往和大同理想的民主,是具备民意和传统双重合法性的民主。
   
   这样的民主,才能取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优势而去其不足和弊端,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才能让中华民族成为“真正强盛的、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刘亚洲语)。这样的民主,才能真正落实温家宝总理深圳讲话中提出的“四要”:
   
   “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这样的民主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才能儒化中国而化成天下,最终将人类社会引导入太平世,将整个地球建设为良知国。
   
   如果说“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极左,全面走自由主义道路(全盘西化)为极右,那么,在儒家仁本主义指导下汲取西方民主制度精华,则堪称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在意识形态上返儒家文化之本,在制度建设上开民主自由之新,反本开新,重塑民族尊严,重造中华辉煌。这是最适合中国社会、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希望之路,光明之路,理想之路。
   
   优秀的制度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良好的道德又有助于优秀制度的建设并不断优化。因此,在仁本主义的指导下建设起来的民主制度,可以更好地吸取西方民主的优势而拒绝其不足和弊端;在普遍树立起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的社会,制度方面纵有不足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流弊,并可以得到及时的修补和改正。
   
   修宪为正名之始。对于中国的现行宪法,或没必要全部推倒重来,但其中不少东西已不符合时代和民意的要求,不符合儒家的道德原则和民主等普适价值,根据“礼以义起”的原则,有加以修正的必要。
   
   五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严峻地摆在每一个有识有志之士面前。对于这一问题,自由派群体已经以他们的宪章行动作出了或不够中正却相当响亮回答,反衬了儒家道德上的无力和政治上的“不作为”。
   
   对于自由派的宪章,我们既有所认可又不尽认同。作为中华民族未来政治生活的一份宏纲大愿,除了依据某些普世性政治原则体现制度文明,还应以中华文化的“主统”儒家为纲,充分体现中华的文化道德精神。而这一追求是无法苛求和寄望于自由派的。他们对中华文化素抱偏见,无法认识到儒家根本处的优异性和先进性,无法认识到仁本主义的普适性。
   
   中国向何处去?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都不容儒家继续回避这一问题。当代儒家应该秉承关心民众疾苦、重视制度建设的传统,在这一“千年不遇”的大变革、大转型时代挺身而出,以中华文化导引政治,以道德精神示范社会,以高度的智慧为化解各种社会政治危机提供自己的文化方案和宪法方案。
   
   自由主义所创造的制度文明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精华,都值得汲取和学习。但中国的新宪,应该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彰显仁本主义的价值观,以之指导各项制度建设和政治活动。
   
   推动修宪或重新制宪,为中华新宪贡献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促使现政权早日回归中华文化的正道,成为中国正统的政权,乃是体现儒家的社会关怀、制度关怀和政治立场的重要方式,是当代儒者责无旁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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