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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57反右”宜細不宜粗---與沈志華教授商榷(之一)

   “宜粗不宜細”,是鄧小平提出的處理歷史問題的方針,這其實很有問題。假如用於研究或僅是談論57反右,就更加大錯特錯。

   鄧強調“宜粗不宜細”,時在1978年12月中下旬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認為,有些問題“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解決得十分完滿。要大處著眼,可以粗一點,每個細節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在此之前的12月1日晚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和李先念,“同軍隊和東北、華東、中南部分省、市委負責人談話。參加的人有許世友、李德生、楊易晨、王恩茂、任仲夷、萬里、陳丕顯、段君毅、胡立教。…主要是談‘文革’中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如天安門事件、‘七二零’事件…等等。鄧小平說,這類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追,追就不利。他說,算我一個請求,要以大局為重。道理在你們、在群眾,你們是對的。…”(于光遠《我憶鄧小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230頁)

   對此,于光遠認為,“後來有人誤解或者故意利用這句話,以為我們不應該細致地去研究歷史問題。研究歷史就應該力求還事物的本來面目,不應該粗枝大葉,作漫畫式的描繪,更不能掩蓋歷史,使後人不知道歷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個對歷史對後人極不負責的態度。尤其對‘文革’的歷史是這樣,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歷史也不能這麼做。世界上沒有‘宜粗不宜細’的歷史研究。”(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以下簡稱《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211-212頁)

   也是在上述那次談話中,鄧小平稱:“(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正確的,沒有錯,人家要殺共產黨。但後來擴大化了,使人不敢說話。”(于光遠《我憶鄧小平》,231頁)

   當時,由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正方興未艾,為“右派”改正的工作剛開始幾個月。後者鄧雖未加阻撓,但他對二十一年前的那場政治運動明確地表示肯定,態度堅決。

   歲月如梭,又是二十二年過去,中南海現領導依然秉承鄧的意旨,甚至有所發揮------連探討57反右也成了學術禁忌。當局如此公然違背普世價值,扼殺思想自由,不僅沒有“與時俱進”,反而是逆時代潮流而動,實在令人齒冷!

   在此情況下,內地學者進行反右史研究者屈指可數,沈志華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的《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全書831頁,洋洋六十萬言,出版者聲稱其“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儘管並非全屬虛言,到底還是使人失望。而沒有反“宜粗不宜細”之道而行之,乃明顯的缺失之一。

   沈之煌煌巨著,可議之處一言難盡,此處先不細表。本文擬就沈教授最近的一次講演提出商榷。

   該講演題為《毛澤東與整風反右運動的緣起》,時值11月17日,地點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會者近40人,會議室座無虛席,氣氛熱烈。

   沈教授有備而來,不用講稿,侃侃而談,不乏幽默風趣。他縷述毛自1956年九、十月間波匈事件起,至1957年六、七月的主要活動,說明“整風”出自毛整飭黨內不良風氣之意願,“反右”鬥爭並無預謀。他又認為,反右擴大化緣自群眾運動難以控制,基層幹部乘機洩憤。

   在答問中,沈否認其著作仍囿於傳統思維,自稱身為歷史學者,既不幫中共說話,也不為右派代言,只求忠實於歷史。

   筆者作為反右運動受害群體中的倖存者,衷心感謝一切學者關注半個多世紀前的往事,以嚴肅認真的態度發掘真相,撥開迷霧,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當局的檔案尚未公開,連官方宣布的戴上帽子的552877名右派,其姓名及個人基本資料(年齡、性別、所在單位與職務、劃右原因等),至今都沒有向公眾交代清楚。在此情況下,“倚重檔案”所能起的作用不是大打折扣了嗎?

   說到“考訂詳盡”,早有學者指出反右是毛旨在推翻中共八大路線的舉措。(見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事緣毛側重抓階級鬥爭的指導思想,連同其左傾冒進的經濟方針均在會上遭到挫敗,他為此耿耿於懷,伺機反撲。波匈事件正好給他借題發揮的機會,他一心在國內製造“匈牙利事件”,以證明自己正確。所以,談反右不應將八大避而不談。

   至於“辨析充分”,又是談何容易?對於整風轉為反右的時間,沈教授不同意李慎之的觀點,即毛所撰《事情正在起變化》(起草日期署5月15日)是標誌性文件。但他依賴林克日記作判斷稱轉折始於5月25日,也缺乏有力的旁證。特別是不能解釋,何以5月18日晚邵荃麟接周揚密電後,向黃秋耘吐露“轉了”一事。

   還有“觀點開放”,理應介紹對立的甚至多元的看法。但沈教授否定毛有“引蛇出洞”的既定方針,卻對毛1月間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分別在1月18日和27日)略而不談。而據李慎之先生的看法,該講話暴露毛暗藏禍心,反右早有陰謀。孰是孰非,固然可以繼續開展爭鳴。但起碼應當兼收並蓄,不同見解大可存而不論。

   除此之外,沈教授當天的講演不少細節欠準確,若干重要事件的時間、地點與內容有所混淆,或者缺乏根據。後者例如說“六六六”會議後,史良和章伯鈞分別求見周恩來,表示民盟願協助平息大學風波,周報之“一笑”或“冷笑”。倘謂此類字樣見於檔案,實在不可思議!前者如上述會議開會地點,應是政協俱樂部,沈卻稱在章伯鈞家,顯屬大謬不然。

   真理愈辯愈明。以上問題及有關細節,無疑有必要本著求真的精神,逐一加以探討。否則,將會誤導公眾,尤其是年青一代。積重難返,積非成是,不可掉以輕心也。

   (未完待續)

   (11-21)晚22:44

(2010/11/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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