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

   這是五十年前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職演說中的名言。北京當局也會借用來向無權無勢的民眾說教，包括向其卵翼下的“作家”訓示。日前甚至上演下面一幕，跡近以此向香港作家洗腦。

   話說本月1日，深圳作家一行八人，由該市文聯一位專職的楊副主席率領，跨過羅湖橋，與香港作家舉行交流會。題目叫做“作家的社會責任”。

   當天訪客一行八人，男女老中青皆備，全屬國內或省內文壇俊彥，氣宇軒昂，出口成章。相比之下，港方出席者幾乎都是年齡高出一大截，暫時放下本職匆匆赴會，多屬應邀即席發言，並無周密準備。只有《字花》編輯鄧小樺事前做了功課，且當而立之年，堪稱“小花”。

   也許因為年輕，“小花”口沒遮攔，竟在無意中蹦出“劉曉波”三字。但她馬上察覺，慌忙說了一句“希望錄音可以刪去”。而客人亦若無其事，處之泰然，事後也未提及。如此淡化處理敏感字樣，誠高手也。

   更令人嘆服的是作為會議深方主持人的楊君，其“結束語”言簡意賅。他說：“文以載道”乃我國傳統，歷代作家作為群體無不表現出憂國憂民的責任感。綜合雙方的發言，對“作家的社會責任”看法大同小異，可概括為：“寫出內心，導引和諧，洗滌靈魂，溫暖人生”四句話，十六個字。其中蘊含希望兩地作家共勉的拳拳盛意，可圈可點。

   不過，“一國兩制”下的香江儘管已回歸十三載，至目前為止，到底仍然有別於界河北面的特區。僅就作家而言，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色彩極其鮮明。所以，港方第一個發言者頭一句話便表示：討論“社會對作家的責任”不是更具現實意義嗎？

   對此，會議尾聲中另一位港方發言者作了闡述。他強調指出，大陸至今沒有創作自由，從土改、韓戰起到反右、文革以至89年春夏之交“那場風波”，都見不到以之為題材的任何出色作品。禁區重重，戒律多多，試問怎麼“寫出內心”？這種情況下，談什麼作家的“社會責任”？

   至於“和諧”，當然是人人嚮往，皆大歡喜。但現時神州大地貪腐橫行，弱勢社群飽受壓榨，當局執法不嚴，有法不依，怨聲載道，那些不得溫飽的農民工與下崗工人，豈能與腰纏萬貫炙手可熱的權貴階層中人“和諧”？

   說回作家本身。區別於大陸“作協”在業界一枝獨秀，香港作家各有選擇，作聯、作協、文協等等，名目不一。還有許多作家獨往獨來。但無不認為寫作乃其私人之事，不必聽命於他人，也無需對任何人負責。

   從這個意義上，楊君談及的“作家群體”非但在本港不存在，在中國歷史上除明末的“復社”略見雛形外也是子虛烏有！例如，唐代李白是李白，杜甫是杜甫，即使加上孟浩然，他們是朋友，卻從來沒組成過什麼“群體”，也沒有產生過任何“群體效應”。

   說“文以載道”，雖見於古代中國文學史，其中不無道理。可是，今日香港與往昔的赤縣神州迥異。有文學/小說作家、專欄作家、影視/戲劇作家以及詩人等等之分，其寫作題材五花八門，風花雪月，梅蘭竹菊，講飲講食，賽馬跑狗，各陳己見，絕不定於一尊。內中不少人僅以“爬格子”為謀生手段，另一些人以之為業餘愛好，其文都未必“載道”。如果定要將“社會責任”強加於他們身上，那不是主事者徒托空言，一廂情願嗎？

   再者，把“洗滌靈魂”列為作家的社會責任，這是沿用斯大林稱作家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說法。將這個和希特勒相比肩的大獨裁者兼殺人魔王的話奉作圭臬，除了令人反感還會有別的效果嗎？

   最後，“溫暖人生”云云，對富士康自殺員工和層出不窮的礦難死難者家屬，眾多豆腐渣工程、三聚氰胺等受害者親人，以及被強迫拆遷無家可歸的住戶，連同兩億處於“人下人”地位的農民工，不從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著手，只要求一干文人高奏什麼“主旋律”便可為他們排憂解難？試問，有什麼小說、詩歌、電影、電視，可以撫慰其傷痕累累的心靈，使之感受到和煦的春風？

   溫家寶說，公平正義比陽光更重要。倘若作家真的挺身而出，代表公平正義為民請命會有何結果？呼籲實行憲法的劉曉波不是前車之鑑嗎？

   九十年前，胡適嘗云：“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當鄧小樺因“劉曉波”三字而慌不迭希望“消音”時，如何真正給作家以免虞恐懼的自由，不才是港深作家交流中亟應討論的“社會責任”？

   鑑於內地的公民社會之建立仍是遙不可及，更直截了當的問題是：已經在大陸“誕生”了六十一年的這個“國家”，除了能給僅僅在網上建言的書生劉曉波判刑十一年，並且禁止可能涉及時政的本港出版物進入內地之外，能為包括香港作家在內的中國作家做什麼？

   （11-4）下午修訂

（2010/11/06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