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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信仰上帝,并信奉自由主义,但我选择了中国社会民主党,而不是自由民主党等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党。我之所以加入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我确信:当今只有社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为什么当今只有社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由中国国情民情所决定的。
    中国毫无宪政民主的文化传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民众崇尚“实惠”而漠视自由,一个表现就是:中国普遍重视物质的平均,而轻视机会的均等,“不患寡而患不均”观念深入人心。两千多年来,儒家“圣人追求”教化、法家“霸王道”的演习、因蛮族血腥入侵而加深的暴力崇拜...在地球上塑造了一个奇特的民族:它对专制的忍耐力和对自由的冷漠程度均无与伦比。

    中国共产党六十一年的统治,更造就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新的扭曲——一种更顽固抗拒宪政民主的扭曲:例如,“文革”的“大民主”,摧残了许多中国人对民主的信念,令当今中国知识群体和官僚阶层对自由民主充斥着偏执的误解,他们从“文革”的经验出发,顽固地相信:中国民主了一定会乱,因而极力抗拒民主化。而反伦理反宗教的共产党的党文化,使得传统文化中忠孝信义成份荡然无存,加深了中国文化中的残忍。
    民族性由文化造成。中国人的民族性,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可以看出:吃苦耐劳,但是残忍且嫉妒心很强;喜欢物质平均而不容忍个性;漠视他人的权利,亦漠视自己的权利;期盼“青天”、“圣人”、“好官”,追求政治自由(包括制度革新)的意识和愿望很低...
    不客气地说:中国之所以至今无法民主化、中国的维权运动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化成人权运动(这亦是中国维权运动不能成功的原因),原因就是大多数中国人不追求自由民主。
    因为民族性的不同,暴政下的罗马尼亚民众能够走上街头高喊“打倒齐奥塞斯库”,而在远为残暴的中共暴政逼迫下,一些中国冤民连自杀的勇气都有,就是没有勇气(或者没有意识)喊出“打倒胡锦涛”、“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这样的民族性,尽管可悲,但它却是中国的现实。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民族性,就放弃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但要成功推动中国民主化,必须顺应中国人的民族性。在现有的社会发展模式中,社民主义模式是最能成全中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因为它以宪政民主为目标,且最符合中国人的民族性。
    我在国内实践中多次发现:对中国老百姓讲自由、人权、民主的道理,没几个人听得进去,但若讲社会福利的问题,比如:中国福利如何差、同为华人社会的台湾福利如何好、缴那么多税却不给福利,中共政府是怎么回事等等...他们马上就来精神了...这些人为什么会来精神,就是是因为中国人重实惠、轻自由的民族性使然。
    社民主义发展模式,正是注重社会福利和弱势群体模式,它以投合中国人平均主义民族性为手段,收取宪政民主化的果实,这必然会获得成功;而且,这是一条快捷、平稳的民主化途径。中国老百姓普遍最关切的,不是GDP的增长,而是生活有所保障,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的社会矛盾,究竟是毛泽东时代和1992年之前更加尖锐,还是现在更加尖锐?毛泽东时代,中共的统治比现在更为专制,为什么社会矛盾没有现在尖锐?这就是因为
   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中国人能够忍受贫穷和专制,却很难忍受贫富差距,任凭谁,只要不是傻瓜和瞎子,都能够看出当今中国社会的仇恨大得不得了,之所以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仇杀,完全是因为一个摇摇欲坠的极权在强压着社会秩序不坠(当然,这个极权同时也是社会仇恨的制造者)。
    因为中国人的这种特点,采取社民主义的发展模式,能够维系中国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必要条件。民国为什么会被中共极权势力倾覆?就是因为民国立国后一直处于割据和动乱当中,于是一贯崇尚国家富强、轻视个人自由的中国民众,转而大量地投向了极权势力。
    印度就是一个社民主义的成功典范。同为贫穷大国,印度在独立后坚定地采取社民主义的发展模式,终于建成了成熟的宪政民主政体,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自由民主稳固后,印度政治家又于1992年开启市场化改革,经济快速发展。印度有健全的体制、稳定的社会,再加上远超越中国的年轻人口比例,印度超越中国是迟早的事,这一天,将随着中国危机的必然爆发而到来。尼赫鲁的社民主义路线,成就了民主而欣欣向荣的印度,倘若当年印度盲目模仿美国,贫困人口巨大的印度非大乱不可,如果那样,恐怕毛共游击队早已在印度上台了。
    中国必须放下盲目自大的心态,虚心学习印度的民主化模式。
    因为传统和现实,中国可以说毫无民主土壤,因此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最不适合中国的制度。民国仿效美国共和,结果搞成军阀割据,蒋介石仿效美国废除政委,结果把大陆丢给共产党...如果在中共倒台后,中国的政治家再次仿效美国,中国一定会重蹈民国覆辙,甚至《黄祸》成真,万劫不复!
    那么,社民主义发展模式在中国有无推行可能呢?有,今日中国政坛,除了胡锦涛等极少数崇拜朝鲜、思想僵化的人外,大多数寡头们抗拒民主化仅因为既得利益,而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原因。社会危机的压力,有可能触动他们走上社民主义的道路。
    时至今日,中共高层的有识之士,宜及早以某种方式宣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试验结束,将中国共产党分为两个党,如分为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开启两党政治。为了平稳转型起见,先可以继续禁止游行示威,而从开启新闻出版自由入手,但是,现今严重制造仇恨的强迫拆迁、强迫计生等暴政,必须立即废止。政治上要向右倾,经济上要向左倾,以现今中国之计,宁可经济发展慢一点,也要减轻人民痛苦、减轻社会仇恨。
   
    如果中共高层中有人能带领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将是中国之幸、世界之幸!
   
   曾节明 于辛亥革命九十九周年于曼谷流亡寓所
   
(2010/11/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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