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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五大成果”是怎样被扭曲的?

辛亥革命的“五大成果”是怎样被扭曲的?


香港《前哨》杂志2010-12-1


严家祺


    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年来中国和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看到在这一百年中在表面变化下不变的东西。
   在世界范围内,一百年来,旧殖民主义已经衰败,共产主义经过勃兴而正在趋于灭亡,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东西方分裂後,迎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在全世界旧殖民主义衰退的大环境下,中国取得了独立。中国历经袁世凯称帝、军阀统治、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两岸分裂和大陆的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中国已经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变为GDP为全球第二的“大经济体”。然而,这样巨大变化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却延袭了二千年前秦始皇的专制主义传统。辛亥革命在中国造成的最大变化是,推翻了清王朝,把封建帝制改为共和制。

“名不符实”、“名实背离”


   在清王朝及其以前的封建帝制下,没有宪法、没有议会、没有选举、没有组织政党的自由。可以说,辛亥革命有五大成果,使中国走向了共和、有了宪法、有了议会、有了选举、有了组织政党的自由。然而,二千年顽固的专制传统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辛亥革命这么样的大变革的成果,不是变质了,就是被扭曲了、吞没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传播了共和、民主思想。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的失败,使得后来的所有统治者,都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恢复帝制,但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消除“王朝传统”。
    这种变质、扭曲、吞没,是用“保存其名、消除其实”的方法实现的。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名副其实”。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後,在政治领域,“名不符实”、“名实背离”愈来愈成了当代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比“大清帝国”还要专制的“帝国”,这个“帝国”的“王朝”是秦、汉、唐、宋、元、明、清以来的一个新王朝——“中共王朝”。

“共和”的扭曲


    “共和”是对“帝制”或“君主制”的否定。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共和国”是不能有“皇帝”或“专制君主”这样的人的。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不是“皇帝”、不是“国王”、不是“君主”,但毛泽东、邓小平就像“皇帝”一样,掌握着最高权力而且不受制约。
   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最高权力属于皇帝,但有的皇帝由于性格懦弱,往往会大权旁落。华国锋、江泽民的权力不能与毛泽东、邓小平相比,正像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权力不能与康熙、乾隆相比。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传统”,但还是在一些方面使“中共王朝”与“大清王朝”有所不同。“中共王朝”的王位继承不同于“清朝”,共产党把“家天下”变为“党天下”,“皇位继承人”不限于一家一姓,政治局委员都是可能的“继承人人选”,大大扩大了“皇位”争夺的范围。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的两次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为改变“皇位继承人”的政变,一九七六年十月逮捕王张江姚,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政变。
   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相比,“中共王朝”还是加进了新的内容。毛泽东终身在位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使邓小平提出了“废止终身制”,并在一九八二年宪法中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规定了“连任届数”的限制。一九八九年後,江泽民就不能像毛泽东和历史上的皇帝那样终身在位了,即使连任“军委主席”掌握最高权力,由于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难像封建王朝的皇帝那样行使权力了。这也是江泽民没有一直占据“军委主席”位置不放的重要因素。
   但到今天,胡锦涛仍然只有“王朝传统思维”,一心想恢复“中共王朝”开国君主毛泽东的做法。邓小平提出“废止终身制”、规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规定了“连任届数”限制是一种进步。任何人企图三连任“军委主席”和恢复最高权力终身制,从辛亥革命一百年的高度来看,这是“反共和”的行为。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首先要明确辛亥革命是革“君主专制”的命、革“帝制”的命,要像孙中山所说那样:“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宪法”的扭曲


    大清王朝没有宪法。清末的立宪派就是要求清王朝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一九0六年,慈禧太后发出“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一九0八年,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九年後正式召开国会,推行宪政。慈禧太后直到死前二个多月,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的七月三日,才开始宪法的起草工作。最早拟定的宪法章目有:(一)皇帝,(二)摄政,(三)领土,(四)臣民,(五)帝国议会,(六)政府,(七)法院,(八)法律,(九)会计,(十)附则。宪法的起草者认为,有了宪法,就可以振兴大清帝国。但清王朝一再推迟政治改革,宪法草案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写成,为时已晚。辛亥革命爆发,这一有“皇帝”和“摄政”的宪法草案,也就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失去作用。
    辛亥革命後,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尚未正式辞去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体制。
    在辛亥革命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国大陆有宪法而没有宪政。一九五四年後,中国制定了几部宪法,这些宪法都不具有“最高法律”的作用,不仅共产党的权力凌驾在宪法之上,而且,宪法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可以肆意践踏。
   一般来说,宪法有两种功能,一是“架构功能”,即规定国家的政治架构、国家机构的名称、相互关系、职责。二是实质功能,即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功能。中国大陆的宪法因为还有架构功能,所以还被视作“宪法”,但这个宪法没有实质功能,政府的权力不受宪法限制、人民的权利不受宪法和法律的保障。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的这些规定不起作用,这就是“宪法的扭曲”。
    大清王朝没有宪法,中共王朝有宪法而没有宪政,两个王朝都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议会”的扭曲


    清王朝末年,政治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慈禧太后死前二个多月,宣布九年後召开国会,推行宪政。在辛亥革命前一年,一个不具完全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资政院成立了。资政院通过了一个“请速开国会”的“议案”。清廷才决定把召开国会的年限由九年改为三年,在一九一三年提前召开国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使一九一三年的国会再也没有开成。
    辛亥革命後,中华民国召开了“国会”。但到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後,“国会”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国会”,在中共王朝下完全被扭曲了、变质了。
    中共王朝的“国会”实际上由三院组成。第一院是三千人的“哑巴会议”,也就是三千人的“全体大会”,不能用嘴,不能说话,有时要用手表决(举手或按表决器)。第二院是三十多个“代表团会议”或一百多个“代表小组会议”,即按各省、各自治区、各直辖市和香港、澳门代表开的会议。这个“第二院”可以用嘴,可以高谈阔论,但不能用手、不能表决。如果一个“小组会”大家意见一致要反对某一议案,由于“小组”与“小组”之间不能直接沟通,这种“反对意见”不能影响其他“小组”。所以当在三千人大会进行“表决”时,“反对意见”一般不起什么作用。
    中共王朝的“国会”的第三院是一百多人的“主席团会议”。由于“主席团”绝大部分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民主党派中的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第三院”控制整个“全国人大会议”,控制会议上的各种候选人的提名、控制选举过程。
    这样,中共王朝的“国会”,丧失了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名义上,“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集中在掌握军权的共产党首脑手中。

“选举”的扭曲


   公民的选举权是民主的要素。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也规定“人大代表”由选举产生。但选民投下的任何一票,选出的只是县、区、乡、镇的“人大代表”。这样的“代表”有三百多万人。“全国人大”的三千名“代表”都不是“选民”直接选举选出的,而是由省一级的“省人大会议”选出的。而“省人大会议”也由三院组成,省一级的共产党通过“省人大主席团”操纵、控制“省人大会议”的全部选举过程。就是这样,清王朝灭亡一百年,中国大陆的公民完完全全没有“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权。这也就使三千名“国会议员”不能起“议员”作用。“选举”的扭曲导致“议会”的扭曲。

“组党自由”的扭曲


   “组党自由”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辛亥革命後,中国一下子涌现出许多政党。除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外,还有统一党、自由党、社会党、民国公党、宪政党、民宪党、进步党、统一共和党、大中党、公民党和大大小小许多政团。
   辛亥革命後“组党自由”的成果,在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後被彻底废除了。“中共王朝”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当然也包括“组党自由”,而事实上,一九四九年後,除了共产党外,只有几个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被允许存在,中国大陆禁止成立任何新的政党。一九九七年中国大陆成立了“民主党”,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遭到了监禁,主要领导人被判刑期加起来超过一千年。“组党自由”不只是“扭曲”,而是完全不存在。

中国会不会有二次辛亥革命?


   现在的中国,台海两岸实行着不同的制度。在台湾,一九八八年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以来,通过和平的方式,一步步走上了宪政民主的道路。对台湾来说,需要继续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提升民主政治的水平,消除议会、选举中的种种“劣质民主”因素。对中国大陆来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重要的是要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为恢复辛亥革命五大成果而努力。面对专制主义的中共王朝,中国大陆要重建共和。
   现在,台海两岸经济日益融合,台海两岸要把“和平统一”提上议事日程,应当把“和平统一”作为推动大陆大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中国大陆到了大变革的前夕。这场大变革,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完成,一是中国大陆顽固地实行“四个坚持”——坚持“一党专政”、坚持“警察治国”、坚持新闻封锁、坚持维护无法再持续下去的“刚性稳定”,像大清王朝末年一样,拒绝政治改革、拒绝推行宪政,最后导致中国大陆爆发第二次辛亥革命;二是在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大陆主动、积极进行政治改革,有步骤地开放报禁和党禁,建设民主宪政,使中国大陆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在两岸统一时,召开两岸共同的“制宪会议”,制定一部两岸统一的新宪法,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成为一个全新的“中华共和国”。(写于二0一0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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