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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论”的“比较制度”分析

“核心论”的“比较制度”分析


   (香港《前哨》月刊2010-11)

严家祺


   西风吹,战鼓擂,现在中国究竟谁怕谁?是胡锦涛怕老百姓,还是胡锦涛怕江泽民?
   看起来,胡锦涛还不知道怕老百姓。“六四”用屠杀来对付老百姓,“六四”使他心目中丧失了正义和是非的观念。胡锦涛当政9年,为了他的“刚性稳定”,民众有冤无处诉,维权、上访也要遭到镇压,一天天把中国弄成了一个“警察国家”,用“慢性暴力”来对付人民。但胡锦涛看来还是怕江泽民。据《前哨》司马渡文章说,有一次江泽民在家中召集了政治局常委谈话,提出胡锦涛犯有四项错误的意见,把胡锦涛吓得惊慌失措。

   有人说,因为邓小平曾经封江泽民为“江核心”,“江核心”至今在军队中还保持着超过胡锦涛的影响力,胡锦涛虽然是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但不是“核心”,所以,胡锦涛怕江泽民。胡锦涛的权力远远比不上毛泽东、邓小平,他的话,许多政治局委员不听,或者听了不当回事。最近,温家宝一次又一次大谈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至少是为了向民众表明他与胡锦涛不一样。说胡锦涛怕江泽民,是有道理的。至少胡锦涛对江泽民与他不同调的表现不敢吭声。
   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苏联共产党时代,就可以看出,胡锦涛为什么怕江泽民,为什么怕“上海帮”、怕“太子党”,还有些怕温家宝。

为什么奥巴马不怕布什?


    奥巴马当上总统,过去也没有在美国军队中担任过“副统帅”或什么“指挥官”,一下子就成了美国全国武装力量统帅。奥巴马政府的内阁由副总统、各部部长(包括总检察长)组成,他们可以向总统提出建议,但总统一旦做出决定,他们必须与总统“保持一致”,对外不能发出两种不同声音。总统会因为遭国会弹劾而下台,总统的内阁是不可能把总统赶下台去的。奥巴马当上总统,他要对美国和美国人民负责,他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是“权为民所赋”,他要对选民负责,当然无须怕人民,也不怕所有活着的“前总统”,包括布什。
    布什下台後,他不能像江泽民那样干预政府决策和人事任命,他有时被他老婆打发上街购物。他遛狗时,还要拿一个塑料袋,随时拣进狗屎,否则罚款不误(见图)。
   
   
   (图)布什被老婆打发上街购物

赫鲁晓夫怕不怕苏共主席团?


   苏联(苏联不是俄国,不必称“前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中国一样,都是“党在国上、一党专政”。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相当的机构,在苏联共产党中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二十大一中全会”产生了一个11人的主席团,赫鲁晓夫为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为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勃列日涅夫为主席团候补委员。斯大林逝世三年,赫鲁晓夫已经成为苏共的“核心”,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在苏联的内外政策上,与赫鲁晓夫存在着重大分歧。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
   苏联不同于美国,在美国,由于实行“三权分立”,国会议员可以反对总统的政策,但最高行政权和军权为总统掌握,各部部长和行政机构,必须与总统保持一致,军队必须服从作为最高统帅的总统。苏联的最高领导层,从来就存在意见分歧。斯大林对付领导层中的“反对派”的办法是“大清洗”和处死。斯大林去世後,最高领导层中仍然存在政见分歧,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不赞同赫鲁晓夫的政策和做法,慢慢形成了苏共主席团内的一个多数。其中反对赫鲁晓夫的“核心”是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是赫鲁晓夫怕莫洛托夫,还是,莫洛托夫怕赫鲁晓夫?
   1957年6月18日到21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主席团会议上成了少数,主席团以7:4通过赫鲁晓夫必须辞职。赫鲁晓夫拒绝辞职,并在6月22日到29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改组了主席团,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而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被定为“反党集团”。这一次会议使勃列日涅夫从主席团候补委员升为主席团委员,9个月後,勃列日涅夫成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怕苏共主席团,7年後,赫鲁晓夫还是成了主席团中的少数,被勃列日涅夫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从此开始了漫长、僵化、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使毛泽东受到了震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刘少奇等人的挑战。毛泽东自己估计,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都成了少数。因此,他只有依靠林彪宣扬对他的“个人崇拜”,越出中央委员会,用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去打倒所有毛泽东不信任的中央委员。这种方式,就是历时十年、把全中国都卷入的、摧毁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12中全会时,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占总数的71%。
   1957年6月赫鲁晓夫通过临时召集中央全会的办法使自己保住了权力和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使毛泽东认识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就是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动摇他权力的力量。
   现在,在“十八大”前夕,胡锦涛在琢摸两大问题:
   第一, 怎样在“十八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中,有一个“大多数”能支持、拥护他胡锦涛;
   第二, 怎样在“十八大”上第三次连任“军委主席”?
   这确实是难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胡锦涛就不能在“十八大”後,能像江泽民那样成为“胡核心”。

“江核心”力量从何而来?


   1989年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4•26社论》和“戒严”而发生了分歧,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他对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和乔石有影响力,当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中,得不到多数支持时,他没有赫鲁晓夫在1957年时的能力,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赵紫阳不是赫鲁晓夫,也不是叶利钦,赵紫阳的处境与赫鲁晓夫的区别是,赫鲁晓夫头上的斯大林死了,而邓小平当时还活着。
   江泽民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军委主席,江核心在今天的力量在于他在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以及军事将领中保持着影响力。胡锦涛怕的是他会成为政治局中的少数。
   江泽民对温家宝没有什么影响力,但由于温家宝与胡锦涛之间矛盾重重,温家宝就成了江泽民制约胡锦涛的“同盟者”。温家宝知道“十八大”後自己反正会退出政治舞台,对胡锦涛没有害怕之心。胡锦涛怕自己成了少数而不能在“十八大”後三连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怕”的心理大大增强了“江核心”的力量。
   政治舞台的“怕的铁律”是,当一个人“怕”另一个人时,前者就一定是后者的手下败将。林彪怕毛泽东,赵紫阳怕邓小平。“权力颠峰尽狭路,狭路相逢勇者胜”。赫鲁晓夫在1957年能“反败为胜”,首先在于他的“非斯大林化”政策符合当时苏联潮流,其次在于赫鲁晓夫根本不怕莫洛托夫几个人。

“核心论”是破坏宪法权威性的理论


   苏联共产党主席团和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中的“投票机制”,被共产党视为“党内民主”。当“党凌驾于政府之上”而且“党政不分”时,这种“民主”,就会形成“两个核心”或“多头马车”的局面。文革时期被反复宣扬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两个核心”、“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时期,政治局常委会内李鹏与赵紫阳的分歧,是邓小平这个以军队为后盾的“核心”与受到民众支持的赵紫阳这一“核心”的分歧。“六四”大屠杀後,邓小平想退出政治舞台,新上台的江泽民又缺乏驾驭、控制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威望和能力,邓小平提出“核心论”,是为了扶助江泽民、防止政治局常委会内和政治局内其他成员向江泽民“权威”挑战。由于政治局凌驾在国务院之上,向江泽民“权威”挑战,就会使形成“两个核心”或“多头马车”局面。“六四”後,由于江核心自己不思改革,邓小平就“南巡”发表一系列讲话,把江核心率在一边,自己又当起“核心”来了,这时,“江核心”当然不会对抗“邓核心”了,在这之後,邓小平才慢慢退出政治舞台,确立起江泽民的“核心”地位。
   江泽民下台後,胡锦涛成了军委主席,但没有人承认他是“核心”,胡锦涛的权力不断受到政治局内陈良宇、黄菊、温家宝等人的挑战,胡锦涛挫败了陈良宇的挑战後,江泽民非常生气,加上江家大将黄菊去世,江泽民不得不自己起来,在政治局外,继续充当政治局内牵制胡锦涛的“核心”。
   “核心论”是为了掩饰党的最高层分歧和裂痕的理论,是损害宪法权威性、破坏法治的理论。
   这种永不休逝的斗争,只有当真正实行“党政分开”才能止息。所谓“真正”,就是按照宪法规定,政治局常委会不再凌驾在政府之上,人大、政府、法院各自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力。然而,宪法有一条规定必须修正,就是为了有利于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另设“军委主席”,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由国家主席掌握。1982年在修改宪法的讨论中,我就发表过这一意见(见1982年5月5日《光明日报》第一版《从长远的观点看宪法》)。
   对比一下美国、苏联的历史经验,就可以看到,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危害性。苏联灭亡了,中国还继续沿着苏联政治制度的模式“前进”。现在,江泽民已认识到,赫鲁晓夫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而胡锦涛还在走着勃列日涅夫的道路呢。

不要重滔“非程序更迭”的复辙


   邓小平提出“核心论”,其实质是,面对共产党政治局中不断出现的分歧,让一个“核心”去压制或摆平、要求其他成员去服从“核心”,而这正是共产党高层不断产生冲突、并导致政府总理权力受到牵制而难以有效工作的原因。
    实行民主要“少数服从多数”,但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最基本含义是,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也就是说,“权为民所赋”。在民主制度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有不同程度的“分立”,但最高国家行政权仍需要集中统一,行政决策无需用投票方式作出,正如开车不能有两个大脑同时起作用。行政权是一种执行和立即行动的权力,在议会制下,最高行政权为首相或总理掌握,国家元首(国王、总统、国家主席)不掌握最高行政权。在总统制下,总统掌握最高行政权,包括全国武装力量的统率权。苏联、中国“党在国上”的体制,一方面,为了表明“党内民主”,党的主席、总书记或第一书记名义或实际上掌握最高权力,但这种权力又时时受到党内主席团、政治局其他成员的牵制,另一方面,使最高国家行政权,即中央政府的权力又受到党的主席团或政治局的牵制,使部长会议主席或总理无法有效行使权力。正是“党在国上”造成了“党政不分”。如果“十八大”要实行“军委主席”、“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种共产党式“三权分立”的体制,使“军委主席”成为一个新的“核心”,那么,可以预测,还会重滔苏共和中共历史上“非程序更迭”的复辙,到时候,不会再有一个被软禁至死的赵紫阳,而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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