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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亮出旗帜:时不我待勇者胜——致温家宝总理的民间谏言书

    当今中国,全体民众渴望政治变革意愿已成排山倒海之势,不可回避。但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除了表决会前早已反复协商敲定的“十二五年规划”,再次敷衍民意政改期待。记得1998年春,我曾借“民间系列上书”的形式,致函刚刚当选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先生,首次提出建立“政治特区”构想,并发表在海外电子刊物《小参考》上。该上书主张像建立经济特区,树立样板一样,开创政治特区,冲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禁锢,汲取人类民主管理社会的一切先进经验,开放新闻报禁,放宽独立社团登记,扩大公民社会空间,实现党政分离,推行地方普选,建立民主制衡机制,让实践证明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民主制度是否等于政治动乱;竞争规则会不会导致“一百个首长”;透明与被监督之下的政府懈怠与滥权将有何种后果。
    然而,要“准备一百口棺材”治贪的政府总理朱镕基,面对体制内保守势力禁锢,力不从心,举步维艰,连反腐承诺都无法兑现,又何谈推动政治改革?最后只落得个壮志未酬,黯然下野。
   
    2003年3月16日,温家宝先生上任以来,一度被民众寄予“新政”期待。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些年来,民众政改愿望,依旧被冷冻在意识形态的深宫大内里。记得2005年 12月3日,先生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副总编鲁斯兰和驻京分社社长米伟文采访时大谈民主与政治改革,似乎是在给民众长久的政改要求以回应。不过您又接着说:“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温先生的此种类比,至少隐含着这样一种判断: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用更长的时间来完成民主建设也不为过。我当即在海外《议报》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对温家宝先生“推进民主,需要时间”的异议》。我在文中写到:“慈禧太后当年有20年后实现君主立宪的承诺,请问革命党人给过她20年吗?民国时期,蒋介石也说:需要时间实现民主,请问共产党人又给过他多长时间?今天,是一个人类可以使用同样的卫星技术、电脑联网,资讯开放,信息汇通,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和每个办公室,都可以按同样的程序接受指令,交换信息,表达意愿,参与决策的全球化时代,一年内所诞生的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是历史上一个世纪所望尘莫及的。如此日新月异,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怎么会容忍像19世纪那样老牛拉破车似的进步呢?后对抗时代的东欧变革,俄罗斯周边的颜色革命,乃至台湾民主,有哪个是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的?由此可见,已与现代化世界融为一体的中国改革,实在与19世纪的美国没有丝毫可比性。”
   

    2007年3月17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上,先生在会见中外记者时特别强调,“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但您却又说我们“经验不足”。为此我也又撰文《温家宝记者招待会刻意谈民主——从需要“时间”到需要“经验”》,为海外多家网站转载。我在文中写道,“他的‘经验不足’,‘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的观念,比以前说‘民主需要时间’的提法大有进步。”然而,普世价值在各类型国家的实践中已有现成捷径,根本不必从“摸着石头过河”中寻找经验。
   
    今年8月21日,总理先生又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此讲话发出“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的呐喊。特别是最近您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我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先生还承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动政治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你最近50天来,在各种公开的重要场合,7次提到推进政治改革,似乎有点时不我待的味道,已经成了中国学界、政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各领域的热议话题。为此,近来,我更是连续著文,在媒体发表了《温家宝“南巡”背后玄机》(香港《争鸣》)、《胡锦涛温家宝对比阅读——两个“重要讲话”分歧在那里?》(《观察》)、《温家宝“政改”呐喊舆论冲击波》(《议报》)等多篇文章,解读先生一再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推动政改强音。
   
    然而,总理政改呐喊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人民的意愿,但不免流于抽象、空泛、原则,很少具体内容。为此也被一些舆论视为作秀,而不能得到民众力量的信任与进一步响应。在本文看来,如果先生能有效运用好自己尚有的公共权力之“势”,比如直接重提1987年中共“十三大”通过“党政分开”的决定,从倡导改变执政党总揽国家一切权力开始(先生当年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党政分开”专题负责人,当此之时亮出这面旗帜,名正言顺,循理成章);或者直接呼应创立“政治特区”主张,开放新闻自由,推进县级以上直选等等具体、可操作的目标。如果先生有此明确信息发出,亮出旗帜作为行动的开始,即使声音遭到体制内的封杀、抵制,也必将进一步赢得民众力量最广泛的声援与互动。是此,天安门前或许会打出“家宝你好!”的标语。
   
    当下中国,在体制内意识形态僵化守旧,官权私利相互盘结,只想升官发财,不断声言“决不”的政治生态中,先生的“风雨无阻,至死方休”决心,断无果而终,注定重蹈朱镕基总理黯然下野的政治悲剧。其实,先生应该看到,您未来的政治生命深深植根于普世价值与全体民众的期待之中,中国政治改革的真正希望在民间。所谓“礼失求诸野”,先生只有借助人民的推动力,才能打破权贵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垄断权力,拒绝变革的政治僵局。
   
    眼下,“谁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谁下台”的呐喊,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如先生能顺天应时,振臂一呼,一定会应者云集,中华民族的政治改革序幕将由此启动。
   
    我曾在台湾中央广播专题节目中,与著名主持人杨宪宏对谈大陆民主化进程时,杨宪宏先生提到台湾民主化改革前的特殊时期需要一个“勇”的问题。他当时跟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说:“总统!我告诉你,如果用中国古来衡量人的标准只有三个字,就是智、仁、勇,这三个字。你们都不勇。就是说,站在这个时代,你们是总瓢把子。这个时代,就是你们一声令下,门就开了耶,芝麻就开门了!怎么你们没有勇气去喊那一声呢?就在一念之间耶!应该勇为第一,没有勇气,有智力、有仁心毫无用处,一定要有勇气,尤其站在高位的人,一定要有勇气去打开那一扇门。”我当时回答说:“是,这个问题特别在当前对中国的统治者来讲,他们更需要这个勇字。就是在历史时机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勇字就上升到一个首要的位置上来了。中国现在的社会变革条件都已经成熟了。……我早就提出,应该建立一些政治特区来逐步推进,这些地方需要勇。这个勇字在当前,对我们的当权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他们往往是被前思后虑、方方面面的条条框框制约。他们有时候想动也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勇气来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节目名称:《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访问牟传珩先生》。播出时间:2006年10月30日)。后来,李登辉果真借助一个“勇”字,由此开创出了台湾的民主新时代。本谏言引用这个对话,就是要说明今天总理先生推动政改的关键不是时间,不是经验,而是这个“勇”字。台湾经验告诉我们,“时不我待勇者胜”,打开民主时代的那扇门,就在一念之间!
   
    21世纪的中国公民,有权要求自己的国家实现宪政民主。然而,中国30多年的跛足式改革,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已经导致了公权与资本合谋的贪婪性掠夺而没有任何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对治,于是便导致了今天这样一种权力压制权利的畸形时代,使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酵,目前已呈总爆发之势。
   
    今天,生活在中国政治生态下的所有政党和个人,都面临改革与守旧两者无法回避的行为选择——社会变革运动的号角已经在全国的各种角落里有意无意地吹响了。它将伴随“我的地盘我做主”网络时代的强大阵势和非凡诱惑力,注定要突破中南海“两个决不”的防线,席卷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场划时代的剧变中,要么你站在推动自由、民主、宪政的阵营中,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要么你站在保守、专断、垂死挣扎的行列,最终为社会变革所埋葬。
   
    近百年来,“红色记忆”已经让我们这个民族为“错误和谬见”牺牲得太多了。当下,是一个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时代,先生也只有今后两年多的执政机会了!清人陈谵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有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如果总理先生能从“谋万世”,“谋全局”高度,有勇气从“谋一时”、“谋一域”做起,亮出旗帜,与人民互动,必将“众缘聚和”,共同开创一个宪政变革的新时代。是如此,您才无愧于手中执掌的公权力,您在历史上的个人努力,才会功德无量,价值永存;是如此,则世界幸、国家幸、民族幸、百姓幸!
   
    (本作者并不幻想,只是借题著文)
(2010/11/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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