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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矛盾”说,非治国之正道--评毛泽东的《正处》


   
    魏紫丹:“两类矛盾 ”说,非治国之正道
   ——评毛泽东的《正处》
   

   
   整个来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在“处理”,是一篇指导实践——具体说,是对反右派运动量体裁衣、从发动到处理的文章。从“处理”着眼,它是一篇歪门邪道、祸国殃民的东西。它的理论基础是《矛盾论》,正如我在《<矛盾论>与论矛盾》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从“理论”着眼,它的概念混淆、原理荒谬、论点站不住脚。这是我通过一甲子的切身体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的一项严肃负责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科学判断。谓予不信,容我慢慢论证如下 :
   
   一论:为什么说是“概念混淆”?
   
   《正处》提出的的第一个问题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它是本篇的灵魂,其中提到“矛盾”这一概念的地方有99 处。所以不能说它是“概念混淆,矛盾百出”,用数学的准确性来说是“矛盾99出”。
   
   1 ,从定义出发,明确“矛盾”这一概念
   
   《辞海》上的解释是:(1)《韩非•难一》:“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之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后以“矛盾”连举比喻互相抵触,互不相容。如:自相矛盾。(2)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指事物内部所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关系。(3)形式逻辑上指两个概念互相否定或两个判断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的关系。
   
   从作为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来说,矛盾的内涵有二:一曰:内部性(自相矛盾);二曰:二重性(既。。。。。。又。。。。。。)。凡不具备这两条内涵者,就都不可称之为“矛盾”。
   
   2,“敌我矛盾”不具此内涵,故非“矛盾”,实际是“对抗”。
   
   矛盾是一个表达“我——我”关系的概念,即“自相矛盾”。但“我”的外延是可以扩展的:我——我们——我们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等等。“敌——我”不属于矛盾的范畴,一则,它不具有内部性,即便在空间上距离很近,但从概念上讲,“敌”必在“我”外;二则,它不具有二重性,因为只有敌我对立、敌对、对抗、冲突、分裂、斗争、仇恨、拼杀。。。。。。你总不能说敌我同一、统一、友好、亲密、团结、合作。。。。。。如果既有前者又有后者,那就不是敌我了,就是化敌为友了。总之,只要是敌,就只能是前者。而所谓“矛盾”,必须是“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具有二重性。”毛泽东在后来也是这样说的:“像托洛斯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97)这和我曾经例举的“人与草有矛盾”,因为田地里的草必须消灭才能保苗;而草地上的草又必须保留,以防土地沙漠化。但不能说“人与蚊子有矛盾”:蚊子只能消灭,不能既消灭又保留——因为不具二重性,所以不能说成是“人与蚊子有矛盾”。原来,矛盾“在本来的意义上来说”是具有两重性的,但毛所妄指的这个所谓“敌我矛盾”,却自己承认:“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既然只有一重性,所以就构不成矛盾。反过来说,在确认“敌我矛盾”就根本不是矛盾的前提情况下,把它确认为“对抗”,这时再来说“一重性”才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如果你既承认敌我矛盾是“矛盾”,又说“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这不成了悖论吗?在这里,又一次确证毛在《矛盾论》中引用的列宁所说的“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命题。由此“株连”,所谓“对抗性矛盾”,自然属于错误的概念,而成为伪命题。
   
   这里还有个“人民和敌人”区分的标准问题。毛泽东是这样界定的:“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看来区分敌我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可是,直到1980 年代末,共产党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才有必要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的标准:“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372)邓要判定社会主义,却在表述中用了“社会主义”这一未经定义的概念。他这个标准是不合逻辑的。所以直到今天,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仍是各说各话。令人感喟万端的是,多少人在“一念”(一个概念:反社会主义)之差中人头落地,更别说从黑五类直到臭老九、敌人人数之众了!其实,只用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竟选举了一个敌人当国家元首,中共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上了党章、宪法的正统帅接班人)也都是敌人、都属敌我矛盾,就足以说明“两类矛盾” 的说法,荒谬到何种可笑的程度、为害到何种可悲的程度!
   
   3,对矛盾概念切戒乱用
   
   当毛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 (凡引自《正处》的话,便不再注明出处)的时候,他对矛盾概念的理解是正确的;当他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的时候,他对矛盾概念的理解就发生了混乱。这一句话中用了前后两个、含义各不相同的“矛盾”,前一个是对的,错误发生在后一个是用“矛盾”偷换了“对立”的概念,即“矛盾=对立”。正确的应该是“矛盾=既对立又统一”。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前已说明,“敌我之间”不是矛盾,“对抗”也与矛盾断然不同。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这样的叙述,就篡改了矛盾概念的本意,本意应该是既一致又不一致。这里却成了“矛盾=不一致”。如用“不一致”代替“矛盾”,改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不一致。”虽然说法很别扭,但意思却没有错。而敌我之间要硬称为“矛盾”的话,就应该表述出二重性:“敌我矛盾是在利益根本不一致基础上的一致。”这样说可就不仅别扭,而且荒谬可笑了。原因无他,矛盾皆内部也。敌我不能捆绑成“夫妻”(这里的夫妻是作为典型的内部矛盾的范例)。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里的概念错误,是“矛盾=利益抵触”。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这里的问题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否原于生产关系的“不完善的方面 ”;如果“完善”了是否就会没有了矛盾?
   
   总之,我们在毛的论述中发现,矛盾概念歧义丛生。这一点,我在《<矛盾论>与论“矛盾”(上)》中,已分别列举出把“矛盾”等同于单纯的“对立”、“斗争”、“分裂”、“磨擦”、“离间”。。。。。。等等的例子。
   
   二论:为什么说是“原理荒谬”、“论点站不住脚”?
   
   为“人治”大开绿灯,个人专政得以畅行无阻
   
   一则,“敌我矛盾”就是为了转移目标而制造的欺人之谈。反右就是杀鸡儆猴。当时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毛泽东就采取了反右这一招。头号右派章柏钧当即看穿,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见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费孝通也说过章先生对他说:“章伯钧约我去,他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章伯钧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的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这句话,章伯钧重复不止一次……”(见戴维.阿古什《费孝通传》)二则,“敌我矛盾”是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恐怖之剑,类如斩首示众;三则,借“敌我矛盾”解决“内部矛盾”,一石投二鸟:一是团结内部,一是消灭内部异己(如,让日本多占地,假日灭蒋和借蒋灭张国焘、项英);四则,就说他为转移目标而创造的“敌我矛盾”,这个概念也是、也只能是指敌我两方面各自的“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这个“内部”,从概念与实际相结合地说,官与民是相对的概念;而事实也正是,骑在人民脖子上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为人民所切齿痛恨的不是地主、富农,不是资本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也不是帝国主义,而正是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和行政领导干部,以及爪牙、喽啰、痞子等所谓“积极分子”者流横行乡里。毛泽东所以“抬举”工农、打压知识分子,就是为他实施愚民政策扫清道路,就是要消除为民请命的人。泼妇骂街式地批判梁漱溟和背信弃义地发动反右,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子弟为毛打天下当了炮灰,毛哄骗他们说是他们坐了天下;这些坐天下的人又数以千万计地被饿死,却一息尚存不忘“呼尔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毛说他们饿死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搞报复。于是大搞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重把地、富拿来问斩;彭德怀为民鼓与呼,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刘少奇搞了三自一包的救急政策,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要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泱泱大国,堂堂元首,惨遭迫害而死。食髓知味,这就是“敌我矛盾”的真精神。
   
   2,堵塞了“法治”的道路,领袖得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两类矛盾”说,从动机上说,不打自招是“阳谋”;从作用上说,是要坚持极权专制的“人治”、彻底堵死中国走法治道路的可能性。因为,毛划分两类矛盾的大权在握,如划胡风为反革命,不仅高层中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即便连胡风的死对头周扬也感到太过分了--这是刘宾雁告诉我的,还说,周总理很了解胡风。可是,毛大权独揽、一意孤行,谁也无可奈何。结果,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1978年底,有关部门撤销对胡风关于无期徒刑的原判,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牵连的,要彻底纠正。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说有关部门近年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了复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复查结论,对其文艺思想、宗派等问题作了澄清和说明。 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不仅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文艺思想等方面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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