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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六)

35:团中央书记处摆开新阵容
   
   
     ●共青团机关就是一个小一号的共产党机关,其机构设置完全比照与党中央等机构对口的要求。一九八二年的最后一天,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书记处,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除夕
   

     在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政坛上,“共青团派”之所以声势看涨,最重要的因素有两条:一是这一派的首领胡耀邦和胡启立,进入党中央最高决策圈,掌握实权,非常引人注目。二是这段时间中共又一次进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权力交接时
   
     期,共青团干部由于年龄优势,呈现出全谩颉蛴班的态势。
   
     共青团机关就是一个小一号的共产党机关,其机构设置完全比照与党中央等机构对口的要求。团中央机关在胡锦涛上任那段时期,调整为在书记处下设有七部一厅一委一室,即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际联络部,工农青年部,学校部,办公厅,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和研究室。
   
     前四个部门和办公厅、研究室,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对外联络部、办公厅、研究室不仅名称上完全一样,其工作内容也上下对应衔接。而与中共中央相类似的还有,党有党报党刊,团也有团报团刊 ——《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此外还有面对少年儿童的许多报刊杂志);党有党校,团也有团校——中央团校后来改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有出啊颉蝥构,团也有出啊颉蝥构——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团中央下属的机构中,有一个中国青年旅行社,为别的党政机关之所无。
   
     一九八二年的最后一天,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书记处,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除夕。书记处共由八人组成:书记王兆国,胡锦涛,刘延东(女),李海峰(女),克尤木.巴吾东,陈昊苏,何光炜,以及候补书记张宝顺。
   
     刚选出的书记处很快作出分工:
   
     王兆国作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全面主持书记处,同时分抓研究室和团校;
   
     刘延东分工抓国际联络部,后来她一度主要风尘仆仆奔走于亚非欧美,参加国际会议、接待来访,应邀出访;
   
     李海峰主管组织部;
   
     克尤木?巴吾东是维吾尔族干部,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体现“民族政策”,他分工抓统战部,主要就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工作,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
   
     中共元老何长工的儿子何光炜,专管办公厅后勤行政这一摊子,以及中国青年旅行社,他掌管了团中央的财权;
   
     中共著名元帅外交家陈毅的儿子陈昊苏负责学校部;
   
     张宝顺分抓工农青年部。
   
     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班子就开始变动。首先离任的是李海峰,这位前大庆团委书记,团十大就调来担任团中央书记,已达六年,团十一大上当选连任没多久,就被调到河北省任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地委书记,几年后又提拔为河北省副省长。一年以后,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被调到北京市任丰台区副区长,一九八四年升任北京市副市长。巴吾东一九八五年也调走,到新疆担任区委常委,后来他升任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
   
     虽然这几位离任的团中央书记,职务直到一九八五年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上改选后才正式撤销,不过,他们不仅不参加团中央书记处会议,连团中央常委会也不来了—— 当然,团中央的正式文件、简报,还会每期照发、照寄给他们。
   36:三头六臂一肩挑
   
   
     ●与书记处所有同事比起来,胡锦涛无疑权责范围最广。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工作担子越压越多,除了国际联络之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竟然统统由他主管
   
     有走的就得有来的。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在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由党中央提名,团中央委员们举手走个过场,增选了书记处班子成员:从上海调来了三十三岁的李源潮,成为团中央第四把手,主管宣传;调来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青年处副处长的三十七岁的宋德福,在书记处分管组织;又调来刚到“而立”之年的李克强作候补书记,主管学校部。
   
     数一数走的、来的,如果再列入一九八四年上调到党中央办公厅当主任的王兆国,那么这个班子在两年之内,其成员就更换了整整百分之五十。
   
     与书记处所有同事比起来,胡锦涛无疑权责范围最广。
   
     他是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要负责这个庞大青年组织的日常事务;
   
     他分工抓宣传口——不仅是要管团中央宣传部,还有团报、团刊、出版社也都要管;
   
     他兼任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是团直属机关系统的最高负责人;
   
     后来,按照团中央的惯例,胡锦涛以团中央二把手的身份就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又以此身份,代表青年这一块,成为全国政协常委;胡锦涛还是全国少年工作委员会主任,虽然主要是挂名,但是要参与少工委的重大事务决策,一些重大活动他也得出面。
   
     到后来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回事,胡锦涛身上的工作担子竟越压越多:
   
     李海峰调走了,组织大权移交给了王兆国,但没多久王兆国患腹膜炎住院,胡锦涛得分出一部分精力过问王兆国原来分管的组织部和研究室——当然,重要的政策研究课题,重要的人事任免,胡锦涛不会擅自作主;
   
     陈昊苏调走,胡锦涛又兼管学校部;
   
     克尤木?巴吾东调走了,作为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接过对统战部的主管……
   
     算起来,除了国际联络部仍由刘延东负责之外,其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竟然统统由胡锦涛任主管!——起码是名义上的主管。而胡锦涛好像有三头六臂,有条不紊。
   
     共青团十一大之后,在团中央机关的全体大会上,新的团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亮了相,会后马上就有人对新来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做了归纳:“王兆国嗓门亮,胡锦涛模样帅。”前者,是说王兆国在大会上发言中气十足,嗓门洪亮。当时引得光临团十一大会议的邓小平、陈云和胡耀邦等人都不禁点头微笑;而胡锦涛作起报告来虽然声音没有那么有气派,但他一表人才,风度翩翩。
   
     与党中央又一点相同的是,团中央也是一个权力角斗场。
   
     话要从胡锦涛来团中央之前说起。
   
     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书记处班子,是一个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来很不得力、很不令人满意的班子。这届班子中也有几位后来很得邓小平、胡耀邦信任的政治明星如胡启立、李瑞环,但他们在团中央都呆的时间不长,就挂著团中央书记的名衔调任别的岗位。像胡启立,虽然一九七八年就从清华大学副校长任上回到了团中央(他在文革前曾任团中央候补书记),担任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但很快就到天津市担任市长。
   37:前任班子的前车之鉴
   
   
     ●七十年代后期思想解放运动,青年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尖锐的质疑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抵挡一阵,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
   
     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团中央班子第一把手韩英,本在山西煤矿系统搞技术工作,“文革”中后期,他于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副书记),与谢振华、陈永贵、张平化、王谦等人共事主政山西;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周围的官员垮了若干,他却通过了审查,在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山西第四次党代会上当选连任省委书记,后来,由山西籍的华国锋挑选上来主持筹备团中央的恢复工作,而后就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他被人视作在文革中窜升甚快的“火箭”干部,当邓小平成功地搬开了华国锋等人之后,他也就地位越来越不稳。
   
     韩英在任上抓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评选活动,以顺应全党战略重心转移;和其他政工、群团组织发起了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等为内容的五讲四美等活动,以图挽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颓势。但是文革之后的青年普遍发生“信仰危机”,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之际及其后,青年更是思想活跃,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质疑与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发挥“助手作用”,最好能够冲锋在前,起码也能够抵挡一阵,以减轻党中央所受的冲击,分散一些压力。例如,当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和《探索》等等出笼,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上访者大批涌进北京,西单墙大批大字报不断激起汹涌热潮时,党中央招架不住,再三要求团中央积极出面“做工作”——毕竟,上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和要求,例如知识青年大回城、青年就业等社会问题,是与共青团的工作范围有关。
   
     但是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而这时的团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又有王军涛、韩志雄等人,他们是以在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英勇事迹,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成为众所瞩目的英雄,从而被选入团中央委员会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又成为民主运动的骨干,不仅发文章、作演说,王军涛还在就读的北京大学里积极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名噪一时。在他们看来,这是秉承了四.五运动的真谛,而在当局看来,则是这些人正在“走向反面”。党中央本来指望韩英等人能成功地控制住王军涛这些“不安定因素”,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内部”不至于向社会上扩散,但是这哪里是韩英办得到的!这更激起党中央的不满。
   
     关于韩英当年面对王军涛等人做工作的尴尬,笔者曾向王军涛本人求证过。《北京之春》一九九八年八月号发表亚衣对王军涛的专访《政治是责任、智慧与善意》,也讲述了韩英当年怎样无计可施:
   
     我在一九七八年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年团中央开会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书记韩英,派了两个书记、三个部长到北京组参加讨论说要处理我。后来是被胡耀邦制止的。胡耀邦从外地回来,韩英到机场迎接,向胡耀邦汇报了我的问题,胡耀邦说年轻人愿意讨论一些新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批评,但不要组织处理。
   
   
   38:空降“太子党”的风波
   
   
     ●胡耀邦将党中央“掺沙子”人事决定,通知韩英等团中央负责人。没有想到,以前对这种办法从来也不持、也不敢持异议的团中央委员们,这次却破天荒地表示了抵制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美国的《世界日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关于民主墙的一件往事》,也从另一个角度透露了当年情况,介绍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宣部长胡耀邦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叫到他家中谈话,拿出有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批示的一份公安部报告给他们传阅。这份报告称:十一月十五日,《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请求把他们要求释放刘青的信转给中央,王若水接见了他们。徐还说团中央也支持。邓小平批示:“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华国锋批示:“建议耀邦、穆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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