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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四)

17:从“接班人”变成“保皇派”
   
   
     ●在短短几个月内,“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等人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胡锦涛也由“革命骨干”变为“革命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的旁观者
   

     清华水利工程系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论官衔,连“芝麻官”都算不上。不过在当时已经被革命激情烧红了眼的学生看来,有权管他们的统统都是“当权派”,也要轰一轰。更何况文革初期,他作为中共党员和政治辅导员,秉承党组织的部署,组织学生按部就班地提高觉悟,批判“三家村”;当蒋南翔和校、系党组织受到猛烈冲击之时,他很自然地站在党组织一边,引导学生“排除干扰”。这当然就成了他忠实执行校党委旨意,“抵制革命运动”的“保皇派”罪状。于是他与所有中
   
     共基层干部一样,也受到了不大不小的冲击:学生给他贴了大字报,还勒令他写出检查。
   
     从来都是“革命动力”的二十四岁的胡锦涛,一下成了 “革命的对象”,刚开始真有点发蒙。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一直都是信任自己、栽培自己,一朝要向他们反戈一击,上纲上线地揭发批判,他还真开不了口,下不了手。更何况,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讲过“秋后算帐”,现在群众运动这么乱,过去心目中的“好生”、“差生”,在文革中全都乱了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谁知道最后校里、系里鹿死谁手?贸然揭发批判,日后后果谁能料定?  
   
     常芝青也难给他什么具体的指点,因为这次的运动实在太反常规了,所有的老皇历都统统作废,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这些在政治运动中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摸不清路数。胡锦涛只能肯定一条:政治旋涡凶险,不要贸然下水。
   
     好在运动迅猛向前推进,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这些“走资派”没有几天就成为没有人感兴趣的“死老虎”——造反派有的是更大、更有刺激性的目标要攻击,纷纷杀到校外,杀到中央,杀到各省市……更分不出精力来管胡锦涛这种“保皇派”了。他就这么在短短几个月内由“骨干”变为 “对象”,再变为晾在一旁、无人理睬的旁观者,而胡锦涛也再无心“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就此成了“逍遥派”。后来中国大陆官方报刊曾用他“文革”中没有参与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为例,证明他性格之“稳健”。
   
     这种生活过了近两年。蒯大富一类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拥兵自重,在校内打派仗占据建筑物实行割据,自制武器打了个不亦乐乎,终于使毛泽东忍无可忍——再不压服,他的重建理想社会的试验无法推进,还会让国内外帝修反看笑话。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他调派了工人和解放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竟遭到蒯大富的武装抵抗,宣传队多人被打死。毛泽东当晚召集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北京 “五大学生领袖”训话,强令再不罢手,他要统统消灭。这才算将他自己亲自召唤出来的孙悟空重新压到了五行山下。
   
     胡锦涛文革前所憧憬的辉煌前途算是一风吹了。他也不想留在清华了。“清华”这块被蒋南翔精心铸造的金字红匾,在“文革”急风暴雨中竟被涂抹成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黑色招牌。留校,自己将永远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写而已,是思想改造的永久性对象。毛泽东当时一门心思要让工农兵来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要从根本上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自己作为文革前旧党委的红人,留校,在政治上、业务上,都不会有什么前途。索性走出去,走得远远,到最艰苦的地方脱胎换骨!
   
     从十七岁到二十六岁,胡锦涛在清华前后整整生活了九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告别了清华,告别了京城,奔赴万里之遥的大西北——恋人刘永清附近的甘肃刘家峡。
   
   第三章 西北望长安(1968—1982)
   
   
     一名房建工,一个小秘书,一位副处长……如果他没有遇到宋平,他是会终老于塞外的漫漫黄沙之中,还是终将磨砺生光,脱颖而出?
   
   18:挖土砌墙的清华高材生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革命领导小组不假思索地就将新来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
   
     其实,刘家峡在水电站中远不算最偏僻、最边远的。它位于甘肃省的永靖县,紧靠著省会兰州。这座水电站在大跃进声浪最高涨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开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迫停下,一九六四年初复工,到胡锦涛去的那年,已显露出了雏形;次年四月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向中共九大献礼。这座大型水力枢纽工程,混凝土重力大坝高一百四十七米,可以蓄水五十七亿立方米,年发电量为五十五点八亿千瓦时,还有防洪、灌溉、养殖等效益。按设计规模,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在坝高,地下厂房规模,高速水流,单机容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和设备等方面,均属当时中国国内的首位,代表了中国七、八十年代水电工程施工建设的最高水平。
   
     刘家峡水库附近,还有另外两个水库:盐锅峡水库和八盘峡水库,成三足鼎立之势,被黄河一线贯串,常被当时的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在诗中、歌中赞颂为“黄河金线串起三颗明珠”。刘永清所在的八盘峡水库建得晚一些,到胡锦涛去刘家峡时尚未开工。而位于刘家峡水电站下游三十公里处的盐锅峡水电站,与刘家峡基本同时开工,一九六一年初冬第一台机组就发电了。一九七二年,以刘家峡水电站为中心,形成了陕、甘、青三省的联合电网,为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担任“驻藏大臣”——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完全有资格对藏人说,我“二十年前就为你们的繁荣和进步洒下了血和汗”。
   
     水利电力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的革命领导小组的头头们,根本没有考虑新来大学毕业生的年龄问题。他们不加区别地就将大学毕业生发配到房建队劳动锻炼——无论是这些分配者还是被分配者,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没有追问这算不算“耽误人才”。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中,一个学河川枢纽电站的大学毕业生,去和壮工肩并肩挖土、打地基、砌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何况他还是一个文革前入党的党员(这在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真是凤毛麟角),更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他越多流汗水,身上越多落灰沙,就越证明他干活儿卖力,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坚定。
   
     对于胡锦涛来讲,体力活路重是一方面,难熬的还有生活环境的极大反差。听惯了的吴侬软语换成了生硬的西北方言,从小在江南餐餐有大米吃,天天有清水喝;可到了西陲住不上像样房屋,只有杂粮果腹……肯定有家园万里的思念,肯定有磨砺淬炼的自警,但有没有大材小用的怨艾?有没有蹉跎岁月的叹息?我们无从推测,然而从后来胡锦涛在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期间,与许多知青出身的作家、艺术家谈得来,不是可以显露一些端倪么,他是否被他们唤起了曾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一九九九年四月下旬,胡锦涛这一届水利工程系的八十多位同学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聚会,纪念入学四十周年,胡锦涛夫妇也去了。校友之间最多的共同语言当然还是水利专业,除了各自科研项目,就是水利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胡锦涛讲起了不久前考察黄河小浪底工程后的感受,他说: “我想起六十年代在刘家峡工地上艰苦奋斗、干打垒的生活,那时候到工程最高峰时,工地上有两万多人。”尽管他没有详说当时艰苦奋斗的细节,但这段经历显然使他心里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不用说,当年的胡锦涛可不能表露一星半点“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岑参)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他在房建队干了一年活,给领导和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干活能吃苦,没有摆“名牌大学”出来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在当时,这些就是对于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最大的褒奖。而且,先来的刘永清在八盘峡水电站工地,距离约百里之遥,总算还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虽然为了赶工期不能每个周末都见面,比起只能靠鸿雁传书来倾诉情思,还是好得多了。
   
   
   19:技术干部改吃政治饭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
   
     一年后,胡锦涛带着队领导作的“认真接受再教育,坚定地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这一评价甚高的鉴定,告别了房建队,当上了八一三分局的技术员。他的“红色水利专家梦”好象又可以续下去,他在清华大学所学的知识技能,好象又能找到用武之地了。
   
     一九六九年,刘家峡水电站开始发电。就在这一年,胡锦涛的命运也又发生了一个转折──这次转折不像考进清华和分配到刘家峡那么被人注意,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岗位调动而已:二十七岁的胡锦涛,当了技术员没有几天,又调为八一三分局办公室秘书。
   
     秘书算不上官,但是离官很近;秘书本身并不算真正有权,但是归属于权力体系。由这个小小的转折,胡锦涛由业务、技术干部,转到了行政和政工队伍──用一句当时的话来说,他“吃上了政治饭”。
   
     这时正是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结盟,彻底整垮了刘少奇集团,但是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的蜜月期也随即告终,党章上载明的统帅和副统帅之间很快显出了裂隙。一九七○年庐山会议召开了,“称天才”和设不
   
     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导致了陈伯达垮台,也动摇了林彪集团;第二年爆发了“九.一三事件”,林彪被其妻子、儿子等人簇拥着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举世震动。
   
     很快,中央斗争的冲击波一圈圈扩大到了全国基层。胡锦涛在起草无穷无尽的简报、汇报、局长报告稿和总结时,得连篇累牍地用上“批修整风”(后来改成“批林整风”)、“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批天才论”、“批形左而实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类的八股词句;任何建设成就,都得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成果”。
   
     不过,这场“中共历史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对基层的冲击,虽然富有戏剧性,却没有像“第九次路线斗争”毛泽东发动全国群众斗倒刘少奇那么具有摧毁力。基层的政权组织和企业机构没有再次被冲得稀烂,而是上面斗上面的,下面干下面的。唯一的变化,只是军代表没有那么神气活现了,一度担负“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使命的军队,气焰随着林彪完蛋而收敛,水电建设队伍曾经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高潮中,被一刀切地改成连、排、班之类充满火药味的军队建制名称,现在,又逐渐恢复成大队和班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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