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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九)

63:寒潮当中的暖流
   
   
     ●在中国那个特定时空,人们正提心吊胆:谁知道“批判的武器”后面是否会跟著“武器的批判”?胡锦涛邀请刘再复到贵州住一段,虽然后来刘因故并没有前去,胡锦涛这一邀请也大得人心
   

     一九八七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长、全国青联常委、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因为其文艺理论观点如“人的主体性”“性格组合论”等等,受到“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左派责难抨击。例如以历史小说《李自成》名噪一时的老作家姚雪垠,在《红旗》杂志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大批刘再复“厌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思想”,把持“发表文章的阵地”,等等。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本来是十分僵化的理论家,在一九七八年胡耀邦策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此人还为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帮腔。后来仗著胡乔木等人的保荐,在思想理论界稳居高位。这次他与其他人互相联手,推波助澜,召开涿州会议,他在会上大谈这几年“自由化泛滥”,点名批评了刘再复,甚至说刘再复与作家刘心武“同香港的资产阶级舆论和反共舆论结成了联盟”。
   
     按说文艺界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各种意见出笼,提出上纲上綫甚至疾言厉色的尖锐批评,并没有什么不得了。不过,在中国这个特定时空,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人们都在提心吊胆:谁知道“批判的武器”后面是否会跟著“武器的批判”?一时刘再复日子相当不好过。
   
     胡锦涛听到了这个消息,他邀请刘再复到贵州住一段,既避开风头,安心研究学术,又帮贵州学术界开阔思路,增进见识。虽然后来刘再复因故并没有前去,但是胡锦涛这一邀请使他在知识分子中大为得分。
   
     贵州著名异议人士、后来侨居美国新泽西的诗人黄翔,对胡锦涛也有自己的观察。
   
     十七岁就因发表诗作而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十八岁就因政治原因被除名、四十年在中国大陆不得发表作品的诗人黄翔,虽然自许兴趣和志向都在文学、心灵,在当局眼中,却主要不是个文学撰稿人,而是政治异议者。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黄翔与三个志同道合者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来到北京,在当时正在闹市区的人民日报社门外贴出抨击专制、鼓吹民主的长诗,还举办了多次诗歌朗诵会、演讲会,墨迹酣畅,血火淋漓,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个多月后,他们从贵州再赴北京,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民办团体“启蒙社”。没多久,该社全体成员被捕,释放后也一直受到压制。
   
   64:对异议人士恩威并用
   
   
     ●胡锦涛领军的贵州省委指示法院对持不同政见的诗人黄翔判刑三年,他对另一名异议诗人路茫却亲笔批示让其出版诗集——对这种区别对待,胡锦涛有自己的意图
   
     当时贵州除“启蒙社”外,还有曾活跃于北京和贵阳两地最早的民间社团“解冻社”、“使命社”、“百花社” 等等,民间刊物、学生刊物一直绵延不绝。不过由于地处边远和当地严厉监控,民主、人权异议人士的抗争和长期受到镇压迫害的情况,外界一无所知。
   
     在胡锦涛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黄翔又遭到一次打击:一九八六年秋,大学校园里自由民主思潮再一次涌动时,他与其他一些以独立思想著称的诗人、文人如北岛、刘晓波等被北京多所高校的学生邀请去演讲,后来黄翔被当局指控为学潮的“煽动者”之一,乔石、王兆国都针对他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胡锦涛领导的贵州省委指示司法单位调查处理,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自然将黄翔在北京的活动说得危险万端。于是贵州法院将其判刑三年,黄翔直到一九九○年底才出狱。“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等民间社团成员也相继被捕。
   
     不过,当黄翔后来接受笔者查证此事时指出:当时中央要员均有批示,包括中央主管政法的乔石、胡锦涛原来的上司兼同事、此时炙手可热的王兆国,都口气强硬地表了态,胡锦涛想必感受到了强大压力,他能怎么办?而值得一提的倒是:胡锦涛在贵州当政时对异议人士在策略上却出现微妙变化,例如,“启蒙社”创始成员之一李家华(笔名路茫),本来多年受压制,但他对权力体制表示了悔悟和臣服,胡锦涛便亲笔批示,让他出版了诗集《寄给死去的爱情》。
   
     这段时间,对中共“第三梯队”和接班人来说,真是噩耗频传。如果说王兆国的政坛失势,多少还是因投机摇摆,咎由自取,那么随着胡耀邦倒台,中央一级部委负责岗位纷纷出现“倒接班”(即由年龄大的接替较为年轻的),就不能不説是保守派全面反攻大捷了。中宣部长朱厚泽被王忍之接替;最为典型的是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竟由七十岁的老人取代五十六岁的中年:中组部长尉健行到国务院转任权力小得多的监察部长;而宋平被从国务委员兼计划委员会主任调来接任中组部长。
   
     不过,这对胡锦涛来说,倒并不是一个坏消息:虽然自己没有能当上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总算自己的老恩师宋平被安插来主管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他对自己是知根知底的,日后多了照应提携自己的机会。
   
     说起贵州的省情,省名为“黔”,缺的恰恰就是“钱”。胡锦涛到了贵州之后,主要想的就是如何脱贫致富。
   
   
   65:不能“夜郎自小”
   
   
     ●古来留下两个与贵州有关的成语,都是讽喻讥刺。胡锦涛对这两个典故推陈出新“反其意而用之”:“夜郎自大”不对,但是“夜郎”也不能“自小”,自卑自贱;要脱贫致富,“黔驴”技不穷!
   
     本来胡锦涛对于领导经济,尤其是抓商品经济,不算内行。他的专业本行是水电工程,担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主要是抓工程建设,当团中央书记主要是抓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过,搞商品经济,全国都是刚刚起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比别人更差——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摸索。
   
     胡锦涛在实地考察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向贵州省各市县、各族、各界详细了解了情况之后,对贵州的情况心中有了“数”。
   
     所谓“数”,首先是贵州究竟有多落后的“数”。以前了解的只是统计数据:一九七八年贵州人均收入在二百元以下的贫困户,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八;到了一九八五年,全省二千九百六十七万人口中,还有百分之三十的农村人口,即约八百万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粮食没有解决,要靠调入,同时开荒种粮从山脚开到山顶,致使森林覆盖率从五十年代初期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一九八四年的百分之十二点六……而多次亲自调查,他亲眼得见贵州山民的穷困实况,更感到眼前景象触目惊心:刀耕火种,半饥半饱,住得破烂,穿得褴褛……
   
     但作为中央派来的带头人,胡锦涛还不得不看到、不得不大声疾呼另一个“数” ,那就是贵州“既穷又富”。富在它的资源上:汞储量占全国第一,铝的储量有八亿吨,占全国第三,煤的储量在全国占第四,在长江以南占首位……生物资源也很丰富。他对记者谈到,“来了之后才知道,贵州立体气候也是一大资源,有许多地方适宜发展亚热带水果和其他经济作物。”另外还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关于贵州,古来留下两个成语:“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尽管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人生智慧,对人有劝喻警诫之意,然而不免使人对贵州产生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也不免使贵州民众在外人面前挺不直腰板。胡锦涛在许多次报告中,对这两个成语“反其意而用之”:“夜郎自大”不对,但是“夜郎”也不能“自小”,自卑自贱。他还说:要脱贫致富,“黔驴”技不穷!
   
     说是这样说,胡锦涛当然明白,潜在的优势不算真正的优势,如何将这些优势发挥出来才是关键。中央政府和当地民众都为贵州长年贫穷落后而困扰,却苦于拿不出良策。长年要靠国家给以贷款和援助,国家不堪其负;搞开放搞引资来改变面貌吧,虽有很多听起来很美妙的设想甚至设计了各种方案,但心有馀而力不足:任何设想方案都要有资金才能启动,没有钱,一切都谈不上,但是又上哪儿弄钱呢?工业基础薄弱,投资环境太差,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长年欠帐,又没有投资少、见效快、切实可行的短期项目,难以吸引外资。一个穷家,门开得再大,把“欢迎”的标语写得再醒目,人家也未必肯赏光朝里瞧一眼啊。
   
   
   66:争取外援,开拓潜力
   
   
     ●八十年代中期,贵州人心思变。胡锦涛与省委省府一班人商量决定,一方面推动与周围省区的区域合作,更加强与沿海开放富裕地区的交流。在多次视察、慎重评估的基础上,胡锦涛拍板,采取了一个改革大动作
   
     但胡锦涛还是尽量努力设法,与许多国家尤其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农牧国度交流,同时争取联合国和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支持。在赵紫阳总理支持下,应邀访华的新西兰总理戴维?朗伊和夫人一行,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底到贵州参观访问,贵州破天荒第一次接待了一位外国政府首脑。后来新西兰农牧部部长莫依尔也曾到贵州访问,谈成了若干合作项目。在这些访问过程中,胡锦涛都抓住机会请教,并极力宣传贵州的潜力和前景,推动合作。对外经济交流主要要省长和省政府要员出面,省委书记不便直接上阵。胡锦涛支持王朝文省长先后率团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斯拉夫、奥地利和美国出访;但他自己不亲眼观察、亲身体验还是心中无数,以前虽然出访过多次,都很少接触经济实务,隔了一层,所以一九八六年三月上中旬,胡锦涛率领了一个友好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
   
     在他上任之后不到一年里,贵州对外开放确实迈开了步伐,不仅从美、法、澳、新等国引进技术和设备,贵州的民间艺术团在法国和西班牙各种艺术节上大出风头,贵州省还与奥地利施蒂利里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贵州大学与美国奥克兰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这是贵州省的大学第一次与外国大学建立这种友好关系。
   
     八十年代中期,全国经济改革势头甚猛,周围各个省市都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贵州也人心思变。不过当时全国的兴奋点在东部沿海地区,对于贵州这样的西南贫困山区,究竟如何改革,谁都没有把握。胡锦涛与省委省府一班人商量决定,一方面推动与周围几个省区的区域合作,更加强与广东、上海这些沿海开放富裕地区的交流合作。他们曾邀请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他也是胡锦涛的清华校友)、广东省长梁灵光来贵州磋商,而贵州省长王朝文和几位副省长也曾多次到沿海省份和吉林、新疆、甘肃等省区取经求援,寻觅合作机会。
   
     在多次视察毕节、慎重评估的基础上,胡锦涛拍板,采取了一个改革大动作:一九八八年三月,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意见》,五月上报给国务院,六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这个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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