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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传(八)

53:踏破铁鞋寻觅四有新人
   
   
     ●有笑话说:“党员”“聪明”和“正直”三个词只能选二。聪明的党员不正直;正直的党员不聪明;正直又聪明,肯定不是党员。团中央全国调查,发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这四条极难并存于一人
   

     时过二十年,胡耀邦经历过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多深刻的反思,但是对于树立典型这样的问题,思想却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当时党中央让韩英下台,说得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他任内没有树立起一个在全国青年中叫得响的青年典型。其实,韩英何尝不想如此?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典型毕竟不是想树就能随心所欲树得起来的。
   
     王兆国、胡锦涛上任后,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安排班底,另一方面就加紧在全国范围内耙过来篦过去地寻找典型。
   
     从寻找什么样的典型,倒是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境界和思路。在他们心目中,这个典型,得是邓小平前一年所说过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有理想,当然是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即公而忘私,助人为乐;这两条,与文革前并无二致;第四条是有纪律,即要顾全大局,听从指挥——这是针对当时某些青年对现实不满、时有越轨的现状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有文化,这或许可以说是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最大区别:中共当权者醒悟到不能再搞毛泽东的愚民政策,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搞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当然,这一条得有其他三条管著。
   
     问题是,这样的典型,踏破铁鞋无觅处!
   
     有个笑话说:“党员”“聪明”和“正直”,三个词只能选两个。聪明的党员,肯定不正直;正直的党员,肯定不聪明;正直又聪明,肯定不是党员。用在这里则是,团中央排列权衡和比较了当时从各条线索摸上来的模范人物,发现理想、道德、文化和守纪律,往往“极难”并存: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又先人后己,舍己为公的,文化却不高;文化水平高又声称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为人不怎样,难以在青年中服人;在青年中享有威信,急公好义,在业务上又很有成就的,却往往又遇事有自己的主见,不是那么听话,对于共产主义教条爱问个为什么……
   
     幸好,得来全不费工夫。
   
     最后山东团省委推荐的残疾女青年张海迪被团中央选中了。她是少见的“四有”全占上的青年典型,只有一条不足:她是一位高位截瘫患者。小时候患了不治之症被永远锁在轮椅上的张海迪,后来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和针灸,不仅在农村为农民治病,而且还自己翻译和写作了好几本书。团中央选中她,很重要一个因素是听说她在山东大学作报告时,上千大学生完全被她征服,佩服得五体投地。那几年的大学生,可是让中南海的领导人伤透了脑筋,他们居然还有能为之折服的人!
   54:抓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典型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八位元老都应团中央请求为张海迪题词,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全党学习张海迪。本来胡耀邦也跃跃欲试要题词,授意团中央也去请示赵紫阳,没想到赵不肯题
   
     一九八三年三月份,团中央命名张海迪为“优秀共青团员”,举行表彰大会,把张海迪兴师动众请到北京开大会作报告;五月份,邓小平、叶剑英、陈云、邓颖超等八位元老都应团中央请求为张海迪题词,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红头正式文件,要求全党学习张海迪。本来胡耀邦也跃跃欲试拟为张海迪题词,授意团中央也去请示赵紫阳,好一起题词,但没想到赵紫阳提议只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胡耀邦也就不好单独题了。
   
     发现和树立这样一个轰动全团和全国的典型,王兆国、胡锦涛可以说在中央领导眼里大大地得了一分:韩英任职团中央好几年,没有抓出让青年们听了讲演之后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模范人物,而新班子上任才两个月,居然就抓出了这么一个堪与雷锋双峰并峙的特大典型!
   
     王兆国、胡锦涛乃至团中央,本来与军队都没有多少关系。这对于他们未来从政,当然是不利因素。虽然陈昊苏和何光炜都是从军队来的干部,但是他们与王、胡的关系并不是十分融洽,王兆国与胡锦涛很难利用他们这条线与军队搭上关系。而前述王兆国对待从军队来的宋德福那种态度,更是相当失策。不过,团中央抓住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与军队搭上线,那就是一九八三年春天开始掀起的这个宣传学习张海迪热潮。
   
     当时部队也宣传了一个模范,他是空军某部“几十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的油库主任朱伯儒。团中央邀请朱伯儒与各省市模范一起参加纪念学雷贰颉蝾动二十周年的座谈会,将之从军内推到了社会上;而团中央所树立的典型张海迪,也恰好适合部队向青年士兵进行宣传教育的需要,多次被请到部队作报告搞活动。
   
     宋德福当时两边兼职,是具体组织张海迪到部队作报告、联欢的负责人之一。团中央与总政治部互相配合,团的报刊用了大量篇幅宣传朱伯儒,部队也对宣传张海迪不遗余力,在团中央负责此事的胡锦涛与军队开始建立联系。后来,张海迪这条命也是军队救的,她住在北京一所军队的宾馆,突然发病,呼吸骤停,解放军医护人员闻讯赶来,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
   
     抓出这个典型之后,王兆国与胡锦涛就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典型紧紧捆在一起了。
   
     张海迪其人本来并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她自己作为一个重度残疾青年,见过父亲在政治斗争中所经的风雨,由于随父亲下乡和后来进城之后与待业青年来往,在生活底层挣扎,因此了解一般老百性对时下政治口号的反感。后来她曾经对记者说过,不希望多提如何争取入党。这说明她对于一个典型如何让老百姓能接受不致遭到反感和排斥,还是有一种直觉把握的。
   
     ●先颁发荣誉,再核实事迹
   
     张海迪被命运播弄,后来越来越骑虎难下、身不由己了。领导人反反复复对她灌输“当好典型、配合宣传对于引导青年有何等重要意义”的一套说辞,对她也发生一定作用,随著地位的提高,她不得不越来越“识相”,自觉不自觉地配合当局——首先是团中央和山东省委——对她的宣传塑造。
   
     上文提到过新华社记者对张海迪个别事迹产生过怀疑。团中央也曾收到过好几封从山东寄来的匿名信件,揭发张海迪的演讲有多处与事实不相吻合。团中央尽管不信,但是总是心里一块放不下的石头、一团挥不去的阴云:虽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万一真有点影子呢?他们还担心:如果写信人寄到别的党政部门,如山东省委、中纪委、妇联……甚至捅到党中央,上面追问下来,怎么说?于是,团中央就向党中央书记处胡启立和郝建秀作了汇报,后来又向胡耀邦作了专门请示。
   
     当时已是宣传张海迪热火朝天的阶段,但下一步究竟向何处深入,党中央和团中央均举棋未定。胡耀邦指示团中央,与山东省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再次仔细深入地核实张海迪的关键先进事迹,在全部落实、拿到过硬材料的基础上,就如何宣传升级,向党中央提出请示建议。
   
     胡耀邦说:“张海迪宣传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团中央和总政调查雷锋事迹一样,板上钉钉,四脚落地!”
   
     团中央遵旨组织了九人调查组,但名称定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之所以前面冠以“学习宣传”字样,是避免由于重新调查,会引起基层的议论,以为张海迪这个典型出了什么“问题”。这个组由王兆国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他当时正患腹膜炎住院治疗,无法前往,于是由团中央宣传部刚提拔的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丁钢两位副组长领军;山东省委也相应组成七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两组一起到达山东省会济南、张海迪原来生活工作过的聊城地区和莘县,进行联合调查。
   
     这次调查,遇到了完全出乎预料的情况。尽管多数先进事迹得到核实,但也有的事例查无根据,有的关于身世的说法无法最后证实。例如,她的高考分数确实未曾达到那么高,张海迪一九七四年夏天的自杀经过多人有多种说法,甚至对于张海迪童年时究竟是否“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无法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旁证。
   
     这都罢了。对调查组宛如晴天霹雳的却是,查到中共莘县县委事先派人调查的几份材料,证明被团中央命名为“优秀共青团员”的张海迪,竟然没有加入共青团的原始记录!
   
     ●疑点处处 疑云重重
   
     从中共莘县县委事先派人调查的几份材料中,团中央和山东省委调查组成员读到:  
   
     张海迪在农村期间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和委员,除了一两人嫁到外村之外,仍在村里的,分别写证明说未曾在他们担任团的职务期间发展张海迪入团;
   
     张海迪自己提供的两名入团介绍人,一人迁往外地,另一人写证明材料称并没有介绍张海迪入团。
   
     张海迪档案袋中,没有每个团员入团时都应该填写并经介绍人签字、团支部书记签字、上级团委批准的正式入团志愿书,只有一份当张海迪随父母由十八里铺公社转到莘县县城三年之后,才办理的转移团组织关系的证明,而蹊跷的是,转移团组织关系的证明应该有两联,一联盖上章给团员本人拿去交给新单位的团组织,另一联存底,但是原十八里铺公社团委存底的档案中,恰恰又找不到这次转组织关系的那一联原始存根。
   
     两个调查组感到极为棘手,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谁都能在心里掂量出来这一消息传出去的后果:全国青年学习张海迪活动已达白热化的高潮,团中央命名她为“优秀共青团员”,此刻却发现她到底是不是“团员”,大有疑问!
   
     一旦披露出去,这不啻一个重磅炸弹,王兆国和胡锦涛等团中央新班子将脸上无光,威信扫地,很有可能被党中央和元老痛责为“工作粗枝大叶,树立虚假典型,造成极其重大的不良社会影响”,他们两位的政治前程说不定都得画上句号。
   
     该怎么办?调查组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隐匿不报:此事只限于调查组成员知道,对外严格保密;第二派则认为:纸难包住火,应该向两个调查组的主管机构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如果不报,这一情况被党中央知道了,团中央和山东省委将更被动,那时再怪罪下来,这个责任直接落到调查组领导人头上,重若万钧;汇报了,责任就交给上级了,由上级去抉择是否向党中央汇报,决定下一步宣传活动是刹车、是转向、还是加速前进。
   
     山东省委调查组持前一种意见。大概他们久经官场,见多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而且山东省委作为雄踞一方的当地衙门,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要抓,青年典型宣传在他们的全局中占不了多大分量,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苏毅然和省长梁步庭又都资格不浅,此事真要“穿帮”,担不了多大责任,最多也就是调查组长做个检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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