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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采访中国自由民主党创始人胡石根先生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采访中国自由民主党创始人胡石根先生
   
   焦国标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739
   
   
   一、儿上北大母担忧
   
   胡石根先生,1955年11月14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武溪公社,母亲是南昌市人,父亲是乡下人。其父进南昌城务工时与其母相识并结婚,解放军攻占南昌后,随共产党的工作队回本村闹土改,从而成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大约做到公社副书记。胡父与许多共产党的干部一样,工作非常认真,但认真到六亲不认的程度。胡石根回忆说:“所以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恨他!1958年大跃进,他驱赶着社员疯狂折腾,折腾他人,也折腾了自己,把身体弄坏了,次年患肝腹水去世。去世时留下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和我,还有一个弟弟在母亲腹中。此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农村一片凋零,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南昌城里我有四个舅舅,姥姥、姥爷、祖姥姥都还在,他们就把我们这一大家子接纳到了那里。父亲去世时我5岁,我是跟姥姥、姥爷和舅舅们长大的。我母亲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俩哥哥,下有俩弟弟。这次出狱回故乡(2008年),想到父亲坟上拜祭,发现父亲的坟根本找不到了。70年代农田建设搞平坟运动,据说当时通知了我们家人,可是由于信息渠道不畅,坟被平掉,没有任何痕迹了。现在父亲的坟是一座空坟,衣冠冢。”
   
   胡石根原本叫胡社根,小学入学(南昌市石头街小学)时,那个负责报名的老师是北方人,听不出“石”与“社”的区别,写成“胡石根”,就这么将错就错了下来。“读到4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学什么正经东西。我读的中学是南昌市第十一中学,又叫南昌市下沙窝中学。下沙窝是方志敏就义的地方,所以文革时这所中学改名为方志敏中学。现在又改回来了,还叫南昌市第十一中学。”
   
   中学读了两三个月,赶上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运动。南昌市的很多中学,都“一锅端”升格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江西“共大”有三四十所分校,胡石根所在的中学被端到江西新建县鄱阳湖边的恒湖分校,实际是一个农场。“我们叫它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本子(课本),小学的底子。风靡一时的电影《决裂》,就取材于江西“共大”。我至今记得《决裂》里的一段台词:看看他的手,全是茧子,这样的人不上大学,什么样的人可以上大学?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多不到三年,基本没读书,全是种地。“共大”地很多,加之江西一年三熟,种水稻,种蔬菜,非常苦,哪有时间读书?当时我也就13岁多一点点。1971年毕业时,有同学想争取让学校发中专文凭,校方不发。毕业后等了俩月,就把我分到了江西汽车制造厂,就是后来的江西五十铃汽车制造厂。我在这个厂子干了8年多,直到1979年考上北京大学。”
   
   文革期间,胡石根也加入了“反潮流”的行列,参与派性冲突。四人帮粉碎后,被打成“四人帮的小爬虫”,遭受审查。1977年全国第一次高考,他就因正在接受审查而未得参加。到1978年,厂党委做出一个决定,称“胡石根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一般性政治错误”。有这个决定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但有个条件:只能报考理科,不得报考文科。“那时都是由单位决定你该考什么,否则就不让你报。这样我就只得硬着头皮去考理工科,结果没考上。1979年再次报考,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让我考文科,我就不考了,永远不考了,我就在单位呆着,恶心你们。一听这个,他们怕了,让我考了文科。考完之后,自己感觉不错,题答得很顺利,考上一般大学应该没什么问题。当时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后面是厦门大学什么的——记得当时可以报10个志愿。”
   
   那时江西省的高招工作在庐山进行,封闭式的,阅卷、录取都在那里。高考成绩一公布,就有人到庐山去闹,说胡石根这个人不能让他去上大学,他是“三种人”。“北大来江西招生的一位老师就问,说这个‘三种人’胡石根他多大岁数?那时我24岁。他觉得很奇怪,说24岁怎么能成为‘第三种人’,就调我的档案看。一看他很生气,说:胡石根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一般性政治错误,这样的错误北大党委书记也可能犯过,这样一个小东西,怎么不可以录取呢,你们也太小题大做了。然后他又看我的语文和数学成绩挺高的,很喜欢。许多文科学生的数学都不怎么好,我的数学也很好。本来按志愿顺序应该是复旦先挑的,结果他却一把把我的档案抢了过去,说:这个‘三种人’我们要了。”
   
   小时候胡石根就是孩子头儿,常常惹祸。“母亲知道我容易闯祸,再加上离家那么远,她不放心,所以我考上北大,别人都很高兴,到我家来祝贺,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还跟别人说,能不能想办法换个学校,换个就在南昌的学校。人家告诉她:老太太,多少人想考北大考不上,你这考上了还要换?再说也不可能换啊。母亲就死了心,无可奈何。我离家北上那天,母亲连门也没出,扶着门框流泪。我自1979年来北京,到今年就31年了。这31年大部分时间是在牢里度过的,看来当初母亲对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预感的。”
   
   
   二、不许留校
   
   一到北大,胡石根就赶上了西单民主墙运动。1980年魏京生、徐文立被抓。“当时出现很多民办刊物,也叫地下刊物,实际上是半公开的了,刊名叫做某某探索、某某论坛、北京之春等等。在北大三角地、食堂都能看到这些刊物,我们常常边吃饭边看。它们对当时大学生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北大中文系里不乏才子,大家都很活跃,写小说、写诗、写戏剧,也关心政治,《未名湖》杂志就是这时诞生的。当时流行伤痕文学,我们也写,陈建功是其中比较著名的。1980年中国头一次有了选举法,头一次搞竞选。北大学生抓住这个机会,仿照西方的一套竞选方式开展竞选。谁要竞选,就组织一个竞选班子,相当于一个助选团。清华的、北师大的、人大的人都到北大来取经学习。当时北大分得三个海淀区人大代表名额,参与竞选这三个名额的有十五六个人。最后胡平被选上了,可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却不通知他,把他晾在那里。1981年,选举尘埃落定,北京各高校参加竞选的人还在人民大学搞了一次竞选经验交流会。这次交流会原准备发表一个呼吁书,对中央大佬喊话,要消除代沟——有些大佬对竞选一事看不惯——由于清华的两个人反对,其他人又无法说服他们,此事就搁浅了。被民选出来的人大代表胡平,后来被弄得很惨,连工作都没有。煞有介事的选举实际就是做做样子而已。”
   
   1983年胡石根本科毕业,考上了本系的研究生。那些年大学校园里很活跃,差不多每隔一两年就有一次学潮,每次学潮几乎都由北大发起。闹学潮的原因有时很具体。有的学生喜欢“开夜车”学习,学校出台一个新规定,晚上10点统一熄灯,这对于习惯“开夜车”的同学来说是很要命的,于是有些同学就拿笤帚蘸油制成火把,在校园里游行。校长一看这架势就妥协了,很快取消了熄灯令。有的学生在外被打、被杀,这种社会治安事件也能引发校园游行。“记得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学生伙食不好,里面有沙子。邓质方是78级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他把这事反映给邓小平,据说邓小平还是支持的,说这饭里面有沙子去游行也没什么错嘛。”
   
   1985年那次游行是比较大的一件事。好多日本人到中国来投资,其中不乏骗子和投机者,很多中国人上当受骗,激起对日本人的愤恨。当时学生先算旧账,要把
   9•18定为国耻日——现在的确已经把9•18定为国耻日了,然后主张要举行反日游行。当时还没有游行示威法,游行示威比较宽松。可是到9•18学生要游行的时候,从中共中央到北京市委到北大党委,命令一直下到各个系,要求劝阻学生上街游行。
   “后来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劝阻:9月18号那天人民大会堂在开中央全会。他们以为学生是冲着他们的会去的,其实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这个会,是他们以小人之心度学生之腹了。不让游行,大部分学生很反感。有一部分学生事先就离开了校园,相约在六部口、南池子会合。一到南池子就到天安门了。会合的北大学生有三五百人,后来加入清华、人大、师大的就有六七百人了。我们一进入天安门广场就被拦住了。那时广场是空旷的,四通八达,没有现在这么多围栏。他们是用人墙拦住了我们,然后反复交涉。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达到上万人。最后他们同意在人民大会堂一侧放开一个口子,让我们到纪念碑前献了花圈,喊了一些加快改革之类的口号,也有一些人喊了要民主、反专制的口号。我没喊。这口号一喊出来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立刻把这次游行当回事了。回校后就开始调查,由中共中央、中顾委、北京市委、国家教委和团中央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那时李鹏是副总理兼教委主任,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彭佩云任调查组组长,副组长是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带了一大帮子人来北大调查。当时我在校团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我还带陈昊苏等人去找人座谈、讨论,聊当时的情况。他们发现我是非常激烈地站在学生一边为学生辩护的,并且也参加了游行,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发现我不但参加了游行,还是游行队伍骨干,于是他们可能认定我是一个问题比较大的人。”
   
   10月底,他们把他们眼中的这些游行骨干叫到中南海怀仁堂,一方面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另方面是想通过说服教育把这些骨干分子争取过来。可是学生们有一套自己的观点和说法,并不容易被说服。没有把学生“拿下”,他们不放心,于是又借纪念12•9运动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纪念12•9运动座谈会。
   “那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座谈会,有100多位部级、副部级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干部参加,他们都是三四十年代学生运动的过来人,主要目的仍然是教育转化我们这帮自由化分子。不是一对一的说服教育,而是他们三五个对我们一个。座谈会共分成五个讨论小组。我们北大的人被分在一个小组,组长是文化部部长朱穆之。现在的团中央书记陆昊就是那次座谈会崭露头角的。当时他刚入学不久,参加了北大演讲团。我们觉得他口才不错,也很有些思想,就把他吸纳进来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北大的其他学生讲话都很有针对性,很尖锐,而陆昊的发言比较中性,不疼不痒,但讲得很有条理。北大的学生很后悔选他参加此会,可恰恰是他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话赢得了老干部们的心。他们发现了一个好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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