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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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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内幕之五:张浚生与四家左报

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这话去看《文汇报》的从业人员,真是恰如其分,别看香港文汇报是一张在海外出版发行的报纸,但它的人员构成则五花八门,威震天下,有的是地道的港人,有人是后来移居香港的大陆人,更多的是临时从内地或世界其它地方选派的神秘人物,比如副社长刘永碧的先生是宣传部副部长刘芳安,副总编张卿云的太太是副部长周珊珊,北京办事处的记者滕越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公关部的杜明明是杜导正之女,主笔何亮亮之父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何为,海南办主任林刚的太太是作家蒋子丹,上海办副主任吴菲的先生是著名作家陈村,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由于我的出身和背景平平淡淡,《文汇报》的高层领导不可能真心信任我,故他们不会在大会上和私下里透露更机密的东西,多年来我对核心层的人员详情所知甚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作为共产党设在香港的外宣阵地的特点,则决定了他的领导人必须和中共上层保持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个上层主要是指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
   
   我1994年初至2000年底,这段期间,我印象中是张浚生在主持中共在香港的宣传工作,他公开的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也是宣传部和报馆的顶头上司,中共在港沿用内地的管理模式,禁锢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这令我首先感到震惊,后来渐渐地随着见识的增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文汇报》工作的人,不论来自何方,不论处于什麽位置,都仅仅把工作当成一碗饭,未必每个人都赞成文汇报的“党八股”,假大空,只有“六四”时期除外。那时,编辑记者的人格是统一的:同情学生,推进民主,大家拧成了一股绳,都把《文汇报》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做。
   
   而后来呢,人们看到了政治人物的升降起伏,一党执政的丑恶和残酷,也意识到了文人的渺小和卑微,对国家民主化的前程心灰意冷。于是,我发现,《文汇报》的员工回避敏感话题,特别是领导层从不向员工深谈报纸的背景和历史,更掩盖中共中央宣传部遥控他的实质问题,当然,没有任何人细谈过“六四”时期《文汇报》的黄金岁月。每个员工都把广告,发行,出版,印务,公关等当成第一要务来抓,而新闻则按照中南海的声音附和,具体部门是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而各地的设在宣传部的外宣办,则对文汇报的基层办事处或记者站起监控作用,但总体上来讲,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作用举足轻重,副社长张浚生的角色尤为显眼,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的指示精神是通过他代为传达的。

   
   我见过张浚生不过几面,没有单独谈过话,他可能对我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我记得刘永碧曾把我介绍给他,他说,东北人都高高大大的!实际上,我是东北人里的矮个子!不过,他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我认真地听过他许多次讲话,应当讲,他的外在形象和口才都不错!总的感觉是,用“鸡蛋掉在油锅里”形容他的言谈举止,可能最为恰当,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他领导中共对香港的宣传工作,我看很合适,因为他很油滑,能随机应变,口若悬河,八面玲珑!但细听他的演讲,可知大都是诡辩,其内容由上级而定,他像一个中共设在香港的新闻发言人。他自己说,他在香港过马路有时闯红灯,被媒体批评过,以表明英国人盯着他,我想,在讲话方面,他是不会闯共产党的红灯的,他总是鹦鹉学舌,而《文汇报》则是他领导下的鹦鹉群!
   
   1997年香港《文汇报》举办五十周年庆典,我有幸参与,在一次豪华的宴席上,第一次见到了原《文汇报》社长李子诵,以前我读过许家屯的回忆录,故对其十分敬仰,宴席上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他也应邀入席,这表明共产党比过去有点进步,对“六四”“开天窗”起义的老报人李子诵还手下留情,但《文汇报》的领导谁也不和他搭腔,而且,张浚生对他十分冷淡,虽然,他们被安排同桌吃饭,但形同路人,几乎大家都不和李子诵亲近,只有我主动要求与其合影,我认为他是香港新闻界的一条汉子!新闻记者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文汇报》许多同仁身上已经死了,但还藏在他身上,尽管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但他头脑清醒,目光深邃,我知道张浚生和张云枫与他有隔阂,显然与“六四”事件有关,这个疙瘩结了这麽久,已是无解,使当时的气氛很尴尬,我深感悲哀,一时语塞。
   
   实际上,中共亏对老革命李子诵,据说,《文汇报》1947年注册时,主要是以地下党员李子诵的名义申办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创办《文汇报》,《大公报》,《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等四家媒体,其初衷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他们不太自信,一是担心英国政府的打压,二是媒体竞争的残酷性,可能会使它们夭折,故当时多注册了一些,以为优胜劣汰,能活下来一两家就行了,但不料香港风水特别好,四家都存活了,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到了如今,四家国企,各养一大批人,均被允许在大陆发行,同是共产党输血供养,同是党中央的宣传喉舌,同拉大陆的广告生意,却内斗不止,自相残杀,恶性竞争,大概张浚生最头疼的事就是平衡这几家左报内部的纷争了!
   
   滑稽可笑的是,《文汇报》伊开会,社长总编就自我吹嘘说,自身是中央认可的政治性大报,他们是政治家办报,但《大公报》对此不以为然,则强调历史悠久,也是政治大报,他们才是党的忠诚的喉舌,真正的政治家,而体现在报社领导人身上,则是讲级别,排场,物质待遇,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大家争吵不休,互相告状,纷纷争宠,闹出很多荒唐的故事,张浚生不胜其烦。但张社长也会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到《文汇报》讲话,强调《文汇报》的独特性,到《大公报》作指示,再讲《大公报》的重要性,反正每个媒体的老总都敬着他!逢年过节有好事,请客送礼,迎送往来,都有他的大份子!
   
   《大公报》驻深圳的一位记者告诉我,王某某原为山东局级干部,但到香港《大公报》当一把手后最敢干,他经常去深圳开会,每每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吃喝玩乐,十分腐败。《文汇报》的领导对此心里不平衡,也去攀比,但刘永碧,张云枫到东北,还没有这麽奢华过,较之王某某还有点自律。只记得1994年11月,刘永碧在大连的确和王社长攀比过礼遇,她说,《大公报》的王社长到大连,市领导薄熙来,曹伯纯均出面接见他,那麽,她也应当得到同样的安排。她不知道自己是副职,曹书记有理由拒绝见她,但见了她并盛情款待,是破格礼遇。总之,上行下效,张浚生和左报的领导们,都过于追求物质待遇和满足虚荣心,对记者的天职和民间疾苦则漠然待之。这当然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如果没有一党执政,没有新闻封锁和“一国两制”,就他们这些人能力来说,自己拿钱办报,能不能喝西北风,都是一个问题!
   
   两刘龙虎斗,下属无所适从
   
   我在《文汇报》工作的那几年,常有机会和社长,总编见面,但彼此没有深入的了解,张云枫给我一种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印象,而刘再明呢,则有点诗人般的动辄信口开河的激情,据说他以前是《南方日报》总编辑,很有办报经验,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被中共驯服了的文人,而秘密武器就是恐吓与收买,不论总编,还是社长,他们都是被历次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苦胆的人,为了保住共产党所给予的优厚物质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言论自由的原则,虽然,他们心里可能也有不满,但行动上只是顺从。此外,我接触最多的是副社长刘永碧,因为她具体负责外联工作,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与我跑熟了,也相处不错,但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其过人之处是讲原则,从不感情用事,她从不与我谈论社委会决策的任何问题,但她和刘再明的矛盾却越来越表面化了,以致两人经常发生冲突,令下级十分尴尬。
   
   有一次,在深圳开会,中午吃过饭,我和海南办的主任林某同处一室,我们都正在午睡,忽然被吵闹声惊醒,我翻身下地推门看到杨某急匆匆地走过来,她刚离开了一个房间,据说,他们当领导的太忙,牺牲了午休时间开会讨论问题,结果,刘永碧和刘再明争吵起来,竟拍了桌子,刘永碧是女强人,凡事要拔尖,刘再明是总编,也不甘示弱,她们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竟为了某项人事任命各持己见,最后闹翻了脸,刘永碧还气呼呼地坐在那里,但刘再明已气愤地拂袖而去,别人拉都拉不住。我生性爱凑热闹,想过去看个究竟,广告部经理杨某说,你赶快离开吧,最好别看领导吵架,这对你不好!。。。。。我遵命了,但他们的摩擦绝非一日,也不止一次,所以,也回避不了,《文汇报》盛传“二刘”龙虎斗,斗个不休!
   
   2000年上半年,情况有些不妙,刘永碧可能受到上级的压力,与陈桂雄找我谈话,问:你在香港给某报发稿了吗?我知道,为《前哨》供稿的事,尽管用了笔名,也难免走漏风声,心里忐忑不安,我誓口否认,刘永碧说,没这事就好!我看出她一直对我很期重,也不忍心辞退我。但5月份风云突变,我最后一次去香港开会,也第一次主动要求与刘再明私下谈话,却很不投机。明显看出,他把对刘永碧的不满转嫁到了我的身上,仿佛我是通过后门打通了刘永碧的关系进了《文汇报》的,我感到委屈,便向他作了解释,我还告诉他,我1991年还在深圳写信给他求职呢,他好像不相信,他说没看到这封信,我说《文汇报》办公室给我一封加盖公章的打印信函,说没有在东北建站的计划。。。。。。后来,我才知道,《文汇报》很多事由办公室主任刘伟昌私下做主,他是一个喜欢把领导架空的人!我为刘再明不能公正地对待我而遗憾,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再后来,刘永碧带领刘伟昌,陈桂雄赶到大连,在大连国安局拘捕我之前,先以东北办迁往省会城市沈阳为幌子,把我辞退了。这样做是为了撇清《文汇报》与我的关系,以便下一步薄熙来放心地整我,但我还蒙在鼓里。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汽车,电脑,账本等物品如数上缴之后,刘伟昌把我的同事留在另一房间“策反”,刘永碧坐在办事处外间的皮沙发上,忽然浑身抖动,头发凌乱,无声地哭了起来,我把纸巾递给她,她擦了一阵子眼泪,但怎麽也止不住,我苦笑了:别难过!你可以再聘其他人,为什麽要这样?是我辜负了你的期望!。。。。。。后来,我在狱中把这一情节回想了无数遍,我想,她可能知道我将被捕,但她不敢告诉我,又知道我是个书生,她不忍心!如果她透露给我,凭我的关系,就能躲到一个薄熙来找不到的小地方,藏它几年,等平安无事再回来,但我不幸,我没有陈建平和鲁平的那种关系和运气啊!。。。。。。2006年初,我获释了,主动打电话给刘永碧,她还是那麽快言快语,我想问她,假如她与刘再明没有矛盾,都一起保护我,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刘永碧说,没办法,你知道《文汇报》的情况,你爱人打电话求助于我,唉!我实在是帮不了你啊!。。。。。。
   
   
   昧着良心,出卖员工
   
   刘永碧所说的《文汇报》的情况,是什麽呢?是它的党报性质吧?正是这个可恶的东西把人性中最美好的友谊,信任,热爱,感情践踏了!先不讲他的言论自由的原则,只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讲,1993年底,关齐云携款潜逃,留下一个东北办的烂滩子,《文汇报》一分钱也没有,只有几个空账号,是我用个人的多年积蓄筹建了班底,又用多年的人脉关系为《文汇报》创造了效益,我还撰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为刘永碧等领导访问大连奠定了基础,此后文汇报的事业才发展起来的!但我一旦受到国安局的审查,《文汇报》立即把我出卖了,如同当年抛弃陈建平一样,毫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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