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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的高明与良知的光明

   学问的高明与良知的光明

   在儒家,学问的高明必然体现为相当的智慧道德水平---仅仅停留在知识、学术层面的学问不是真学问。

   没有学问或学问不充的人,必然缺乏“择法之眼”,很容易被各种异端外道迷惑。这种人无论怎样谨小慎微,都难免“动辄得咎”:轻则出偏差,重则犯错误乃至犯罪;即使居心大良(且不说这种人往往居心不良),也很容易好心办坏事。

   学问不纯,也难免喜怒哀乐不中节、言论行为不正确、待人接物处事不妥当。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者有敢作敢为,狷者有所不为,很了不起,但狂者太过,狷者不及,严格地讲,仍然有欠中正。学问不精纯故。

   至于恃才傲物、过于清高、偏激极端、骄狂好斗、粗野蛮横、喜欢冒险、轻身赴死等等表现(这些都是东海以前的毛病),更是学问不纯所致。

   孟子说,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什么时候可以死应该死、什么时候可以不死应该不死,什么时候应该明哲保身,什么时候应该杀身舍生,怎样把死亡的价值和意义“放”到最大,关键时刻要作出正确的判断,是需要大学问的。

   古今中外一些忠臣孝子志士豪杰,果敢壮烈,但死得轻率冲动,不负责任,不够智慧,不合中道,有伤勇德,这就是由于学问不充、不纯之故。东海《孝道论》一文提到的卫急子、晋申生、秦扶苏等人的死法,就是学问不充的典型。

   这里再介绍一个因学问不充而轻率赴死的例子。

   先轸,春秋时期晋国上卿。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重耳被逼逃亡,先轸随行,流亡在外19年。重耳即位(为晋文公)后,他便在晋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大显身手,为晋文公“晋”为春秋五霸之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对晋襄公私放战俘不满,先轸不顾礼仪,当面痛斥晋襄公,竟至啐了他一口。事后,虽然文公不究,先轸还是决定“自讨”(惩罚自己)。在一次战场上,先轸在已经击败敌军的情况下脱掉头盔,单骑冲入敌阵,故意被敌方弓箭射死,执行了对自己的刑罚。对此,清蔡元放评得好:

   “勇烈则有之,只是不合于义,便死得不值。”“先轸因怒唾君,因为无礼,自悔其罪,求出可也。君谅其忠而不加罪,主恩厚矣,从此尽忠勤职,悔过降心,以求报称,亦可不失为贤。刀必殉翟以死,殊觉无谓之甚。只因学问不充,遂致死非其道,身灭而不足以成名,殊为可惜。”(《东周列国志》)

   先轸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智勇双全,可惜缺乏“道智”,以致“死非其道”----当然,比起那些畏畏缩缩的懦夫孬种以及浑浑噩噩的庸夫俗子来,先轸们又高尚、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

   怎样才算是学问精纯呢?一句话:深度把握仁义原则和中庸之道,圆满证悟万物一体、体用不二之真理也。这样的人,才能兼有狂狷二者的长处而无其短,大中至正,达至儒家最高境界,成就儒家理想人格。

   思想、修养和觉悟提高,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格筠在《儒师东海》(http://blog.sina.com.cn/lingbaoheinv)中提到,东海“会自悔某些旧作旧事”、“以前有傲慢或轻浮”等等,确实如此。东海以前毛病多多,每念及此,一方面很惭愧,一方面也很欣慰---能够不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毛病,说明眼光提高了,学问增长了。

   另外,学问的高明有利于良知的光明。反过来,良知的光明必然体现为学问的高明,体现为理论无敌和辩才无碍。

   实践与理论不可分割,实践有赖于理论的指导。如果理论上都破绽百出,理论水平低下,经不起辩论和批驳却以“智者不言,言者不智”的话遮羞,以践履功夫自诩,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已。孔孟那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在“道理”上讲不过任何人或者被任何人问倒的。

   在思想、文化的市场上,圣贤是理所当然的“霸主”,所赖以称霸的武器是真理,是思想文化本身的力量。如果读懂了儒家经典,读通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东海的《大良知学》、《平书系列》等著作,就会发现,在儒家大学问面前,且不说西方哲学,即使是具有高度真理性的佛道两家也是不够圆满的。2010-11-28东海儒者余樟法东海国内发文处: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东海儒者余樟法的BLOG: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0/11/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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