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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良庆:余杰的道德制高点和上帝之城

文章摘要: 余杰正是利用他那狭隘、自私、偏执、狂热、虚伪、矫情的“谦卑”强占道德制高点,以便纵横捭合,肆行其道德专制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建立政教合一的上帝之城。
   
   
   作者 : 沈良庆,
   

   
   發表時間:2/26/2009
   
   去年12月初,刘晓波因为《08宪章》被中共当局抓捕时,作为同志加兄弟的余杰正在国外访问、游历。据说他在北平的住宅也被一大群公安和武警莫名其妙地包围了。明知事主远隔重洋,党人却如此兴师动众,不知是为了突击搜查证据,还是为了达到敲山震虎、阻遏余杰同志归国的卑鄙目的。从外电报道看,似乎并没有被抄家。他当然也没有被如此隆重的欢送仪式吓得向教友布什寻求政治庇护。于是,隆重的欢送仪式变成了颇有戏剧色彩的更加隆重的欢迎仪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赴难兮把家还。”面对他的坚定承诺,老奸巨滑的胡温当局彻底扑了个空:如此兴师动众,只落得作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出丑秀,徒然营造了烈士归国赴难的悲壮气氛。可谓胡温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谁敢再夸言秀才注定斗不过兵匪、书生注定玩不过政客?弹指一挥间,唯有勇气与谦卑的余杰就轻松地突破了唯有怯懦与傲慢的胡温当局机关算尽的空城计。是为滥用牛刀者戒。
   
   无论如何,仅凭愿意为共同行走在令人神往的“胡适的道路”上的同志加兄弟归国赴难,他的精神境界就比那位先是把友谊高歌入云、写出脍炙人口的《思旧赋》,然后又腆着脸皮跑去找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司马昭要官做的向秀同志高多了。
   
   刚从幸福的有神论天堂降落到悲惨的无神论境地,余杰就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道德文章《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我是通过朱学渊先生的群发邮件看到这篇令人叹为观止的奇文的。朱先生常给国内读者寄些自己写的历史语言学论文、政治评论和其他人写的文稿。他的文稿不仅有很强的知识性、专业性、学术性和思想性,而且见解不凡,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启发性。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讲,历史语言学专业多少有点偏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论文,读起来有点吃力,难免有隔帘看美人般的朦胧感,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经过他转发的文稿更有意思,通常都加上要言不烦、点到为止的“学渊评”。那些三言两语的点评往往都是高屋建瓴、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堪称字字珠玑。春节前,他寄来一篇由香港《开放》杂志发表的关于董鼎山、董乐山的文稿。董乐山早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后来遭受极权国家的残酷迫害,可谓创巨痛深,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生活在自由世界温柔富贵乡里的哥哥董鼎山却难以感同身受,免不了患上时空倒错症,把中国当成了美国,并把美国语境下政治正确的话语滥用到中国,矫情地说些貌似客观、公正的呓语,责备弟弟对罪大恶极的共产党人不够温和、宽容,甚至引喻失义地胡说什么这种仇恨思想和言论是党文化和阶级斗争观念流毒所致。朱先生对该文的点评图文并茂、意味深长。他配发了两幅图片,一幅是奥斯威辛集中营里骨瘦如柴的犹太囚徒照片,一幅是被共产党残酷杀害的林昭和张志新遗像。图片下方分别有十分简约的点评,大意是说照片上这些死囚不会对法西斯和共产党暴徒奢谈什么客观、公正、温和、宽容。
   
   朱先生对余杰的奇文有句画龙点睛的评语。我至今还能记得前半句:“谦卑没有制高点”。余杰正是利用他那狭隘、自私、偏执、狂热、虚伪、矫情的“谦卑”强占道德制高点,以便纵横捭合,肆行其道德专制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建立政教合一的上帝之城。
   
   一
   
   无行文人往往喜欢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说些自欺欺人的大话,顾不得一不留神就露出破绽,让人哑然失笑。被捧为改良主义旗手的晓波同志交友不慎,摊上这么一个刚愎自用、大话连篇的小兄弟,免不了要被他拖着走麦城。
   
   余杰是充满信心、有备而回的。一张口,他就说出了一句让人大跌眼镜的无厘头诳语:“我相信中共当局不可能长久地将晓波关押下去,这并不是我对中共当局怀有善意的想像,因为我有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除非他们想让晓波成为下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否则他们只能尽快释放晓波。”看来此番归国赴难,与其说是准备为晓波兄弟分担牢狱之灾的无奈,毋宁说是准备与晓波兄弟共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耀。这就使其悲歌燕市的慷慨赴难多少有点沽名钓誉和拉大旗做虎皮的滑稽味道。他相信中共当局不敢真拿刘晓波怎么的,连带也不敢真拿他怎么的,除非中共当局想让这对难兄难弟咸与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耀。果然如此,即便中共当局头脑发昏,真拿他们怎么的了,那也并非交了华盖运,而是求之不得的塞翁失马,不幸中之万幸了。他的自信或许有些盲目:这段莫名其妙的假言判断,大前提和小前提难免有点想入非非,尽快释放晓波的结论也难免有点虚无缥缈。一位著名异议人士因为颇有轰动效应的《08宪章》被抓捕,与诺贝尔和平奖并无必然联系。即便获得此项殊荣,并不必然获得免受牢狱之灾的豁免权。尽管他的自信并不必然落空。异议人士(尤其是那些能够制造轰动效应的著名异议人士)获得国际社会物质和精神奖励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中共当局根据自身需要(包括缓和国内外压力和做政治交易)演出捉放曹游戏(抓人当人质、放人做交易)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这就足以让余杰驰骋想象力,随心所欲地掷骰子、撞大运。
   
   恕我鼠目寸光,看不出诺贝尔和平奖和抓捕刘晓波(哪怕是“长久地将晓波关押下去”)之间的必然联系,看不出该奖项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异见人士和诺贝尔委员会可以挟该奖项以令中共当局洗心革面,不再“与人民为敌”和“尽快释放晓波”。果然如此神奇,中共当局在1989年就不会“与人民为敌”,并且“尽快释放晓波”了。拉萨和北平发生的大屠杀(尤其是后者)使中共当局面临建政以来国际社会最强大的人道干预和经济制裁压力,达赖喇嘛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切都没有使之放弃“与人民为敌”和“尽快释放晓波”,达赖喇嘛至今还在望西藏而兴叹,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国际社会的人道干预、给予异见人士某种形式物质和精神奖励没有意义和作用。它们很有意义和作用,但是,其意义和作用被余杰这类伪君子和真乡愿不恰当地夸大、浪费和扭曲了。
   
   如此满怀信心,倘若与诺贝尔和平奖无缘,岂不成了被遗弃的怨妇?异议人士经常嘲笑中国学者和作家(尤其是体制内那帮鸡鸣狗盗、利欲熏心、恬不知耻的御用学者和作家)有着爱恨交加的诺贝尔奖情结。很多异议人士何尝没有诺贝尔奖或者其它什么奖的获奖情结。拥有高尚的荣誉感,甚至不那么高尚的虚荣心、利欲心和富贵心,乃是人之常情。希望自己作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付出能够得到他人善意的承认、尊重和回报,包括国际社会给予某种形式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本来无可厚非,甚至是好事一桩。但是如果把获得某种形式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当成著书立说、发表异议、从事人权民主活动和维权活动所追求的目的,或者是达成目的的主要手段,或者是兼而有之,那就大谬不然,难免显得轻佻并因此招人轻薄了。余杰这段大言不惭的三段论所表现的轻佻和招致的轻薄,不仅无助于为晓波兄弟抒难解困,反而是把他架到火上烤。是为诳语欺人和交友不慎者戒。
   
   中国学者和作家对诺贝尔奖爱恨交加的情结和莫名其妙的诟病固不足论,诺贝尔奖或者其它什么奖项的授予也未必都能很好地体现其设立宗旨并做到名至实归,因此容不得批评。人类实践活动难免是在约束条件下做出的最大化选择,包括信息不完全或者不对称的约束。即便有最好的动机,也未必能达成最好的结果,何况局中人未必拥有最好的动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都难免如此。评奖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其中既有复杂的政治考量,也有信息不完全或者不对称的约束,为结果的不如人意留下了令人遗憾和批评的余地。就诺贝尔和平奖而言,一贯强调非暴力抗争路线的达赖喇嘛固然可以获奖。打得不可开交的巴以双方领导人拉宾和阿拉法特一旦暂时停火,同样联袂获奖。金大中跨过三八线,跟本家小霸王握一下手,同样也可以获奖。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倘若诺贝尔委员会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循前例对两金“公平地”各奖五十两,岂不让艰苦奋斗的中国异议人士气歪了脖子?姑且不论这项殊荣能否让巴以双方和三八线两侧从此和平共处。果然有这么大的魔力,战争和暴政早已是博物馆陈列的文物。就中国异议人士已经获得的各种等而下之的人权民主奖项而言,也未必都能很好地体现其设立宗旨并做到名至实归。真正为人权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作出艰苦努力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特别是那些长期系狱者、草根阶层异议人士),未必能够获得奖励,遑论象样的奖励。倒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让那些掌握话语权和善于投机钻营、造势作秀的真真假假异议人士占尽了便宜。好在并非每个人都把获奖当作从事人权民主活动和维权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否则,那些根本没有获得奖励或者没有获得象样奖励的人,只好金盆洗手、袖手旁观了。我们不能指望等而下之的中国学者和作家像法国左翼文人萨特那样激进地拒绝资产阶级的诺贝尔文学奖,却可以要求异议人士对物质和精神奖励尽可能保持平常心。
   
   余杰的盲目自信、诳语欺人或许是受到胡佳荣获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人权奖刺激。在他看来,资历既浅又不善于写道德文章的胡佳尚且获得如此殊荣,资历既深又善于写道德文章的晓波兄弟理当更上一层楼。他忽略了此类奖项并非奖励道德文章,而是奖励道德事功。胡佳不善于写道德文章,却勇于且善于做道德事功。长江后浪推前浪,其来有自,也是人权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希望所在。不要以为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余杰对他那个善于写道德文章的山寨之外勇于且善于做道德事功的异教徒甚至教内兄弟获得成功或者得到他人善意的承认、尊重和回报怀有强烈的嫉妒心理,不惜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勾当,也是有迹可寻的。他对受到中共当局迫害的高智晟、郭飞熊等维权人士和法轮功群体的攻讦、打压和落井下石,就是很好的例证。难得美国总统布什愿意在白宫会见中国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教友,这本来是对包括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有力支持,却被私心自用、疾贤妒能、排斥异己的余杰等人搞成了不伦不类的涉外宗教活动,仅仅成就了几个伪君子、真乡愿的政治和宗教野心。这次会见对余杰等人来讲固然是幸莫大焉,对中国人权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来讲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无奈。尽管这次会见被蒙恩者和不明就里的海外媒体吹得神乎其神。当然不能怪布什公器私用,从事与公职不相干至少是意义不够大的宗教活动。毋宁说他是被不谙事理、偏狭自私、别有怀抱的余杰等人绑架了。余杰等人如果仅仅要从事神圣的宗教活动,为何不去教堂找牧师共同做祷告呢?在美国教堂做祷告至少不必担心警察骚扰。如果是要借助美国政府的支持和压力来维护宗教信仰自由,难道被中共当局侵犯的仅仅是宗教信仰自由,其他权利和其他人的权利就无须维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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