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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刘晓波问题答李悔之先生


徐水良


   

2010-10-22日


   

   
   李悔之先生谈的问题,大部分,其实我已经在回答周志荣先生的文章和《我们与刘晓波花瓶民运的十二个重大分歧》中说明了。为简化起见,我把这两篇文章,附在本文后面。
   
   我这里首先要说明,我现在不是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我早已辞去一切民运职务,我们的民权同盟,则不属于狭义民运圈。所以我现在不是民运领袖。请李先生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民主战士,仅仅是文革后期最早发起和从事民主运动,为中国政治反对派取名“民主运动”等历史,与常人稍稍不同而已。
   
   作为一个普通民主战士,我们没有特权,也不应该享有任何特权,尤其是不应该享有现在刘派民运赋予刘晓波那样不受批评的特权。现在谁要批评刘晓波,就会被刘派恶意攻击。刘晓波还没有上台,批评刘晓波就被刘派当作恶毒攻击罪,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企图建立毛式红太阳思想专制的专制行为。
   
   所以,只要不是神棍陈泱潮那样的造谣诽谤,任何人对我的批评,包括李先生和周志荣先生对我的批评,都是一种正常现象。即使真的民运领袖,即使影响极大的民运领袖,也会有错误的时候,有的领袖,甚至会背叛民主事业,对民运领袖的监督和批评,就非常必要。这种批评,包括对刘晓波,魏京生、王丹等等的批评,也包括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战士、不是民运领袖的本人的批评。
   
   我不是领袖,我只是一个普通民主战士,所以,对任何事情,都是履行一个普通战士的责任,该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一切服从民主事业的需要。民主事业需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考虑损害什么“领袖”形象之类的问题。只要民主事业需要,个人形象损害就损害吧,总得有一批无畏的战士,不管自己的损失和伤害,包括人身自由的损失,包括物质利益的损失,包括有些时候形象的损害,不顾一切,来完成民主事业必须完成的任务。杀敌一万,自伤三千,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如果像有些人那样,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处处树立和维护自己“领袖”形象,谨小慎微,那就会搞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这样的人,只配当政客,不配当民主战士,更不配做政治家,做真正的反对派的政治领袖。
   
   我在回答周志荣先生的文章中说过,对一件事情认识判断不同,行动上就必然会有不同。你们的观点,全部建立在我们与刘晓波是属于同一个阵营的同志和朋友,因此认为我们做的就是同室操戈,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但我们认为,我们与刘晓波不属于同一个阵营,不是同志和朋友,中共及其地下势力和花瓶民运,正在密谋搞假转型,我们必须予以揭露,我们当然会采取我们现在的做法。
   
   《十二个重大分歧》一文,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对我们与刘晓波花瓶民运之间严重分歧的一贯认识。
   
   我清楚中共监狱的黑暗,绝不是刘晓波美化的那样“人性化”。所以,尽管我近40年奋斗,被多次长期投入监狱,入狱时间远超刘晓波,却从来没有屈服,但我理解和体谅许多朋友的一时的屈服。
   
   我理解和体谅人们会有一时的软弱,但这并不是投靠中共,长期为中共利益服务的借口。我们与中共地下势力和线人之间的斗争,不可能调和。
   
   对刘晓波先生,我们曾经有长期的近二十年的观察和认真的研究,我们有自己的认识。我们对他深有认识,知道他是什么人。当然,公布我们的研究,需要今后有合适的时机。但是,我们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主要是《十二个重大分歧》等许多原则分歧的争论,这种争论,这绝不是无原则的内斗。
   
   海外民运已经有过无数次“内斗”,其中,有一些无原则的内斗,但大部分,实际上是外斗,包含许多原则性争论。一些无原则的内斗,实际上也是中共地下势力制造出来的。
   
   再说一遍,这一次的分歧,十二个重大分歧等等,绝不是无原则的内斗。绝不是同室操戈。
   
   
   附件1:
   
       徐水良先生:你们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
   
      ——致徐水良先生及海外“民运”领袖的一封公开信
   
            李悔之
   
   
   尊敬的徐水良先生:
   
   鄙人叫李悔之,是国内专栏作者。说一句不谦虚的话,目前我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民主派博客作者之一。今天,肩负太多国内网友的嘱托,特写一封公开信给您,以及其他民运领袖和人士。目的是希望你们不能继续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使国内所有关心和致力祖国民主进步事业的同胞忧心和寒心。
   
   本来,此信在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之前,我就想撰写了,但基于种种原因一直搁浅。刚才打开博讯网,又看到您的博客中刊载了一篇嘲讽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奖的文章,鄙人实在再也不能沉默了——这里,我想对您,以及这些日子所有对刘晓波先生获奖说三道四的人说一声:朋友们,同胞们,你们不能再让国内的同胞伤心和愤怒了!
   
   
   尊敬的徐水良先生:
   
   您是一位曾经是令人尊敬的“民运前辈”,然而,从刘晓波先生获奖前,以及刘晓波先生获奖后(甚至可以追溯到去年),您,以及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其中有国内一些人),都不遗余力地挖苦、嘲讽和攻击刘晓波先生。对此,鄙人确实感到困惑不解: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绝不只是对他个人争取自由民主精神和努力的肯定,更是对包括魏京生先生在内,包括袁红冰先生在内,包括高智旻先生在内,包括胡佳先生在内,包括您和我——以及千千万万为推动祖国民主进步事业人士的肯定。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刘晓波先生获奖不但惹得中共的不高兴,连海外有些民运人士也竟如此不高兴?是不是民运中另一个人获奖,这些人才高兴?
   
   其实,作为海外民运领袖,长期致力于祖国的民主进步事业,并付出了长期和艰辛的努力,他们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试图与刘晓波先生竞争,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甚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然而,为了达到另一个人获奖之目的,不惜同室操戈,作出种种令人痛心的事情来,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这些年,海外民运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内斗不止,不但没有成为国内民主进步事业的推动力,反之,这种独占山头、互相拆台的恶劣风气,在国内民主人士中间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因素。究其原因,海外民运人士中、甚至是民运领袖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帮派思维和党文化思维,是至关重要的思想根源……对此,您以及其他民运领袖们,不知认识到其中的严重危害性没有?——真的,每当看到您与一些“民运”人士互相指责谁是“共特”,谁是“卧底”,鄙人心中可谓如同刀割,痛心疾首——比如,您如陈映潮先生年纪相当,又是最早觉醒和起来抗争的前辈,理应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君子和而不同”的气度,成为年轻人的道德表率,为推动祖国民主进步事业携手并肩……然而,你们竟然互相进行令人痛心的恶意人身攻击,这实在是不智之举!说严重一点,是极端愚蠢之举——您可知道,你们这些行为导致海外“民运”在国内民主人士中的形象是何其糟糕!
   
   徐水良先生:
   
   您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学识不凡的知识分子,理应深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理。没错,刘晓波先生远非完人,他有许多缺点——甚至严重缺点;他可能犯过很多错误,甚至可能犯过严重错误。然而,魏京生先生,高智旻先生,胡佳先生,袁红兵先生,还有您和我,那个不是一样?——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苦水里”的人,长期身陷专制文化和党文化这两大酱缸之中,灵魂、人性上都难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对此,我们既要随时以清醒的态度和强烈的自省意识审视自己,又要以悲天悯人之心,以宽厚博爱之心审视他人、对待他人——共产党人尚提“严于律已,宽于待人”,何况我们这些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最高价值观者?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走出局限,不断战胜缺点,使灵魂不断升华;唯此,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日后才会有较高的质量;唯此,我们的民主进步事业才会有一支团结、高素质、有战斗力的团队。也唯有此,我们祖国的民主进步事业才会早日走向成功!
   
   徐前辈,不知老弟说的在理否?我们经常批评和嘲讽中共的党员干部“手拿马列主义手电筒——专照别人”,而自己呢?你们嘲笑、指责刘晓波先生有太多道德缺陷,然而,又进行过严格的自我反省吗?你们认为,刘晓波先生“道德形象没有达到诺贝尔奖的高度”,然而,你们的“道德”就果真达到了应有的“高度”了吗?你们指责刘晓波先生是“软骨头”、,然而,自己坐牢时,是否又真的是那样的“大义凛然”,那样的“视死如归”?
   
   退一万步而言,刘晓波先生过去在狱中确实软弱过,曾经写过不该写的悔过书,我们为何不能用一种悲悯恻隐之心看待这些——曼德拉坐牢之时,有强大的“党组织”随时作后盾,有亿万双黑人同胞随时用强烈的目光投射他的牢房。“许唐枫”、“江姐”他(她)们之所于在国民党的牢房中始终“坚强如钢”,除了信仰之外,党组织的精神支撑,是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刘晓波先生呢?却无党无派,纵然有强烈信仰的支撑,但没有“党组织”作后盾,面对强大无比的统治者,面对无数愚民迎面而来的“卖国贼”、“汉奸”等唾沫,面对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严重后顾之忧,面对种种可想而知的折磨和可能漫漫无边的牢狱之苦——所有这些,精神上一时产生退却,意志上一时动摇,何奇之有?所以,纵然软弱和退却确实存在过,但又何忍因此对一位尚在牢中的同志大加嘲讽,甚至横加责备?然而,这些日子,有人却紧紧抓住刘晓波先生可能产生过的动摇和软弱大做文章,甚至不惜添油加醋、捕风捉影对其进行种种攻击——什么“投机论”、“中共赐予论”、“阴谋论”……等等,实在令人寒心,更令人不耻!而事实上,这些对刘晓波先生的整体形象并无大碍——套用中国人经常评价伟人的一句话就叫,刘晓波是人不是神!但是,他绝对无愧于诺贝尔和平奖!
   
   徐水良先生:
   
   我确实没有想到,从去年到现在,为何您和一些人,竟在刘晓波先生获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上花费如此大精力和时间!真不知道你们目的何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为什么不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民主呼吁和呐喊上?为何不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揭露专制黑暗和谎言上?为何不将时间和精力用在促进海外“民运”人士的精诚团结和互相合作上?……
   
   徐前辈,晚辈今天这封公开信,并不仅是只给您的——而是给所有海外民运领袖的:同胞们,作为民主先驱,你们为了祖国的民主进步,受的磨难太多,作的贡献太大了。你们目前在异国他乡生活,也确实太不易了……对这些,我们国内所有致力于推动祖国民主进步事业的同胞心中都有一本帐。对你们在异国他乡的艰难,都看在眼里,痛在心头——我们无时不挂念你们。然而,你们在海外推动祖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一定要顾大局,要注重、珍视同志和同胞之间的团结和友谊。不要动辄无端互相猜测、人身攻击,在没有确凿的事实面前,更不能互扣“内奸”、“共特”的大帽子。总之,要抛弃前嫌,切实总结过去的教训,使海外民运力量重新成为推动祖国民主进步的重要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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