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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评论(汇编7)


   
             
   目录:
   魏京生: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及现今中国的局势

   徐沛:没有正义的和平是中共的河蟹
   三妹谈给刘晓波定位
   老乐:关于刘晓波获诺奖致友人的一封信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及现今中国的局势
   
   ——魏京生接受全球性的法语电视网“法语5台世界”的采访内容
   
   
   2010年10月15日上午6点的黄金时间,全球性的法语电视网“法语5台世界”向法语世界播出了就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与现今中国的局势对魏京生先生所进行的采访。以下为魏京生接受采访的简述:
   
   刘晓波获奖有它的正面作用。近年来中共对人民的镇压比过去更残酷了,很多人对争取民主自由感到灰心,情绪低落。有一个中国的异议人士获奖,对老百姓的心情是一大振奋。它提高人们争取人权民主的信心。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刘晓波主张和政府合作,不要和政府对抗,而且协助政府批评和嘲讽别的反对派人士。这就会引导人们放弃和共产党的斗争,减少对政府的压力。
   
   为什么说刘晓波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道路呢?这是因为针对一个蛮不讲理的中共政府,只靠讲道理根本就行不通。必须有强大的压力,国际和国内的压力,才能迫使中共政府让步。引导人们放弃压力,和不讲理的暴政“良性互动”,向专制政府乞求政治改革,就等于放弃了和平演变的机会。最终人民的愤怒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爆发革命和动乱。这对中国社会是个很大的损失,对国际社会和商人们也很不利。刘晓波本人向中国政府作了那么多的妥协合作,甚至不惜以谩骂同道来讨好当局。最后他还是被抓进了监狱。这本身就证明了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我没有参加那封事先反对刘晓波得奖的签名信。这是因为我认为任何一个中国异议人士获奖,对中国人民都是个巨大的鼓舞,因为中国人把诺贝尔奖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得奖之后,我现在才开始公开批评他。我不希望人民被他的错误路线所引导,放弃压力去和专制政府合作。因为刘晓波自己的遭遇就证明了他的合作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在法轮功的问题上,有人同意他们的说法,也有人不同意。这都很正常。但是在人家受到大规模迫害的时候,我们都必须为他们争取人权,抨击中国政府。而刘晓波和他们那一伙人却采取了讽刺、谩骂受害者,和当局一个口气的做法。这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反对派人士的身份,甚至不如一个有良心的普通人。
   
   说到刘晓波的获奖会带来民主运动的分裂。我想这种分裂一直就有,从一开始就有。中国的民运人士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也有不同的思想。所以民运一开始就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不一致的运动。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许多人认为我更有资格获奖。但我认为现在的形势西方人肯定不希望我这样的人获奖。他们不希望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很多西方的大企业知道没有共产党的压迫,他们就不能在中国使用那么便宜的优良劳动力,就不能赚大钱。所以他们希望中国人民都乖乖地和政府合作,接受压迫,不要反抗,来保护他们赚大钱的机会。他们希望中共独裁政府继续存在下去。
   
   那么中国的民主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我想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南非曼德拉他们和苏联那样,靠国际和国内两种强大的压力,迫使当局不得不采取和平演变的方式。这在中国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西方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对中国减轻了压力。国内人民的反抗如果也被引导向与政府合作的方向,压力就更小了。那么,那些困苦无依的老百姓怎么办呢?最终他们只好造反,导致一场大的动乱。这对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都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说,如果人们都被引导向和政府合作的道路,和平演变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就是本来希望改变的政府高层人士,也会改变主意,失去和平演变的动机。那老百姓就只剩下暴力革命这一条路了。如果老百姓选择了暴力革命,我当然是站在老百姓的一边。我支持他们以任何方式推翻专制政权。
   
   西方很多人说经济发展了,中国也就会民主了。但这不是中国政府的想法。中国政府本来的设想是经济好了人民就可以不造反了,他们的专制政权就可以长治久安了。现在的经济发展是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可是普通老百姓仍然很贫困。巨大的贫富差距正是老百姓极端不满,要起来造反的真正原因。这样的状况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老百姓仍然非常贫困,中国的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因此并不能说中国的经济真正发展了。GDP增长得非常快,但是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增长的成果。是中国和西方的大企业得到了大部分的好处。这也是西方商界和政府支持中国政府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的人权,西方政府基本上采取的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希拉里国务卿第一次访问中国就表达得很清楚:人权不是她要关心的重点。他们的政策就是不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抗,不激怒中国政府,以保障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所以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多年来都是在逐渐降温。所以,这一次有一个中国人得奖,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鼓励。
   
   对于我为中国民主所做出的牺牲,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无论在监狱里还是在海外,我都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而努力,而且很有成效。在监狱里我是中共的一大麻烦;后来我同意出来,是因为我发现形势变了。我出来能利用我的声望做更有效的工作。确实这十几年来做了很多重要的,有成效的工作。我对自己非常满意。
   
   
   
           没有正义的和平是中共的河蟹
   
   
   三妹也说说:有人说“污蔑”刘晓波的人在误导。刘晓波劣迹斑斑,还需要误导?那些刘晓波的拥护者才真是不择手段地为刘晓波炒作和误导。徐沛文中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站出来说话,因为:“在过去的21年里,他在我们面前的表演实在拙劣,我们一直尽可能躲着,但现在无处可逃,除非我们放弃关心中国。”
   
   刘晓波是历史的罪人,天安门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今天我们就给他定在这耻辱柱上。王蓉芬说得好:“给一块抹布再喷多少香水也不能把它变成丝巾。”正相反,他只能把诺贝尔和平奖搞臭。
   
   请看文章摘要,历史见证人王蓉芬怎样见证了刘晓波的罪证。
   
   文章摘要:
   
   徐星得到王容芬的好评,但刘晓波在她眼里则是“历史的罪人”,因为“当绝食的学生回到学校后,刘晓波等‘四君子’坐到纪念碑前绝食,把人又招回是非之地,引来坦克碾压。然后他又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王容芬20岁时以生命对抗“文革”,经受了13年红色炼狱后,进入社科院工作,其时是德语副译审。她说,她和同事们在那些日子“天天在广场苦苦劝同学们离开,以防不测。好容易劝走了,广场上只剩下民主女神和香港送的帐篷及少数留守学生。所以她对那四位捣乱的行为刻骨铭心,他们拿人命作秀,是历史的罪人。(当时)我不是名人,说话时以名片正身份,以示言责自负。许多同学手里有我的名片。六月四日晚上有人打来电话,说凌晨在西长安街拣到一个书包,里面有我的名片,想知道书包主人生死”。有一次,我打电话向她请教,谈到此都哽咽不已。当我这次问她怎么看“历史的罪人”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时,她回答到:“给一块抹布再喷多少香水也不能把它变成丝巾。”
   
   
         没有正义的和平是中共的河蟹
   
       ——回应《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作者:徐沛
   
   
   我从不关心诺贝尔奖,但今年的和平奖在德国时间11点左右公布后,我就不得安宁。最先是位支持大陆维权运动的旅德华人来电话告诉得主是谁,她很沮丧,因为她认同《刘晓波有获得自由的权利,但不具备得和平奖资格》。而我却兴奋莫名,毕竟和平奖再次让世界聚焦制造了六四大屠杀的中国,虽然刘晓波靠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变成了“四君子”。接下来我分别用汉语和德语接受了两个电话采访。大意是:我属于中共的反对派中认为刘晓波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最佳人选。因为胡佳、高智晟、陈光诚等等的道德风尚更感动我。我赞成批评他的两封公开信。但是,和平奖公布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自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得此奖的21年后,终于第二次把它颁给中共受害者。虽然他是刘晓波,我还是非常高兴。毕竟刘晓波是因言获罪,这只当是给了中共当局一记耳光。
   
   火药奖不仅炸开了中国公民运动中反共派与合作派的分歧,还曝光了刘晓波在坐牢时还领工资的事实……有道德规范的中共反对派羞于同刘晓波为伍,因为刘晓波违背他们的道德底线,而他们的批评也遭到合作派的谩骂。谢谢《苹果日报》创办人对刘晓波的评论《良知的天使》,促使我终于能够就这几天困扰我的问题,给出第一个汉语答案。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红楼梦》)!
   
   徐星曾撰写《我所认识的刘晓波》驳斥刘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徐星象刘宾雁、王若望等仁人志士一样证实刘晓波是个缺乏道德规范的名利之徒。徐星写道,刘晓波带给他自己的新书《和李泽厚对话》,“翻开第一页,写着:给徐星——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 ——你我均如此!署名晓波。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李泽厚对话,他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了出名,只有选择他等等”。刘晓波一九八九年在北京的表现用徐星的话来说,“就像一个迟到的、以为这次可以大捞一票、急着要进赌场而没有赌资的赌徒”,于是,绝食成为刘晓波的赌资。
   
   徐星在该文中如此评价刘晓波:文人假装流氓不知为什么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时髦,一如民国初期的各路流氓军阀的附庸风雅。刘完全不像自我标榜的那样野性、自由、无拘无束、那是“黑马”以后媒体塑造出来的一个公众的刘小波,从此这真实的刘小波开始表演媒体里的那刘小波,(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正是刘小波悲剧的开始)正相反刘小波是一个极富心计而又极不统一的人,我不否认刘小波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儿激情,但更多是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小市民心态,一如你我,不过比你我多了一点儿虚荣,多了一点儿浮躁罢了。以后尽管成了“黑马”;我心里觉得可笑,因为我深知“这鸭头”可绝“不是那丫头”……
   
   徐星也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但他对邀请他讲话的学生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当然也参加运动, 但有我的方式,在你们的会上谈意见不太好。”徐星的处女作是《无主题变奏》(1985)。六四后他逃到德国,于1994年回国。他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2007)首次展现了平民在“文革”中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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