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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义的和平是中共的河蟹

   
   没有正义的和平是中共的河蟹
   —回应《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
   
   

   我从不关心诺贝尔奖,但今年的和平奖在德国时间11点左右公布后,我就不得安宁。最先是位支持大陆维权运动的旅德华人来电话告诉得主是谁,她很沮丧,因为她认同《刘晓波有获得自由的权利,但不具备得和平奖资格》。我却兴奋莫名,毕竟和平奖再次让世界聚焦制造了六四大屠杀的中共暴政,而刘晓波是靠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变成了“四君子”之一。接下来我分别用汉语和德语接受了两个电话采访。大意是:我属于中共的反对派中认为刘晓波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最佳人选。因为胡佳、高智晟、陈光诚等等的道德风尚更感动我。我赞成批评他的两封公开信。但是,和平奖公布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自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得此奖的21年后,终于第二次把它颁给中共受害者。虽然他是刘晓波,我还是非常高兴。毕竟刘晓波是因言获罪,这只当是给了中共当局一记耳光。
   
   火药奖不仅炸开了中国公民运动中反共派与合作派的分歧,还曝光了刘晓波与张祖桦都在海外的《民主中国》网站领工资的事实……有道德规范的中共反对派羞于同刘晓波为伍,因为刘晓波违背他们的道德底线,而他们的批评也遭到谩骂。谢谢《苹果日报》创办人对刘晓波的评论《良知的天使》,促使我终于能够就这几天困扰我的问题,给出第一个汉语答案。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红楼梦》)!
   
   
   徐星曾撰写《我所认识的刘晓波》驳斥刘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徐星象刘宾雁、王若望等仁人志士一样证实刘晓波是个缺乏道德规范的名利之徒。徐星写道,刘晓波带给他自己的新书《和李泽厚对话》,“翻开第一页,写着:给徐星 --- 和这个世界耍流氓很有意思 --- 你我均如此!署名晓波。我问他为什么是李泽厚,他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为了出名,只有选择他等等”。刘晓波1989年在北京的表现用徐星的话来说,“就像一个迟到的、以为这次可以大捞一票、急着要进赌场而没有赌资的赌徒”,于是,绝食成为刘晓波的赌资。
   
   徐星在该文中如此评价刘晓波:文人假装流氓不知为什么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的一种时髦,一如民国初期的各路流氓军阀的附庸风雅。刘完全不像自我标榜的那样野性、自由、无拘无束、那是“黑马”以后媒体塑造出来的一个公众的刘小波,从此这真实的刘小波开始表演媒体里的那刘小波,(在我个人看来这也正是刘小波悲剧的开始)正相反刘小波是一个极富心计而又极不统一的人,我不否认刘小波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儿激情,但更多是不比别人多也不比别人少小市民心态,一如你我,不过比你我多了一点儿虚荣,多了一点儿浮躁罢了。以后尽管成了“黑马”; 我心里觉得可笑,因为我深知“这鸭头”可绝“不是那丫头”…… 
   
   徐星也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但他对邀请他讲话的学生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当然也参加运动, 但有我的方式,在你们的会上谈意见不太好。”徐星的处女作是《无主题变奏》(1985)。六四后他逃到德国,于1994年回国。他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2007)首次展现了平民在“文革”中的苦难。
   
   徐星得到王容芬的好评,但刘晓波在她眼里则是“历史的罪人”,因为“当绝食的学生回到学校后,刘晓波等‘四君子’坐到纪念碑前绝食,把人又招回是非之地,引来坦克碾人。然后是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王容芬20岁时以生命对抗“文革”,经受了13年红色炼狱后,进入社科院工作,其时是德语副译审。她和同事们在那些日子,“天天在广场苦苦劝同学们离开,以防不测。好容易劝走了,广场上只剩下民主女神和香港送的帐篷及少数留守学生。所以对那四位捣乱的刻骨铭心,他们拿人命作秀,是历史的罪人。我不是名人,说话时以名片正身份,以示言责自负。许多同学手里有我的名片。六月四日晚上有人打来电话,说凌晨在西长安街拣到一个书包,里面有我的名片,想知道书包主人生死”。有一次,我打电话向她请教,谈到此都哽咽不已。当我这次问她怎么看“历史的罪人”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时,她回答到,给一块抹布再喷多少香水也不能把它变成丝巾。
   
   刘晓波从六四后就靠“异议”吃饭并把入狱当成洗刷自己罪名的机会(陈军),而王容芬象发起公开信阻止刘晓波欺世盗名的刘晓东(三妹)等一样都在自掏腰包声援六四民众、法轮功学员、大陆杨佳、英国杨克等寻求正义,捍卫人权。他们与刘晓波的区别还在于不仅主张非暴力,还拒绝与中共合作!
   
   
   中共渗透独立中文笔会?
   
   
   真正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一直在为民请命,捍卫民权,但他们无暇也不屑作秀,更不会象刘晓波这样成为“监狱的贵族”,媒体的明星。流亡海外的民运先驱从徐水良到“六四暴徒”孙立勇,一直在为大陆的民主宪政而默默奋斗,即使寒碜度日,也矢志不渝,还慷慨解囊;在大陆的则要么象张林一样病体缠身,要么象孙宝强一样在穷困中度日,亦或象力虹一样已被迫害地奄奄一息……
   
   无论如何,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足以映照出刘晓波不是以“良知及道德的使命感巍然而立”,而是以名利之心在谄媚暴政,迷惑世人。他在中共的法庭上声称没有敌人,称赞迫害他的红色奴才;但自从他当选由贝岭创办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后,盛雪、曾铮、还学文等数位人权捍卫者,独立知识人要么被排挤,要么自动退出,有的则被剥夺入会权,而他们都有“高贵的傲骨,亮丽的良知和神圣的尊严”。这是为什么?难道因为会长是“良知的天使”?人品如文品,只要把他们的文章与刘晓波的一比,就不难得出相反的结论。
   
   刘晓东出面发起批评刘晓波的公开信是因为她象我一样从六四以来就是中共反对派的一员,我们了解刘晓波的所言所行及其恶果。如果他真的是在捍卫百姓的人权,而不是个人的特权,我们肯定也会象为魏京生、热比娅、高智晟、胡佳、陈光诚等一样为他鼓掌。
   
   可惜在过去的21年里,他在我们面前的表演实在拙劣,我们一直尽可能躲着,但现在无处可逃,除非我们放弃关心中国。
   
   八九学运时,我已在德国留学。六四屠城后,我象别的海外留学生一样投身抗议活动,我还加入过吾尔开西等六四流亡者和海外华人创办的以终结一党专制为宗旨的民运组织。1996年,我获得德国文学博士后,海归不成,留在海外;2002年,我的第二次海归失败后,我才投身网络上的文化中国,致力于驱除马列,弘扬中华。
   
   我对刘晓波没有好感,也不感兴趣,虽然我赞成刘晓东们的公开信,但没有签名。刘晓东们因为对刘晓波的抵制遭到公认的共特李建强(刘路……)和李剑虹(小乔)的谩骂,二李被称为刘氏笔会的“哼哈二将”。而在纽约法拉盛还召开了由“共运领袖”吕京花领唱《同一首歌》的庆祝大会。既然如此,那我当然要支持挨骂的刘晓东们,况且他们能以理服我,而不是象“哼哈二将”一样只会谩骂。
   
   刘晓波对中共偶像鲁迅的推崇和对中华文化的诬蔑包括他的“三百年殖民地”谬论都值得我抨击。为了声援大陆民众,我多次无偿演讲,自费参与,但他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小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而且他还坦诚,“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为语言的局限性,还不得不为中国说话,我是在与一个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东西对话,这种对话只会使自己的水平越来越低”。就是说,如果他能象我一样用外语发表诗集,撰写博士论文他根本不会关心中国。所以, 我觉得有义务把他的中共特色加以剖析,让读者看看刘晓波是否是“中国捍卫人权的杰出人士”(徐友渔)。我愿意调查自2003年以来我被动获知的与刘晓波领导的笔会相关的丑闻。
   
   这次炸药奖颁发后第二天,就有网文《亵渎诺贝尔和平奖的代价》指出,“从08宪章开始,中共就在树立自己的‘异己’,以打压真正的维权人士和人权斗士,并利用这些所谓的‘异己’在国际社会为其涂脂抹粉,混淆视听。比如刘晓波以一个‘异己分子’的身份要称中共的监狱是那样的人道,就是这出戏的真实表演。”与此同时,还有人透露,刘晓波入狱后,还从《民主中国》获得年薪23,004美元等等。
   
   我愿意竭尽所能去调查与刘晓波相关的传言,中共势力是否象传说中的那样通过刘晓波们霸占了各国纳税人用来支持传播普世价值的资金,以封锁真正关心民众疾苦的刘晓东们和仲维光们的声音。以德国之声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如此,已经得到证实,以《民主中国》为代表的中文媒体是否亦然?
   
   无论如何,我都会竭尽所能支持无权无势的中国草民抵抗暴政,而绝不为共产“精英”吹喇叭!
   
   《自由圣火》首发
(2010/10/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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