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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的悲剧就是“只通过外交手段”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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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下岗工人的红色人生

一位下岗工人的红色人生
    ——熊飞骏
    最初他们以“反革命”标签镇压了地方自治精英。我不是自治精英,我热烈拥护。
    后来他们没收了私营业主的工厂企业。我不是私营业主,我热烈拥护。
    再后来他们没收了全国农民的私有土地。我不是农民,我热烈拥护。

    再后来他们把知识分子中勇于说真话的良心精英打成“右派”,送去批斗、劳改或枪决。我不是知识分子,我热烈拥护。
    再后来全国农村刮起共产风、浮夸风,人祸酿成大饥荒,农民活活饿死三千七百多万。我不是饥民,我热烈拥护。
    再后来神洲经历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文化人惨遭非人迫害。我不是文化人,我热烈拥护。
    再后来他们在大专院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是大学生,我热烈拥护。
    最后我下岗了,现在轮到我曾经热烈拥护的“他们”热烈拥护了。
   
    二0一0年十月五日
   
    附:《伸张正义就是保护自己》
   
   伸张正义就是保护自己
   ——熊飞骏
    八小时之外喜欢读中国历史,最经常感动我的人和事就是那些在金殿上仗义执言,对高高在上的皇帝说“不”的忠臣义士。虽然皇帝在恼羞成怒下把这些胆敢当众揭龙鳞的“不识时务傻瓜”杀了一个又一个,可“傻瓜”们好象永远也杀不完,甚至于越杀越多,依旧前赴后继在大庭广众之下揭皇帝的“短”,泼皇帝的“面子”。面对如此多的“傻瓜”,绝大多数皇帝只好选择向“傻瓜”低头,也就是向“理性”屈服,停止“放纵私欲”和“瞎折腾”。结果皇帝的位子更安全了;文武大臣也能荣华富贵更长时间了。
    凡是上过中学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史官直笔”的故事,大意是春秋时期齐王国的权臣崔杼杀了给他戴绿帽子的“酒色国王”后,成为齐王国实质上的“太上国王”。那时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史官,对王朝的大事都要如实记录史册。但那时的“历史”是摘要式的,只记录发生的大事纲要而不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崔杼在自我感觉最好的那一天,史官把新记录的史实送呈他过目。崔杼翻开史册,首先跳入眼帘的大字竟然是:
    “崔杼杀国王!”
    崔杼的震怒是可以想见的,顺手一刀就把史官给砍了。
    其实崔杼的震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只是做了一个正常男人应该做的事,只要是一个有血性的男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选择杀皇帝,换了我也会那样干。那时大臣杀国王是多大的罪名?一个正常男人干了应该干的事居然落下千古骂名,换上谁都会恼羞成怒失去理智的。
    问题是“真相”终归是“真相”!你虽然干了应该干的事,国王也死有余辜,但你杀国王却是“真相”,你不能因为干了应该干的事就企图抹煞“真相”,哪怕你干了见义勇为的事也一样不能抹煞!
    崔杼杀了史官后,心想中央政府不能没有史官,杀归杀,史官还得再找一个。春秋时期的特殊职业大多是家族垄断式,史官通常只出现在一个家族,崔杼只好找来史官的弟弟接替哥哥的岗位。
    在弟弟正式修史以前,崔杼首先对他进行了一番“洗脑”,告诉他哥哥招来杀身之祸的原因,威胁他只能按他崔宰相的旨意修史,那样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就在眼前;否则下场会比哥哥更惨。
    弟弟正式上任后的第一天就给崔杼呈上史册,没想到跳入崔杼眼帘的依旧是下面五个大字:
    “崔杼杀国王!”
    崔杼心中那个气就不用提了,心想世上居然还有如此不识时务不知死活的傻瓜兄弟?于是顺手一刀又把弟弟给报销了。
    接下来是弟弟的弟弟,结果还是一样“傻到一根筋”,写入史册的依旧是“崔杼杀皇帝!”;招来崔杼“喀嚓”一刀!
    当最后的一个弟弟倒在血泊中时,崔杼面前又来了一个年轻人。他自称是史官的朋友,来完成朋友未竟的“事业”。崔杼见他从血泊中拾起修史的竹简,在上面运笔挥毫,赫然大书五个大字:
    “崔杼杀国王!”
    崔杼手上的大刀再次举过头顶,可大刀停在半空中没有落下来,心想这样杀下去何时是个尽头?罢!罢!罢!算我崔杼倒了八辈子血霉,碰上这样一帮死不开窍的“傻瓜”,还是由他去罢……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就是如此地较真,那时没有“假、大、空”的把戏,难怪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最光辉灿烂的时代,短短四个世纪创造的文明成果比秦始皇以后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王朝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总和还要多。
    历史上的政务官不但敢对好皇帝“说真话”;对坏皇帝也一样勇于说“不”,为此招来杀身之祸的直臣也许永远也无法统计。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暴君,也是最讨厌反面意见的暴君,对“说真话”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可在金殿上犯颜直谏的高官显宦依旧前赴后继……
    晋武帝司马炎是历史上有名的“酒色皇帝”,供他淫乐的宫女就有一万多人。他老兄最大的发明就是“羊车”和“盐竹”。因为宫女太多,司马炎眼花缭乱,每天退朝后发愁晚上去哪里睡觉。一个善于奉迎的太监想出了一个歪点子,建议皇帝每日散朝后乘着羊车,随意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去处,也没有一定栖止,但逢羊车停住哪个宫门,就赏那位宫女“一夜情”。有位宫女为了早一天献身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条妙计:在门户上插上竹叶,地上洒上盐汁,引逗羊车停驻。羊喜吃竹叶食盐,走到门口自然停下来一饱口福。宫女遂出迎御驾,把司马炎弄上床侍候得通体舒坦……
    太康三年,司马炎在南郊祭祀上天和列祖列宗后,自我感觉特好,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法部长刘毅:“朕与汉朝诸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
    吃了豹子胆的刘毅居然不领情,给了皇帝一个软钉子:
    “汉灵帝、汉桓帝”。
    众所周知,桓、灵两帝就是昏愦无能,开创中国卖官鬻爵先风的酒肉皇帝,大汉的铁统江山就是断送在两人手里。刘毅把一统天下,自诩英雄盖世的开国皇帝比成这两个现世宝,司马炎的震惊和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也仅仅是震惊而已,没有给对方脖子赏一刀,而是问:
    “怎么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
    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还不如桓、灵二帝”。
    司马炎闻言大笑,“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显然比两人强些。”
    …………
    连酒色皇帝都有如此胸襟;有如此不顾死活说“真话”的大臣,难怪中国的封建专制王朝能延续那么长的时间。
    …………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中国人勇于“说真话”、“坚守正义”的品质好象只限于封建王朝?步入现代文明的中国反而逐步远离这一“文明品质”。首先是中央政府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毛时期这一悲剧尤为突出,到了文革时期伟大领袖就基本上听不到任何反面意见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悲剧伸展到地方政府,相当一部分行政“一把手”听不得任何“真话”,上下保持阿谀奉迎的“高度一致”,在“假、大、空”的怪圈里加速度完成从“从精英向魔鬼”的转变。
    因为没有人“敢说真话”也没有人“肯听真话”,中华民族在现代文明时期反而遭遇了空前的文明灾难。五七反右是历史上最大的人才迫害;浮夸风是历史上最大的荒唐闹剧;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就不用说了,祈求全人类永远不要发生类似的悲剧。如果人类必须在九死一生的残酷战争和文革间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我宁愿选择前者。因为九死一生战争中活下来的那个人毕竟是正常人,可文革却使全体国民走向集体疯狂,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人变得不正常。
    “文明灾难”对人类的伤害远远超过“战争灾难”。战争灾难伤害的对象主要是“生命财产”;文明灾难则主要伤害“文化和人性”。“文化和人性”的受伤不是短期内能够修复的,所以文明灾难通常造成人类文明的大踏步后退;而战争灾难对人类文明的伤害则要小得多,甚至能推进文明。这里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战争灾难使十个人变成五个甚至一个人,但活下来的那个人毕竟是人,甚至于是十个人中最优秀的人。可文明灾难则把十个人变成九头猪,不肯变成猪的那个“精英人物”则被清洗掉了。
    丧失了“说真话”勇气的中华民族则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文明灾难。
    当中国人不敢说真话也不肯听真话时,同时也丧失了伸张正义的勇气。
    而勇于伸张正义是人类自我保护,防止灾难和迫害蔓延到更大范围的最好方式。
    五七反右时期当精英群体受到不公正迫害时,普通民众不是落井下石就是抱着“看杀头心理”隔岸观火,结果在接下来的大饥荒时期饿死了几千万。
    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勇于在“形势大好”的颂歌声中道出与多数声音不和谐的真相,招来伟大领袖的雷霆震怒。首长们没有人站出来伸张正义,尽管他们都知道国防部长没有错,他说的是“真话”。国家主席甚至于与伟大领袖保持“高度一致”?结果共和国最耿直最有良知的元帅被打倒在地。但饶幸逃过此劫的首长们也好景不长,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伟大领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与伟大领袖保持高度一致的国家主席结局最惨,他被曾经的政治盟友污为“叛徒、内奸、工贼”——“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妻子儿女则身陷囹圄。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庐山会议上,如果部分首长勇于站出来为国防部长辩护,国家主席也坚守真相和正义,彭大将军就不会被打倒,伟大领袖也不会在自我膨胀中一错再错,灾难就会在那里中止,文革也不可能爆发,首长和国家主席也不可能受到非人的迫害。
    所以伸张正义就是保护自己!
    我们的民族习惯把“明哲保身”和“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错误的哲理当成人生信条。丧失伸张正义的热情和勇气,漠视他人痛苦的苦果是整体付出更大的代价。
    毛时期的最后景观是:当中央委员为国家主席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召开表态大会时,全场一致举手通过,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一个女人?陈少敏将军!共和国灵魂最高贵的将军,也是我最最敬重的将军!
    此时我想起了“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铭文: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1945年
   
    2008年4月3日,南方都市报副总编长平在个人博客上发了一篇题目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没想到在网络和部分媒体招来文革式的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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