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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龙文集
·正反两个李元龙有感
·惭愧和荣幸——给我所有的朋友们
·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蒙受耻辱
·我看杨利伟的“最高”党支部
·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权利
·连新任猴王也对“猴妃”悼念先王视而不见
·别指望党报记者的良知
·申诉,不仅仅为我而写----我的申诉之一
·善良人的不同“政见”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
·辱人者,必自辱
·南辕北辙抓胡佳
·不打自招: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独裁专制
·重念国民党反革命罪邪咒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
·硕鼠当春又新年
·我的“蜕化变质”
·党报还如此“讲政治”
·究竟谁在造谣、诽谤——我的申诉之五
·清明时节泪纷纷
·判我为敌的九大悖论
·我想把中国的“普金”们塞进地震废墟下面……
·为三赢的降半旗叫声好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永不熄灭的烛光
·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首届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神圣”的使命,何以只能做贼般地干?——我的申诉之七
·“男女人”与民主集中制
·不要再玷污蒋晓娟的母爱了
·党报如此“人咬狗”
·李元龙:我在狱中当“管教”
·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时钟可以倒拨,时间却永远前进
·冷眼看奥运
·汶川地震幸存学生应该如此感恩吗?
·沾胡总书记的光
·毒奶事件,还有谁该“下柜”
·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为富不仁的发生、发展和登峰造极
·“记者节”随笔
·万古知音只有天?——罗德远其人其诗
·从日攘一鸡到月攘一鸡的“进步”——我读新华网世界人权日网评
·弃善从恶,重新做人?——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狱中诗歌
·人权日:贵阳警察如此践踏人权——四名维权人士被“软禁”采访录
·飞出牢笼的"反动梦"
·特殊群体的权利得到保护了吗?
·囚徒党员如此“效忠”党
·有罪的邓玉娇,为什么获得了“从轻从快”的发落?
·古稀上访"精英",是这样炼成的
·红军的绑票和借条
·给《辉煌六十年》做个减法、除法
·李志美收听“敌台”被枪决事件
·围上“爱心颈巾”,我将招摇过市
·抓捕赵达功扑灭不了《零八宪章》的火种
·从新闻报道看警察权的膨胀
·“暴力袭警”获得巨额赔偿的“特色启示”
·与曹长青商榷:《零八宪章》是“谏言”吗?
·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我作为政治犯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下)
·新华社,不说“情绪稳定”你会死啊?
·瞧,这就是党报总编
·看,党报记者如此“采写“新闻
·六四的校园静悄悄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最牛的“征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无价可讲
·死刑犯在看守所遭受的活罪
·一位麻风病致残者的辛酸劳作
·我所见识的离休老干部
·共产党被“枪毙”与如此“口交”
·温家宝提政改:叶公好龙而已
·荒谬绝伦的党报职称论文
·实名制购刀还不行,建议配套“持刀证”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上)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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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本不仅仅是亵渎了圣徒的书(下)

来源:议报
    吴性纯,出生于石门坎,在石门坎教会光华学校读书,后来又是在教会资助下到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深造,最终成为苗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博士。这样的经历和成就,吴性纯应该视教会,视传教士为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可是,在东人达书里,吴性纯却成了一个“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党”的小人:吴性纯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他常说:洋人不是救苗家。有肉有米自己吃,何必崇拜高鼻子的洋菩萨,凡事要靠自己努力。
   洋人不是救苗家,有米有肉自己吃,柏格理吃包谷饭,穿草鞋,你不知道?你吴性纯怎样成为博士,怎样成为“受到党和政府信任”的昭通政协委员的,你忘记了?所以,我认为,吴性纯要是真说过这样的混账话,那么,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再就是,这是“新政权”逼迫他表的与传教士划清界限的态。
   但是,这句话最大的可能,是有人为迎合中共口味而编的。因为,这句话不是出自吴性纯手笔,而是出自1987年贵州宗教志编写办公室《贵州宗教史料选集第二期》王兴中、王明光写的回忆文章《威宁石门坎光华小学校史梗概》。或者,这是在编辑的“启发”下,甚至是要求之下编撰的,或者,是这二位知道党最需要、最喜欢听什么而杜撰的:这样一个苗族德高望重的人都说传教士不是东西,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吴性纯实在传教士王树德直接资助下到成都读书,并获得博士学位。可是,在一些人的文章里,功成名就回到石门坎的吴性纯却对王树德很不礼貌,对此对王树德进行顶撞。不知道,这是当年为了保护吴性纯,或吴性纯为了自保,不得已而说的话,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吴性纯这样的人如果说了这样的话,绝对是不值得称道的。中共不是自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吗,如果领受过党恩的人也说“共产党不是救中国人民,有车有飞机自己坐,何必崇拜高高在上的党棍官僚,凡是要靠自己努力”,东人达等等会对这样的言行称赞有加吗?不敢,还好些,怕的,就是不会。

   而东人达只提吴性纯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受到党和政府”信任,却一个字不提吴性纯反右和文革期间如何受到党和政府残酷迫害的事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对于张斐然,这个被东人达称为“直接信奉唯物主义的代表”,东人达对其反右和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只是一笔带过,而对于张斐然如何“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及张对中共有利的言行,却大书特书。而且,东人达所用语言,充斥着中国到了今天也很少使用的“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概念,如阶级社会,剥削阶级,有产阶级,资产阶级,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等等。不仅如此,书中还充斥着中共文革时期政治教科书的垃圾概念和语言:“1948年,革命力量由宣传发动转为武装斗争”,“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现代无产阶级有了本阶级的科学理论,有了锐利的战斗武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其态势就如毛泽东所形容的: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看到了基督教的虚伪,也知道了指导自己在此岸世界求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威宁游击团政治部主任的张斐然为首的一批先进分子,冲破了封建牢笼的束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杨荣新,朱焕章,张文明,王志明等等“解放”前辉煌无比,“求得解放”、“冲破了封建牢笼”后的苗族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什么?抓进监狱整死,调进省城被迫自杀,交代罪行被批斗,暴打,关押,枪毙前用刺刀将舌头搅碎……
   在引用了传教士甘铎理《柏格理日记后记》里一位对基督教颇有微词而又说,“我们将永远保持对上帝的忠诚”的苗族人的话以后,东人达让人颇感突兀地来了这样一句:“这位虔诚的苗族基督徒,也首选了共产党。”
   这位苗族基督徒那番话,是1951年说的。1951年,那是什么年代,有着怎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时代背景?这位苗族人,他在当时的那个大环境之下,能有所“选择”,能不、敢不“首选”共产党?东人达是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为刽子手漂白开脱?
   该书第四章第三节有这样一个小标题:“教会无法再现往日辉煌的原因分析”。紧接着的内容:至于再也不能出现20世纪初年那样的迅猛扩展,是由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的多种因素造就的,其大背景已经与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西南时截然不同。此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在中国,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简直是满纸荒唐言。根据甘铎理所著《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所载,1915年的时候,石门坎教区仅有受洗基督徒4800人和5000名“接受考验者”。而到了四十年代中期,仅整个石门坎教区,“教会大约有二万名正式会员,另外还有好几千正在盼望着为正式加入教会的培训和教育机会。”东人达自己也在书里说,这个数字“大约为30年前柏格理去世时教会人数的3倍。”
   显然,东人达这句话和后面“教会无法再现往日辉煌”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这组数字已经说明,即使是在柏格理去世后,基督教在石门坎等地的发展,完全是在柏格理欣喜的情形下进行。包括后来麻风病院、孤儿院的建立,苗族历史上第一、二个博士的诞生,无不是发生在柏格理去世之后的三四十年代。难道,在东人达眼里,这还不算“辉煌”?还有一个常识问题,那就是,当相当一部分当地人都加入教会之后,加入教会人数的增加随之减缓,这是必然的。因为,人口总数是有限的,而想皈依基督的人,已经基本受洗了。中共党员在四九年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展很快,到了一定时间内,还不是缓慢下来。到了近年来,更是在一定数字内徘徊,甚至,有不少人还退党呢。难道,这也是“大背景截然不同”,是什么主义又在与中国的什么运动相结合,是“中国人民日益觉醒”了?
   “现实的幸福的时代”来临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形?教会,尤其是教育的大倒退,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硕士,更不要说再有苗族博士出现。石门坎,这个四九年前的西南文化圣地,倒退了上百年,又成了文化的沙漠地带。
   当年,天主教徒德兰修女如果不是去印度的加尔各答传教、救助穷人,最后寿终正寝于加尔各答,而是像柏格理那样,来的是中国石门坎,并逝世于石门坎,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遭遇?与柏格理一样:文革时期被掘坟鞭尸,今天在东人达笔下,是随着殖民侵略的炮声,怀着别有用心的目的来到中国,来到石门坎的。
   老苗文,也叫波拉德文字,这是柏格理为了向苗族人传播基督福音,为了苗族人学习文化知识而参照拉丁字母创制的。这本是无可争议,没有文章可作的事实,可是,深知怎样说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东人达,却偏偏能从没有酒的空瓶子里喝出酒来,偏偏能从无缝、未经孵化的鸡蛋里挑出骨头来。
   在第六章“滇黔川老苗文的创制及历史作用”里,老苗文的创制成了这样一回事:“英籍传教士柏格理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老苗文的产生是柏格理与苗族、汉族人士协作努力的集体成果,而它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则完全由苗族知识分子承担。”
   这是一段妙文、奇文,加奇闻。“老苗文的产生是柏格理与苗族、汉族人士协作努力的集体成果”,不说这“集体成果”是有多虚伪的党话了。作者的画外音:看看,你柏格理孤家寡人一个,我们苗族、汉族的“协作”者,数个几十个,不成问题的。羚羊挂角,了无痕迹,在无声无息当中,老苗文发明的专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划归中华民族了。再加上一句“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则完全由苗族知识分子承担”,更是成了板上钉钉的不刊之论,叫你洋人作声不得,我的地盘我做主。可是,在你们的地盘上,还有个叫做沈红的,她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第五章“主题推动结构:苗文故事”“指出了”东人达这一论断的错误:1949年英国传教士张继乔和杨荣新、王明基等一批苗族教师再次改革苗文。
   正如沈红的书里所说的那样,“老苗文简明、易接受,应用广,上得教堂,进得学堂,下得草房”,这样的文字,如果是肖克他们经过贵州的时候创制的红色苗文,那真是再好不过。但是,最气人的是,解放后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下“发明”的新苗文,它怎么也起不到发明者的初衷:取代有着抹不去的讨厌洋教背景的老苗文。所以,文革期间大量焚毁老苗文书籍,石门坎街头甚至出现了“打倒老苗文”的标语。
   不能完全焚毁、打倒老苗文,只好拼命淡化老苗文的传教士和非红色背景。在这样的阴暗心理驱动之下,极力淡化老苗文的洋教色彩,就成了新中国专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谓的民族学者岑家梧在其《嵩明花苗调查》里面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一个叫做杨立行的说法:晚近关于边事杂志刊物登载苗人文字问题的,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着一种符号,其字母来历是由英人柏格理氏创制的,这类的话是未免太武断了。原来苗人文字的创造者,不是英人,也不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张岳汉先生。笔者以前曾受教于他,他将他的花衣花裙的花纹及日用生活用具指给我看,并且讲明了这种花纹的类别。“杨说:这些花纹,就是苗人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的文字,不过字体过于简单,仅用以描写物形,不容易用以记事达理,我因为感到此种缺点,及终日孜孜研术,欲另觅他法以补此缺。昔有基督教传入我们苗家区域,有英人牧师柏格理氏,及汉人李武先生者,来吾乡传道,余乃询问中英文字之结构及音读法,李、柏二氏并将用英文字之拼音结构方法,制成新字。”
   这一段乡村老迂夫子欲咬文嚼字却又咬嚼得不地道的文字,其不顾事实,其牵强附会,唯知迎合党棍胃口的动机,昭然若揭。把这段文字引用到自己书里后,东人达也觉得“有偏颇之处”。但是,其驴则付汝、姜还树生的“执着”劲又上来了,说老苗文的创制是“中西人士协作,中西文化交融而产生的成果。”还不罢休,在稍后又说:“可见,老苗文的创制,是柏格理与苗族、汉族知识分子共同完成的。”
   似想,老苗文如果是与肖克、贺龙有关的“红色文字”,东人达还敢、还会一再说这是肖克他们与苗族知识分子“共同完成”的“集体成果”,让苗族知识分子来染指这一了不得的成就吗?
   老苗文“结束了苗族人结绳刻木记事、代代以口相传历史的蒙昧时代,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不能完全把老苗文从人世间蒸发掉,必要的时候就和老苗文套套近乎,叫老苗文为伟光正添砖加瓦。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之下,东人达笔下才有了如下文字:“1951年,苗文学者杨荣新、张有伦受命于西南军政委员会,前往重庆,将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翻译成苗文。这是老苗文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被用以表述国家的重要文件,此举使它的发展历程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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