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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恒言〗之五:自由与民主与道德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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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民主”?

   “民主”乃尔,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地说,顾名可以思义,民主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而民主主义乃“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曰价值观念。

   自然,这“人民当家作主”,首先则意味着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当自家的家、作自家的主”(“自家”或曰“自己”、“自身”、“自我”、“本人”……),亦即人人都有权——天赋之“人权”——干自己愿意干的活、说自己愿意说的话、想自己愿意想的事、走自己愿意走的路、谋自己愿意谋的利、信自己愿意信的教、唱自己愿意唱的调、结自己愿意结的社、投自己愿意投的票、入自己愿意入的党……一言以蔽之:一切“由自”(或曰“由己”、“自愿”、“自主”、“自我”、“由私”、“自私”、“适意”、“独立”等)。而“由自”二字前后换个位不就是“自由”么?所以,民主就其本义而言,首先就意味着“个人自由”,“不民主”也就首先意味着“没有个人自由”即“个人不自由”;或者说,“个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是民主赖以扎根的土壤。

   那么,正是在这个首要的且根本的意义上,可以简言之:民主即自由;反之,自由即民主。自由与民主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为手段、互为目的、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实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而且,自由与民主为人的本质属性即私性所要求,是维护人的本质属性即私性所必需,乃全人类之普适价值,并且,既是最基本的主权——“主权在民”,也是最基本的人权——“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不自由,毋宁死!”——除却万劫不复的奴才,谁人不向往自由?!谁人不希望民主?!或者说,又有谁人不想“当自家的家、作自家的主”呢?!

   然后,在每一个人“当自家的家、作自家的主”的同时,还应该而且必须要“当社会的家、作社会的主”,贯彻实施“天下为公,主权在民”之精神,即民主主义价值观念或曰社会制度,行驶个人主权以实现“社会自由”。

    那么,每一个人既“当自家的家、作自家的主”,同时又“当社会的家、作社会的主”,亦即既有了“个人自由”,同时又实现了“社会自由”,这就叫自由主义。显然,也正是在这个首要的且根本的意义上,可以简言之:民主主义即自由主义;反之,自由主义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也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为手段、互为目的、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实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自由主义之于社会,就是民主主义。

    “天下为公,主权在民”。天下是大家的天下,社会系大家的家,自然应该而且必须由该天下的每一个人,该社会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来“当家”,来“作主”,来“管理”,亦即行驶个人主权。此乃天公地道天经地义之谓也。所以,早在公元前500多年,雅典人就创造了“民主”(de mo curacy)一词,即由人民来统治的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间也早就潜藏着一种朴素的民主观念,即如二千多年前那“侯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号,应该也便是一例吧。

   然而,古往今来的独裁专制主义者的观念里,并非“天下为公,主权在民”,而是“天下为家,主权在朕”,以至“国”与“家”浑然一体,“君”与“父”混为一谈,搞的是家天下,国便是他的家,乃称孤道寡,“朕即国家”,他既是这一国之“君”又是这一家之“主”,国民全都是他的子民(或曰臣民),他说的话既是家规又是国法(或曰王法),“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他对国民实行家长制统治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

   如前所述(清参见《〖醒世恒言〗之三:普世人性论》),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人是社会化的高级动物,或者说,人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一方面,个人自由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单独一人若完全脱离人类社会谋生存,则其所能获得的自由充其量也只能与野生动物相提并论,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则首先且主要是指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生活在社会中的自然人,祸福相倚伏,利害互纠缠,相互之间必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其个人自由有时难免相互冲突或相互抵触;而在一个民主社会即公民社会中,公民即自然人的个人自由则必须以不至于侵害他人的个人自由为前提 ,也就是说,公民即自然人既有行使个人自由的权力,同时也有尊重他人个人自由的义务。换言之,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相互之间必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其私力有时难免相互冲突或相互抵触,甚或相互抵消,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及个人自由的发展,应该而且必须创造一种私力的相对平衡状态。私性恶性膨胀,或曰非理性主义,或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扭曲形式即私性恶性膨胀的一种表现),也不合乎社会自由的需要。于是,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及个人自由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个人自由或曰私力进行维护、规范、完善及发展的问题。——说到底,一部人类社会文明史实质上就是尊重、维护、规范、完善及发展个人自由或曰私力的历史。

   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一靠道德,二靠法律。

   道德源于理性,或者说,道德即理性,为传统上约定俗成,潜移默化,自然无为,一般不成文,也不具有强制性。这是因为如前所述(请参见《一论马克思主义即共产魔教主义》),整体而言,人是有共性的,或者说,人类是有共同的人性的。人的共性,不仅取决于人有共同的自然属性即私性;同时还表现于人有大致相同的社会属性即理性。所以人类在道德方面很容易达成共识,形成诸如“将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约定俗成的默契。那么,也就是说,既然你不愿意他人干涉你的个人自由,你也就不应该去干涉他人的个人自由。——道理就这么简单!

   法律则是理性即道德的底线,是为了维护理性,并有效防范那极少数自外于人类的无教养无修养无道德以至严重非理性甚至反理性反人类的害群之“马”诸如流氓无产者、独裁专制主义者、恐怖主义者、法西斯分子以及共产魔教主义者等破坏民主、危害自由、扰乱天下的,所以是需要成文的,需要专门特意制订的,并且是具有强制性的。

   道德也好,法律也罢,其实都是社会契约(或曰协议),只不过道德是君子协议(默契),而法律则为书面协议(明契),并且都必须以体现全体人民的“公意”即共同的价值观、符合人类理性为其存在的理由。那么,若要这白纸黑字分条分款写着的、专门特意制定的、且具有强制性的、作为社会契约的法律,能体现全体人民的“公意”即共同的价值观、符合人类理性,为社会全体成员所认可、所遵守、所服从,真正起到尊重、维护、规范、完善及发展个人自由或曰私力之社会功效,则必须以“人人生而平等”作为立法的基础,由社会全体成员参与其制订的全过程,也就是必须由社会全体成员行使立法权,且首先是制宪权。那么,这就是每个人“当社会的家、作社会的主”即建立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第一步。而且,这也是建设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最为关键的、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唯有切实走好了这一步,这个社会才可以始称“公民社会”,其组成成员也才有资格称之为“公民”,每个公民也才能确保真正“当自家的家、作自家的主”的权力。也就是说,作为公民,如果不能“当社会的家、作社会的主”,那就必定不能“当自家的家、作自家的主”,那就不能叫公民,不是自然人,只能是臣民,是奴隶,甚至连奴隶都不如。

   然后,作为公民社会的一员,在“当社会的家、作社会的主”即行使个人主权即民主权力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事要干,比如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创制权、管理权、监督权、罢免权等等,恕不一一赘述。

   但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个人主权即民主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以个人自由为前提,而以人类理性为准绳,以社会自由为归宿;否则,缺乏了这个前提,一切都是扯淡,都是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而脱离了这个准绳,再好的事也要砸锅,不仅不会有社会自由,甚而至于造成灾难性或毁灭性的后果。

   那也就是说,法(或曰法律、法制)乃全体公民为行使个人自由的权力和义务而共同制定的公共的社会契约,集中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是“人民当家作主”行驶个人主权的产物,也是“人民当家作主”行驶个人主权的具体体现。法律必须建立于“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于“人人平等”基础之上的法律,才有可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才是真正的法律。所以,凡不是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基础并通过民主程序而制定的所谓“法”,只能叫“非法法”,顶多也只能叫“霸王条款”,因为立法程序和立法基础都不合法。

   所以,民主又与法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反之,没有法制也就没有民主。甚至可以说,民主与法制等价。而宪法则是全民统一的最高形式的社会契约,主要是用来规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是根本大法,是立国之法,实乃立国之前提。

   譬如,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换届普选时,总统候选人将为争取选票而不得不巡游各地大事进行的竞选造势活动称之为“拜票”。这“拜票”一词,就恰到好处地揭示了民主宪政的真谛,即: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的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此等程序可以简称“公投”或“普选”。


此文于2010年10月3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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