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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蒋介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骗局

   《还原蒋介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骗局
   南郭点评:最近馀杰写道:“孙中山…由于施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默许“非宗教同盟”;[1] 李劼亦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2];大陆研究蒋介石的杨天石教授迄今持此谬论。虽然这些人并非造假的始作俑者,最早是1925年12月孙中山死后中共造假;首次公开欺诈是鲍罗庭(1927年3月);而大张旗鼓公然欺骗者则是毛泽东(1937年9月)。
   2010年10月3日第240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十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骗局
   

   毛泽东在1939年即公然欺诈:“中囯共产党在1937年9月22日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3] 1937年10月25日,毛在“与英国记者贝特朗的谈话”中,含糊地道:“…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4]1937年5月3日,毛在“中囯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文中誓:“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5]
   
   1981年,日本中日关系研究专家Keiji Furaya 在《蒋介石传》中便明确指出:“1927年3月18日,吴玉章在武昌主持一个反蒋群众大会,邓演达和郭沫诺的反蒋文章登载在武汉报纸上。此时鲍罗庭和共产党开始泡制“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说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6] 1927年春,鲍罗廷在武汉中共机关报“英文版”《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宣称它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着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在1991年也已指出该所谓新三民主义纯属中共欺诈的产物。辛灏年先生在《孙中山与共产党》中论述道:
   
   台湾着名现代史学家李云汉教授指出:“孙先生全部言论和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决议案中,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一词,孙在世时,共党不敢提出这一伪造的名词。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1925年12月中共上海区秘密通讯第七号:“承认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 大陆陈锡其教授在《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日后总结的提法。”黄彦教授认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906年8月,香港《中国日报》介绍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开始简称“三民主义”。孙中山一生演讲论着三民主义数十上百次,从来仅谈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1924 年春,在“联俄容共”后,孙在广州作《三民主义讲演录》,仍是“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联共’一词最早出现在1927年4月5日陈独秀汪精卫上海联合声明中。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真实意图表述得清楚明白: “由于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或苏联体制的条件,不可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度,均不得引进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必须服膺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纲领,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共产党参加国民党,要赤化国民党、赤化中国,我就将反对共产党,就将反对苏俄”;孙说:“我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7]1923年11月孙中山强调:“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党,他将被开除”。[8]
   
   苏联方面同样十分清楚联俄的含义与底线:鲍罗庭说“中国远未准备好共产主义,从摩天大厦到人力黄包车的比较,中国至少落后时代100年”。越飞说:“苏联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唯一目的是完成中国的民族革命”,他解释说“唯有孙中山的三民民主义可在中国适用,共产主义决不适于中国。”
   
   孙中山因急需要苏联的财金和军事援助而联俄容共,孙中山自信有能力控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部分是基于他对苏联意图的理解,部分是因为他对中共瞧不上眼。他认为俄国之所以欲与国民党合作是因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能够实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团体。孙中山富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当然深知国共合作仅是权宜之计,日后,俄国会支持共产党,以实现革命的高级阶段。但共产党还很弱小,人数力量微不足道,充其量仅是一种潜在威胁而非现实危险。而孙中山太需要俄国的军事和武器装备援助了。孙中山不能让将来可能的威胁,干扰其现实的目标,而若国民革命成功,国民党的声望也足以对抗共产党,因此不必害怕共产党。
   
   因此,所谓孙中山将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改成“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之说,纯属在孙中山死后,中共和鲍罗庭及毛泽东强暴孙中山精神意志的政治阴谋。毛泽东直到1937年5月间仍不敢公然欺骗,但四个月后即开始公然欺诈,中共的欺骗一以贯之,以致直至今天仍有馀杰,李劼,杨天石等文人仍上当受骗而不自知。
   
   [1] 馀杰“我们从哪里步入了通往奴役之路?”
   
   [2] 李劼 “孙中山上断改良下启国共之祸”
   
   [3]有关毛泽东的公然欺骗,辛灏年先生在《孙中山与共产党》的演讲中作了细致的论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囯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8年,第611页。1937年9月29日,毛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文中,再次宣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第338页;1940年1月,毛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第661页;为了将鲍罗廷伪造的新三民主义“合法化”,毛开始攻击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伪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时代。此前,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第650页;毛还胡编:“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第654页;毛泽东的谎越撒越离谱,干脆悍然“弄假成真”、“去真存假”:“…这种新时期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假三民主义。”第650页。
   
   [4]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8年,第348页
   
   [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8年,第 239页
   
   [6]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99
   
   [7] Lyon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mos A Cr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Day,1934) pp.267-268.
   
   [8]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37.
   

此文于2010年10月0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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