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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蒋介石》:上海三次起义


   
   
   
   《还原蒋介石》:上海三次起义

   南郭点评:四一二清党事件是迄今中共党用文人指责蒋介石的最大罪恶,其真相大量的历史档案及中外历史专家早已披露,但中国大陆有关此问题的说法基本上系谎言或严重跨大的伪史。上海三次起义,实质是共产党拟抢夺上海市的领导权,建立苏维埃政权。鲍罗庭操控的武汉国民政府居然在北伐最关健时刻,撤销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职,迫不及待想夺取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领导权。
   
   2010年10月31日第244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争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二十二、上海三次起义
   
   1927年1月日武汉政府停止支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响,蒋不得不停止向军队支付军响,蒋警告财政部长:若不能立即收到150万元,他将视为双方关系的最后破裂。[1]蒋与陈洁如上芦山休养了数日下山后,接到武汉对他处分的电报,“蒋将电报撕得粉碎,摔掉花瓶,双拳击头,抱头痛哭,一个多小时就像个疯子”,陈洁如在她的自传说中。[2]蒋要武汉派代表来南昌解释原因,武汉政府派廖仲凯夫人前来,说执委多数投票称蒋是个独裁者,许崇智,汪精卫各写一信批评他。次日蒋发表激烈反共演讲[3]。1927年2月19日蒋介石公开宣布他意在从国民党高层将共产党员清除出去,他仍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武汉政府如今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撑控,包括徐谦,孙科,邓演达,陈漠,宋庆玲,汪精卫。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回应蒋的公开声明,将他降职,剥夺他在政府中的职位。同时,9个中央执委的席位中的2个给了共产党员吴玉章和谭平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被撒销,由军事委员会取代(由9名委员组成,由三名国民党员和二名共产党员及四名将军组成)。中央执委会旨在引起蒋的敌对并限制他建立个人权力的企图。鲍罗庭在承认蒋介石的领导才能的同时,寻求联合所有国民党中的反蒋人士,与各将军,工农军人共同行动,来控制蒋的影响。[4]
   
   1926年7月北伐刚开始,共产党即在上海开始组建工人军事委员会,旨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夺取上海权力。三位苏联代理人格提科夫(Gotikoff), 阿罗(Arro), 伯哈罗夫(Beuharoff),在上海策划和指挥暴动,周恩来亦伴演了主要领导人的角色。
   
   国民党在上海也非常活跃。国民党要员牛永健和吴稚晖9月4日在上海成立特别事务江苏委员会,组织上海人民支持国民革命。1926年12月24日,牛永健和吴稚晖发起首次起义,有一千多工人和店主参加,但很快即被孙传芳的军队镇压。迪克教授的说法则是“1926年7月26日,上海共产党即开始组织工人,建立军事委员会,准备迎接北伐军。美国作家乔纳森写道:“1926年10月24日共产党组织了第一次起义,蒋介石提供了一个黄浦军校训练的特别分遣队帮助起义,并要求共产党提供具体行动计划。但蒋得到计划后却将其转交给杜月笙,杜转交给了孙传芳,以确保起义一开始即镇压。参加起义的共产党人被屠杀”。[5]此说很可能纯属道听途说,并无事实根据。因为蒋介石似不可能支持共产党起义。
   
   1927年2月18日牛永健召集特别事务委员会,国民党上海委员会和国民党江苏省联合会议,动议举行第二次起义,旨在组建负责上海革命行动的权力机构上海市政府。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市总工会,其负责人汪邵华却要求建立人民委员会。共产党的实际意图是建立一个苏维埃体制,作为取代通常市政府的新型权力机构。牛永健否决了共产党的提议。但并未能阻止共产党煽动暴乱,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占杭州市,共产党在上海组织总罢工,在工人、士兵和警察之间制造街头战斗,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和流血事件,但第二次起义同样被孙传芳的军队镇压,200名上街发传单的学生被捕,有些人被就地砍头;
   
   二月起义的失败,为三月起义奠定了基础。此时李宝昌的军队已撤离上海,保卫上海抵抗国民革命军的任务转交给了毕淑诚的军队,毕是恶名昭着的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下,北伐军从三面包围上海。3月20日晚,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抵达上海市郊的龙华镇。毕淑诚知道抵抗毫无希望,试图与白崇禧协商投降。但北洋军由于完全丧失了斗志,以致闻风而而逃,这给了共产党组织的工人武装一个夺权的良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5000多工人用过时的武器,包围上海警察局,邮局和一些电厂,火药库,孙传芳的军营,另5万名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秩序,与杜之青帮和警察发生冲突,周恩来占领上海市政府宣布成立上海人民政府。[6]3月22日,在共产党实施其计划之前,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在薛岳将军指挥下进入市区,因此中国与外国列强的直接冲突在上海得以避免。[7]3月23日,周恩来组织了60万(另一说80万)工人总罢工,导致整个上海瘫痪,公共汽车停开,邮局关闭,所有的商店交通全部停止。[8]26日周恩来的起义计划获得成功,残馀的北方军阀士兵在上海北站投降。[9]结果上海经历了一段过渡时期,共产党工会及其武装强占和控制了国际区和法国租界,同时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群众大会和散发煽动性传单。
   
   孙传芳的军队撤离上海后的真空被上海杜月笙的工联武装填补。43岁的杜月笙是青帮首领,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控制了上海的鸦片贸易,赌博,妓院和夜生活。当军阀撤走后,杜通知上海国际社区,他将负责上海的法律和秩序,直至国军进驻上海。[10]杜月笙得到法国总领事的支持,要他的青帮“维持公共秩序并与苏维埃公社斗争”。法国警察局负责保护共进会设于法国租界的总部,外交团安排提供450支枪。[11]杜还获得法国警察局头目Tiori协助邀请美国国际社区主席Sterling Fessenden到杜公馆会谈,确保外国人社区的安全,亦为蒋介石筹得一大笔资金。按迪克教授的说法,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即会见了杜月笙和黄金荣,杜已与美国国际社区负责人梅杰爵士和上海国际警察政治部的爱尔兰头目帕特基文斯协商,由后者提供5000支来福枪,若干装甲车,负责国际社区的安全,摧毁中国城的工人委员会,按月支付头目保护费,继续让鸦片安全通过法国租借区。[12]此说与前述450枝来福枪相差整整十倍。法国驻上海领事的文件表明黄金荣第一个访蒋,随后杜月笙亦来访,他以中国共进会名义建立了一支工会帮派武装,协助法国总领事和警察局维持秩序反对苏维埃。法国警察保护共进会总部,外交团安排提供了杜450支枪。[13]
   
   3月26日,蒋介石抵上海时,南京事件刚发生两天。外国人普遍对国民革命军持敌意,蒋通过记者会明确表达了国民政府的政策,保障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安全,亦确保外国人不得欺压中国人。蒋表示国民政府主张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决不采用暴乱武力方式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目的。蒋介石1927年3月26日乘军舰抵达上海时,他的实力相当弱,仅有3000军人,还包括一些前军阀的人,他们的忠诚度不稳定。共产党煽动的激进学生和工人均反蒋。
   
   上海工人纠察队由中共特务头子顾顺章指挥(而顾又受周恩来指挥,顾原系上海青帮的一个头目,后背叛共产党),有3000多人(另一说法有五万多工人纠察队),且撑控了北洋军阀留下的弹药库,他们持枪遍布上海街头,构成了一支独立的军队。
   
   蒋介石于4月5日下令上海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并置于白崇禧将军的监督下。总工会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共产党撑控的武汉中央政治咨政会,在吴玉章主持下,于4月1日通过一项决议,承认工人纠察队武装是一支国民党负责维持‘革命秩序’的合法武装,并谴责任何企图镇压他们的都是反革命。1927年4月2日,当鲍罗廷指挥的武汉“政府”依据所谓“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解除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职,“如果这纯属个人问题,我将毫不犹豫辞去职务”蒋说,“但是,这决非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保证承担的责任,是我不能自由放弃的责任。“革命责任,不容推委,誓必自责,完成北伐” 。[14]因此,蒋介石拒绝承认解职。自此,武汉政府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达到无法弥合的地步。[15]
   
   与此同时,汪精卫从欧洲经莫斯科回到上海,他的地位至关重要,若他支持武汉,则共产党的力量大增,若支持蒋介石,则反共力量占优势。他抵上海时受到蒋介石,吴稚晖,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要员的热烈欢迎。刚开始,他似乎并不赞同共产党的做法,他对吴稚晖说“共产党从没有改变他们的政策,他们为他们自已的利益而利用国民党。我不赞同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据我观察很难在国共两党之间和平共处。然而,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与他们合作,我准备承担责任,试图协调国共双方的观点。”[16]
   
   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在一份落款为1927年4月3日给其手下各军团司令的电报中,对汪精卫的领导予高度赞杨:“汪主席是我党最忠诚的党员,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我真诚相信他的回国将加强我党的基础,并增强我党的权威,因此我们能够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实现先总理的理想。今后,有我党和政府汪主席撑舵,我将得以抽身,全身心投入革命军事事务。。。”[17]蒋介石在此电中真诚表示完全服从汪的领导,并要他的将军同事们同样服从汪精卫。蒋与汪在上海进行了数次谈话,蒋竭尽全力试图说服汪精卫有必要将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汪表示反对,蒋力劝汪不要去武汉,“如果你去武汉”蒋警告说“你将无法再离开武汉,在那种情况下,你将被迫站在共产党一边。若你真是为国民党,那么你应当去南京,一旦你到南京后,你可以邀请仍在武昌的中央执委会委员来南京;假如你去武汉,你将受到分裂党的谴责,因为这样做背叛了国民党。”[18]
   
   [1]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Allenlane Penguin Books, 2008)p.123.
   
   [2]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Allenlane Penguin Books, 2008)p.129
   
   [3]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2 April,1927. [3]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8.(Allenlane Penguin Books, 2008)p.143.
   
   [4]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1991)p.14
   
   [5] Dick Wilson,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Weidenfeld and Nicolson(Academic) London, 1991)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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