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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郭国汀律师名案要案抗辩实录
***(一)郭国汀律师为清水君抗辩
·郭国汀我为什么为清水君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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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国汀律师为法轮功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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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国汀律师为法轮功强力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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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汀律师批评中共奧運前加劇迫害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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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Gavin0919郭国汀是法轮功走狗之指控
***(3)郭国汀为法轮功辩护的专访
·专访郭国汀律师(上) :为法轮功辩护
·专访郭国汀律师(下) :回首不言悔
·RFA:郭国汀介绍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的曲折经历
·自由亞洲電台专访郭國汀谈為法輪功學員打官司
·希望之声郭国汀专访:对法轮功学员的劳教、判刑是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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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蒋介石》:共产党阴谋操控反蒋运动

《还原蒋介石》:共产党阴谋操控反蒋运动
   郭国汀译著
   
   南郭点评: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操控下的共产党迫不及待地反蒋夺权,严重干扰破坏北伐。蒋介石为捍卫国民革命成果,维护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领导权,被迫采取必要措施,武汉政府以停发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响,试图逼迫蒋就范,蒋则通过取得上海工商界的经济支持,不再依赖苏联的经济财政而独立。因此,苏联与中共极力扶持野心勃勃的投机政客汪精卫,煽动和利用唐生智的个人权力欲,而排挤北伐灵魂蒋介石,达到撑控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目的。
   

   2010年10月10日第241年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抗暴民权运动日
   
   
   
   二十一、共产党阴谋操控反蒋运动
   
   1926年7月12日-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决议:积极努力发展国民党左翼和左派党外群众组织,联左打右。在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将国民党分为四类:左,中,右和共,取联左孤中打右的策略。为了加强左派力量,共产党动议呼吁汪精卫立即返国。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中监委联合开会决议应正式敦请汪精卫返国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
   
   自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出国后,蒋介石担负起国民党政领导之责。当蒋介石离广州上前线时,蒋指派谭元凯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任中央执委会主席;谭是第二军司令,是位科举出身的学者,政治家和旧军官。他是个过于慷慨宽宏大量的人,以致无法抗拒共产党对他施加的压力;张则是蒋最信任的朋友,也是不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信任的人。鲍罗庭安排一群左派国民党围绕着他,领头的是陪冯玉祥一道从俄国回国的徐谦,他自认是苏俄事务专家,作为冯玉祥在广州的个人代表,并作为中执委委员,徐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不久,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迁都武汉。11月16日,在攻克南昌一周后,鲍罗庭在外长陈漠,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宣传部长顾孟俞陪同下离广州赴武汉。12月5日,谭元凯和张静江经南昌赴武汉。当他们还在南昌时,12月13日鲍罗庭组建了一个称做联合党政会议,作为在等待在武汉正式设立国务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期间,党政最高指挥机构。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决议:“中共应当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强化在军中的政治工作,现在许多军官与国民党理念毫不相干,为使其中立并将其转变成真正的国民党人(亲共产党的左派)有必要强化政治工作,并对他们实行严密监控。”
   
   鲍罗庭试图利用唐生智制衡蒋介石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和日益高涨的声望。唐则利用鲍来增强自已的地位。两湖控制在手,他已准备挑战蒋的最高权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苏军事总顾问特鲁尼(Teruni)在1926年10月向鲍罗庭提交的报告中称,谭生智拒绝派他的军队到江西,因为“此种行为将助蒋在江西打赢胜战”。“唐不仅不希望蒋打赢,甚至希望蒋被打败”。唐告诉苏军顾问:“蒋介石太疲惫了,他最好应当休息,既然他在江西不能赢得任何战事,如果让我指挥,我不但将拿下江西,而且将攻克南京。”唐生智还与孙传芳和日本人联系,未经国民政府授权,唐要求苏联支持他武器,以便他能取代蒋指挥国民革命军。唐还试图组建保定系以对抗蒋介石的黄浦系。[1]
   
   鲍罗庭设立联合党政会议,明显旨在削弱蒋介石的权力。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身份召集了一个政治咨政会议,并通过决议命令解散在武汉的联合党政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国民政府总部暂时设在南昌。鲍罗庭则以联合党政会议的名义,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会议。因此,在北伐军事行动的关健时刻,革命阵营却分裂成武昌和南昌两个中心。为努力解决分歧,蒋于1927年1月11日,专访武昌,受到激动人心的热烈欢迎。共产党仍视他为领导中心,他们不想在此种局势下进一步将蒋介石驱赶到极右派,鲍罗庭则是国民党中的极端激进派。
   
   蒋介石回忆说:“当晚在招待晚宴上我作了发言,鲍罗庭最后发言激烈批评我党。要点是在革命阵营中有人试图镇压工农群众运动。他用各种方式羞辱和欺负我党领导人张静江,最后他警告我‘蒋同志,你我共事已三年,你十分清楚,我们不允许那些反共,反劳工,反农民者在我们中间存在。当他讲完后,我决意质询他一系列重要论点,但主持晚宴的徐谦执意休会,而不予我任何提问的机会。次日当我见到鲍罗庭时即问他:‘谁是军阀?谁正在镇压工农运动?谁是削弱了党的权威的领导人?他无法回答我。然后我接着说‘你不应当毫无根据地叫骂指控他人。你是一个苏联的代表。你不应在国民党中制造分裂。今日苏联已非三年前的苏联。今天苏联已是个强大的国家。的确,有人说,苏联代表另类帝国主义--红色帝国主义。如果你是如此傲慢,象你昨晚那样随意指控,那么你肯定会招致国民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愤恨;如果你试图利用国民党玩弄诡计,那么你事实上试图压迫中国人民。不是我们违悖了孙中山联俄的政策,而是你正试图毁灭孙中山之联俄政策”。[2]
   
   鲍罗庭对蒋的质询没有任何回应,蒋很快即感到武汉对他的敌意弥漫,故于1月18日回到南昌。对于蒋此次访武汉,一位外国专家确有另外的说法:“1927年1月12日-17日蒋介石抵达武汉,发表公开演说:反对帝国主义,包括俄国。由于其一系列擅自作为和反外国人的言论,使他失去了中央执委会大多数委员的支持。结果武汉政府停止支付维持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所需的军费。迫使蒋在上海征收特别附加税,第一批征收了38万元”。[3]此种说法表明该专家其实并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不过其提及之武汉政府停止支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费的事实至关重要,军队无军响,必然引起士兵要么抢劫民众钱财,要么哗变反叛,这显然是鲍罗庭和共产党变着法子逼迫蒋介石就范。对此乔那森写道:“1927年1月日在与宋子文闹翻后蒋不得不停止向军队支付军响,而未清楚总司令的花费,蒋警告财政部长:若不能立即收到150万元,他将视为双方关系的最后破裂”。[4]
   
   1月27日经与谭元凯和戴季陶讨论后,蒋说:“我希望党和政府将一致要求终止鲍罗庭在中国的服务。我们不应过份注重外国人如何说我们,有关革命我们必须维护我们自已的独立立场。如果我们让象鲍罗庭那些欺凌的人主宰我们,那么我们又如何完成我们自已设定的革命任务呢?”[5]
   
   1927年2月初鲍罗庭和中共决定将反蒋运动公开化,以迫使蒋介石转左。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示威中,邓演达发表反蒋演说(邓是左派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其他亲共政客,也纷纷谴责“军事独裁”;鲍罗庭和中共再三敦促汪精卫归国以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2月底董必武在武昌主持的一个左派群众大会开幕词中说,开会的目的是挽救国民党于军阀统治。徐谦司法部长(激进左派),要求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重组,让共党居重要职位,以便强加革命力量。2月25日蒋介石对媒体记者说:“所谓加强党的力量,仅是反我的面纱,至于军阀独裁,我不知道那些诋毁我的人心中如何想的。如果是提北伐军总司令的权力,那么,我必须说这些权力虽然很大。。。是源自国民政府和中央执委会的特殊授权。”蒋指出“共产党是反蒋运动的幕后操纵者,在广东时共产党即用同样的手法无情地攻击过一些国民党要人,如今将矛头指向我而已。我将不会再依赖苏联和共产党”。
   
   蒋介石这番话,使共产党死了心。鲍此时施压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中执委年会。蒋和他的支持者本应可以主张在南昌开会,但为示善意与妥协,蒋提议同意参会。潭元凯与其他九名委员于1927年3月7日先抵汉口参加筹备会。蒋作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朱培德因军务缠身无法及时参加武汉会议。谭元凯提议会议推迟几天,以便蒋、朱出席,但遇吴玉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反对。
   
   结果会议由共产党人和左派主导。33名委员与侯补委员出席会议,强行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取消授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紧急处置权;军官任免权集中收归国民军事委员会;总司令对中央执委会负责;国共合作原则,共产党被邀请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负责人的被提名人,因此,废除了《清理党务案》中有关双重党籍者不得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规定;蒋介石被假定已辞去中央执委会主席职务;此职被废除,以免权力集中于个人手上;任何人未经外长授权,与帝国主义进行外交协商者,均开除党籍;国民政府新增五名部长(两名共产党人)。中央执委会重组,9名委员2人是共党(谭平山和吴玉章),同时谭、吴和林祖涵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亦即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恢复和重建了汪精卫在国民党的权力,重组了所有的委员会,将权力重归汪精卫。执委会通过了扩大与共产党合作的决议[6]。
   
   闭会后,中央执委会向全体党员公告称:目标在于制约腐败和军事独裁,而不是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确,蒋介石的名字仍出现在中央执委会常委会,政治委员会,国务委员会和国民军事委员会。吴玉章,林祖涵继续攻击蒋介石胡乱浪费军费,镇压工农运动,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方军阀勾结。[7]
   
   1927年2月,蒋介石的卫队一名叫“双枪科亨”的美国保镖前往美国驻广东领事馆,告诉他们说蒋介石恨苏联,与之合作仅是因广东事业的成功绝对需要军火财金支持。西方列强因不愿亲自介入中国内部政治纷争故一直仍保持不冷不热的关系。[8]
   
   1927年3月18日,吴玉章在武昌主持一个反蒋群众大会,邓演达和郭沫诺的反蒋文章登载在武汉报纸上。此时鲍罗庭和共产党开始泡制“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说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9]然而,中共当局迄今公然欺骗国人胡说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大陆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杨天石公开持此谬论;作家馀杰胡扯:“在南方重组的新国民党,其党魁孙中山虽然是基督徒,但由于施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亦默许“非宗教同盟”的做法。”[10]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去世,生前从未言及任何所谓三大政策,仅提及“容共”:‘联共’一词最早出现在1927年4月5日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声明中。纸面上共产党赢得全胜,蒋介石为北伐军进军上海和南京的军务所困,不理采三中会议决议。国共两党争夺上海的领导权已激烈展开。
   
   [1]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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