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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

   一一个现代化的真正的中华正统政权,即儒家政权、儒家中国,是东海最大的理想。儒家中国的标志是:社会高度儒化,政治完全儒化,儒家有宪法地位,仁义为最高原则,实行儒家宪政和德治。儒家经典成为学校的基础课和从政者的必读书,各级官吏通过儒学考试选拔,各级领导在通过儒学考试外还要通过民主选举,从政者正人君子(“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领导人希贤希圣。正如吕坤所描绘:

   “圣人在上,能使天下万物各止其当然之所,而无陵夺假借之患,夫是之谓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能使天地万物各遂其同然之情,而无抑郁倔强之态,夫是之谓各得其愿,而万物育焉。”(《呻吟语》)

   儒家德治当然是建立在相当完善的法治之基础上的。如果司法不公,法律不正,还奢谈什么德治?只不过,教化大行,民众“有耻且格”,法律就会逐步“摆设化”,纵然严刑峻法,也难得一用。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正确处理诉讼案件,乃儒家司法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这一点古今相通;但仅靠法治是达不到“无讼”效果的,那是只有德治才能达到的效果和境界。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可以借此作一定位:法治是德治基础阶段,德治是法治的最高境界。

   至于西方社会的民主(定期公开的公职选举)、自由(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的福利保障等等,本应是王道政治题中应有之义,未来的儒家中国都应该拥有(温家宝总理在几次政改讲话所描绘的政治蓝图也都是我的理想),而且只会更加完善。比如让民众享有更高的自由、更广泛的权利,从而生活得更为幸福、更有尊严;民主选举更讲究公平公正,更能够把贤能之士选出来举上去……

   当然,这个理想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别的姑且不论,圣贤领导这一点就无法办到。纵天下为公选贤举能,也无圣贤可举;社会儒化不足,民风民德低劣,纵侥幸出圣贤,也难以当选。儒家政权的出现,需要在文化、道德、政治等各方面先打下相当的基础,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至少百余年。东海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能够看到一个儒化的政权,吾愿足矣。

   政权儒化的标志是:除具备民主社会某些基本要素外,儒家有大学,各地有孔庙,儒学成为一级学科,最高领导层有儒者,各部门各地方领导及官员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至于这个儒化的政权,是现政权的脱胎换骨还是另外的势力取而代之,那就不是东海所考虑的了。

   不论在朝(当政)在野,不论什么政治势力,谁儒化及民主化的程度和“诚度”高,我们就拥护谁。反过来,谁反儒家我反谁。中国人民已经充分领教过了反儒的“主义”和政权的“厉害”。从今之后,任何反儒的“主义”势力及人物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但决不允许再当中国的家、执中国的政。对于任何怀有政治图谋、政治野心的反儒派,凡我儒者都有责任有义务对他(它)们作严厉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而东海的大笔雄文就是它们的最大克星绕不过去的拦路虎。

   儒家王道政治是我最大的理想,作为王道初级阶段的民主化兼儒化的政治,则是我“次大”的理想。最大的理想或许有赖于后人去努力,但我相信,“次大”的理想一定可以在我此生实现。希望我的理想也能成为广大有志、有识之士共同的理想追求。(两个理想,远近次第不同,本质一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二东海曾经是个制度决定论者,认定制度是最根本和核心的问题,制度决定一切,民主拯救中国。文化立场一直中华,政治立场则完全西方,故当年疯狂地宣传民主追求自由,就是试图先与民主志士们共同把一个好的制度“追”到手,再来弘扬中华文化。

   渐渐发现,制度尽管很根本,但不是最根本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决定政治文野(文明和野蛮),文化决定制度优劣。例如,法家文化必然导出秦始皇,马列文化必然导向斯大林毛泽东,神本主义必然通往神权专制,人本主义必然开出民主自由……

   作为中华文化的主统,儒家的仁本和民本(民本是仁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在君主时代很难真正地、全面地落到实处,但就是那样“阳儒内法”地牛刀小试,已经创造了几千年的文明辉煌。在民主时代,以制度落实民本、保障仁本,理所当然;仁本主义创造高于人本主义的新一轮文明,顺理成章。

   终于深深认识到,中国需要民主,更需要儒家。没有儒家这一本土文化的奠基,中国的民主道路将加倍艰难甚至求之不得,万一“求”来了,也难免沦为劣质。所以民主启蒙很重要,文化(特指中华文化,又特指儒家)启蒙更重要。民主价值尽管很高,只是工具性的。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道德,儒家文化的要旨是道德。在中国,政治上离儒家多远,就必离文明多远;文化上尊儒家多高,就将创文明多高。同时,道德上离儒家多远,就离良知多远;学术上离儒家多远,就离真理多远。

   或笑我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我说本来就是。我有绝对的文化自信,确信自己皈本的儒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东海从制度决定论向文化决定论的升级并归宗于儒,是对仁性良知的透彻认知,是对仁本真理的完全“降服”。幸来孔孟能降我,岂有英雄不服仁啊。

   由于五四的全面打击和文革的深度摧残,由于历史与现实重重叠叠的歪曲遮蔽,儒家文化的真相、仁义良知的真相不明久矣。不仅普通民众和一般知识分子,多数先进人士也都对儒家不明真相、误会深深。众多自由派和“原粉丝”对东海皈儒深怀疑虑,有的甚至化友为敌----他们不知道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东海与自由派文化立场虽迥异,政治立场仍相近。

   这让我更加感到文化启蒙、道德启蒙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感到自己有责任让更多的同胞了解、理解、悟解儒家,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以儒为本兼取民主精华,是对中国最好的道援。

   三落网十几年,造文数百万(字),内容都是“三反三倡”。前五年三反是反专制、反特权、反腐败,三倡是倡民主倡自由倡人权;皈儒以后依旧“三反三倡”,三反是反马列反专制反特权,三倡是倡儒家倡良知倡良制。

   前后文章侧重点有所不同,动机则完全一致。皈儒以后的文章,思想更加全面,道理更加深刻,技术上更加炉火纯青无招胜有招。然而前后文章遭遇却大不同。以前枭文广发海外,轰动江湖;近几年来数以百万计的儒文则完全无偿发于网络及无酬刊物,“粉丝”和影响皆大减,海内外“江湖各大门派”群起而怒之而攻之。

   再没人笑我名利心切“夸”我名利双收了,倒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疯狂,并断言“没有稿费没有影响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可言还能坚持几年如一日地狂热写作者,舍你其谁?”(“没有影响”之言是友人武断了。东海弘儒文章的影响不如自己以前的政论是实,但与国内外任何一个儒家学者相比自信毫不逊色。)

   我为什么如此疯狂?因为我有一个梦想,儒者的梦想,中华的梦想。人谁不好名利?唯东海虽好,不受名利牢笼耳。为了这个梦想,岂但名利,一切富贫贵贱安危都已被我置之度外。剩下的是责任,是儒者先觉觉后觉的文化社会历史责任,是揭真相发真言明真理传真道的重任。还有就是于妻儿家人有点愧疚。

   想谋一教职而不得,想开一专栏又不得。或许,在这个文化荒芜学绝道丧的时代,文化责任与家庭责任难两全吧。此外我俯仰无愧,无愧孔孟无愧中华无愧此生,亦没有任何人物和事物能够让我心软让我屈服或退让。

   又或以孔子“无道则隐”和孟子“独善其身”相劝。我说,天地闭贤人隐,贤人及贤人以下可以“无道则隐独善其身”,孔孟不可以。所谓君子知命,贤者顺命,圣人造命,越是礼崩乐坏,孔孟越会以“文不在兹乎”、“舍我其谁”自许,越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况事在人为,岂能以事不可为卸责?明儒说得好:

   “多少英雄豪杰可与为善而卒无成,只为拔此身于习俗中不出。若不恤群谤,断以必行,以古人为契友,以天地为知己,任他千诬万毁、千难万险何妨?”谨以此自勉并与各位同仁共勉。

   我是以传道的热诚、造经的严肃、造命的虔诚在写作,墨尽继之以泪,泪尽继之以血---我确实感到自己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流血,是在用生命的全部精华为儒家传真、为民众造命,我相信自己功不唐捐血不白流。会有越来越多较高智慧者因东海的指引而了解儒家或悟入自心,与我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2010-10-10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0/10/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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