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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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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举世已无索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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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谱系】前言

来源:纵览中国
    中国大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后,内外贸易如潮。有一件东西,其消费速度凌驾万物之上。若问何物?答案是:“观念”。八十年代以降,诸种理论和思潮,蜂拥进口,粉墨登场。新角亮相之日,“弦管齐鸣,票房热卖”。然其寿命,却相当有限。大红大紫的角儿门,登台几个回合,被快餐式倏忽消费之后,就都免不了一一鞠躬,黯然下台。
   三十年来,“时髦”成了“创造性”的同义词。
   历史悠久的自由主义,居然也成为上述诸观念之一。据说,它在1998的中国大陆“浮出水面”,风行草偃,笙歌一片。随之,发生了自由派与新左派的激烈论战。但不过几年,就风闻“自由主义已死” 的消息,并且說,“自由主义已成为某些时髦人物口中的笑料”。传言纷纷,据说都在替它准备葬礼了。于是,即使有人偶尔提及自由,也识时务地不再“主义”了。它已变成脏词。
   特别是2008年之后,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议论高调出场。随后,恰如笔者在金融海啸甫一发生时所预言的,这一轮对“中国模式”的颂词和论争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涵义。事实上,若干论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 论著已日渐喧哗。据报道,“一名中国外交官在2009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一个活动上,问Ian Bremmer,“现在自由市场已经失败,你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中起什么作用?”( 见《纽约时报》) 其居高临下之势,果然气贯长虹。

   目前精神世界的局面,不由不令人自然联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范围内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时之盛,同时也勾起对中国当年开明知识界内部关于“国难当头,民主还是新式独裁”大争论的回忆,那是九十年前回荡在中国前辈海归们之间的一场大辩论。
   世事循环如斯,夫复何言?
   但时髦的猎奇者们或许忘了一点小小的专属于自由主义的特征。诉诸历史,这只文雅纤弱其貌中庸的自由鸽,却是一只“不死鸟”——屡仆屡起,长生不老,且“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悄悄带起了一个弥漫全球的“扩展的、延续的秩序”,持久不散。而当年很多别出心裁,深刻犀利,武功超凡,风头旺健的思潮,却倏忽而起,轰然而落,而今业已灰飞烟灭,不知所终。
   好几年前,笔者曾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讲座系列连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追溯自由主义进入近代中国的脉络及其相关代表人物,曾引起中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同时收到一些颇 有见地的建议和讨论。唯因当年囿于讲座的形式,所以略嫌简略。如今,时移世变,这条线索已经日益彰显,一些新的材料已经破土而出,一幅更全面具体的中国自由主义族谱的轮廓也愈益澄明。因此,笔者对原系列做了大幅更动,增添了人物,深化了内容,参考了近年的一些学术进展,遂有了这本《自由中国谱系》 。
   如所周知,自由主义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它的有些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希腊罗马,追溯到欧洲中古时期,其来有自,源远流长。而远古与中古时期的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与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有相当不同的政治生存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换言之,它们是两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划然有别。
   然而,自从近代各文明体系有了大规模的空间接触之后,中国也同其他文明一样,进入了深刻互动的全球流变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作为西方主流的政治思潮与制度构架,自由主义自然也就进入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其中的知识阶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由主义顺理成章地也继承了其屡仆屡起的“不死鸟”特性。
   有论者也许不以为然,或称:中国之自由主义极其幼稚,岂能谓之已成传统?顶多不过是一些零星人物与思想,难见贯通浩荡前赴后继之势;同时,很多著名自由派人物其实并非纯正的自由主义之辈。 此外,吴国光教授也敏锐地指出中国上世纪的自由主义赋有某种“反政治”的特征(吴国光:“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的失败”《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四期),从而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自废武功,难望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
   诚然,如殷海光所指出的,中国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些相关人物的思想精芜并存,并不纯粹。然而,这并不足以得出逻辑结论:中国自由主义没有传统。事实上,我们确乎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它的一条活生生的内在传承脉络。
   此外,诚如国光所言,胡适等自由主义先贤赋有某种“反政治”倾向,这固然是事实;不过,它也正是中国“政治缺席”的残酷社会现实与儒家士大夫传统互动的产物。这一特征,使中国自由主义难有立竿见影抵达宪政之政治效用。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某种捷克人哈维尔式的“反政治”的政治。从长程历史眼光看,作为思潮,总是“不安于室”的,它不可能永远游荡在学院象牙塔中,并非总是自外于中国的政治萌动过程。回顾历史,中国推动宪政的自由力量,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一是“办刊议政,一是“参选组党”。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起了精神和组织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前者立言,后者立功。并且,这两者并不是完全隔离的,事实上,它们常常相互渗透,相互促进。这点在台湾的《自由中国》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中呈现得非常清楚。胡适先生,无论在中国大陆时期还是在美国以及台湾时期,自然属于办刊立言者,确如国光兄所说,是走的精英路线。然而,不可否认,虽然是滞后的,但他的思想与言论仍然产生了某种政治功能和效应,在精神上引领了中国特别是台湾的政治转型。
   揆诸历史,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历经《新月》、《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诸公,挟带“人权论战”、“民主或独裁论战”烟云,再至《申报.自由谈》、《大公报》、《客观》、《观察》撰稿人群体,之后穿峡过海,《自由中国》运动涌起,与台海西岸1957年北大的5.19 运动、右派群体之鸣放虽断绝交通,却“心有灵犀”,遥相呼应,其后台湾的《文星》撰稿人群、“美丽岛运动”与大陆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八九天安门运动”、1998年中国自由主义复兴、2008年《08宪章》运动……,一以贯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在中国近代史中,其价值指向昭昭在目,同气相求。把这一条绵延贯通的精神脉络命名为“自由中国谱系”,是有其实实在在的历史依据的。
   从外缘影响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体上有三条基本支系,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拉斯基、杜威和罗素影响的、赋左翼色彩的自由主义,另一条则是上世纪后期受海耶克等影响的、赋右翼色彩的自由主义,第三条则是受罗尔斯影响的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何以因时代差异而在政治思想光谱上有如此不同的分配?显然,第一条线索与上世纪前半叶的全球左翼的精神氛围以致共产主义的崛起并至中国掌权有密切关系,第二条线索则与共产主义大失败息息相关。第三条线中国的追随者尚少,目前未成气候。
   本书目的之一,正在于呵护自由这只“不死鸟”,期待其繁衍滋生,代代不绝。犹记六十年前,《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专门撰写的创刊号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此言与他的前辈严复先生所言“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遥相呼应, 勾勒出了自由中国谱系的精神线索。
      关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有一典型例证。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公元1946年,中国各党各派政治力量,齐聚一堂,探求国家走向,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留英归国的储安平先生,趁此国运转圜之机,于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政论周刊——《观察》。当年,有70名中国知识界人士,均为鸿学硕儒引领风潮之一时之选,以特约撰稿人身份,把自己的名字列在《观察》封面。承载着70份诚挚而严肃的承诺,未几,《观察》销量竟高达十万。一份以思想和时论为主的周刊,竟致洛阳纸贵,遂成一时佳话,这一赋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言论重镇,点燃了中国进入现代宪政的希望。不幸的是,内战的烽烟,不久后即以燎原之势弥漫开来,《观察》在风雨飘摇中勉力挣扎,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就被逼仄的历史格局所腰斩,而中国也遁入更深的暗夜之中。但《观察》所标举的自由主义旗帜,以其理性之清明,立场之客观,精神之宽容,却从此化成了现代中国精神天空中的一颗恒星。
      《自由中国谱系》,是要重新点燃半个世纪前被窒息的自由之薪火,并把它传递到更为深邃广袤的时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业,发煌其自由的道统。这一近代中国的自由脉络,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降,至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储安平、周树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徐复观、张东逊、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罗隆基、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顾准、遇罗克......;从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联大的集结、《申报》、《大公报》与《观察》的惨淡经营,直至1957年春季、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1989年等各次民间力量的涌动。.....
   这一历史脉搏,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虽屡经横逆,仍不绝于缕。本书勉励追溯和探究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一脉细微而柔韧的自由香火。
     本书所处理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即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在近当代的繁衍发煌。在这个意义上,北美和欧洲的左右两翼自由主义,都共存于这一传统之中。譬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都在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笼罩之下,而不是单指狭义的美国加拿大的自由派(liberal)。
     这里的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以人物为经,事件为纬,讲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历程,探讨它的影响和局限,它所取得的成就,所遭遇的挫折,所陷溺的困境。诚然,以当代自由主义学理来衡量,我们所阐述的人物,绝大多数基本上都笼罩在全球左翼的精神氛围之下,很多都留有费边主义的深深烙印,有些人甚至可能还不能称为自由主义者;但是,以他们在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及地位,以他们的基本倾向,要洞悉考察中国自由主义事业,是不可能绕过他们的。正如法国的《先贤祠》中的人物的作用一样,他们仍是引领中国的星辰。通过对他们的梳理和叩问,当可更清晰地界定我们当下的历史位置,更清楚地确定我们的精神坐标,从而导入和扩展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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