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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开放”谈何易?——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计划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 ),自首批六卷面世至今,已近两年。其后,第二卷(1953-1955)《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于2009 年推出,作者署名为林蕴晖。尚有第一卷(1949-1952 )﹑第七卷(1969-1971 )和第九卷(1976-1978),未知何日付梓。

   “把当代中国惊心动魄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也是对中国历史学家的考验”。“组织编写和出版”这套书的金观涛在《总序》中所言不虚。尤其是香港文化人对此期望甚殷,加上此书用的是本港纳税人的钱,也就格外使人寄予厚望。

   “倚重档案”辨真伪

   应当承认,编写者在一定程度上尽了努力。其中“倚重档案”,即该书封底所标举的特点之一是有目共睹的。例如有关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若干记载,就颇为耐人寻味。

   该书揭露,斯大林1948年反对毛“过河拆桥”取消民主党派(第3 卷,261-262页);1952年10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在两次会谈中“都坚持应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一部正式的宪法。”(第二卷439 页)而赫鲁晓夫50年代初期和中期力主并实行大力援华(第三卷691-696 页),后又提出“三和”路线(第3 卷,82页)。且不论其中免不了有其“小算盘”,即出于苏联本身利益的需要,但总体而言,这些都不失为正确的见解或举措,不仅没有背离历史潮流,而且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与国防建设都有莫大好处。这是不应该“因人废言”的,即不能基于斯大林是大独裁者,属负面人物,赫鲁晓夫则至今在大陆学术界仍有争议,而对其一味隐善扬恶,予以全盘否定,以致在史书中有失于客观公正。

   再如1976年9 月毛死后,“四人帮”有无政变计划?“按既定方针办”出自其阴谋伪造吗?江青﹑张春桥真如康生所指是“叛徒”吗?这些问题北京当局曾经在“红头文件”中一再加以肯定,国人也都信以为真。但第八卷(1972-1976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中,引述一系列确凿的数据,得出否定的结论。

   取舍未如人意

   但封底所举其余三点“考订详尽﹑辨析充分﹑观点开放”则不尽然。尤其对若干政治运动与重大灾害所造成的恶果反映不够。例如第四卷(1958-1961 )《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却未收入各地饿死人的档案记载。令读者觉得它淡化了饿殍遍野的空前惨剧,有意无意间为中共掩饰。

   全书正文十章784 页,仅于第八章第七节《经济跌入谷底,农村灾情弥漫》中,第3 小节《“信阳事件”东窗事发》和第4 小节《关于非正常死亡的考证》,记述大饥荒的情况。这两小节共20页,直接描述“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的只有不足3 页,其中约1 页半原文照录“顾准先生在他的' 商城日记' 中留下的记载”,另大半页引用杨显惠《夹边沟记事》,有这样一段文字: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泡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617 页)

   至于著名的“信阳事件”,即原来“农业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的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书中仅一句具体描述:

   “(周恩来派出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的惨状,仅光山一县就饿死二十万人,见者无人不掉泪。”(612 页)

   试问,对于三年间几千万国人——当中绝大多数是中共赖以起家的农民,沦为饿殍的亘古未闻的大悲剧,作者如此“惜墨如金”,能说“考订详尽”吗?身为学富五车且久负盛名的大陆历史学家,连同参与讨论定稿的同事如斯处理史料,“这是为什么?”

   再如1957年的反右。这是毛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大罪恶行动,更是历史逆转的重要关键。但在第三卷(1956-1957 )《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中,只占十章中的两章,773 页里的166 页,不到20% 的篇幅。不仅“右派”的言论未能“充分”反映,几十万至上百万另册中人及其家属的悲惨遭遇更无片言涉及。倘说该书以1957年底为下限,则第四卷(1958-1961 )除“夹边沟”右派饿死的半页文字外,亦不见有关记述。林昭没有见于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大批知识精英因反右家破人亡也似乎没有发生。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或者苛责各位作者了,但出现这样明显的空白,怎能不让读者再次诘问“这是为什么?”

   何故用词暧昧

   第四卷题作(1958-1961 )《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但卷首的《导言》中,6 页里面竟然只有两处出现“大饥荒”和“非正常死亡”字样,包括作为“涉及的主要问题”之“第六”,和末尾处倒数第二段有句“因大饥荒引起非正常死亡的问题”,连“饿死”一词都回避了。就这样,作者居然自称:

   “本书的写作,遵循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客观叙述的原则,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对这一时段人们关注的问题做出贴近历史实际的记述。”(4 页)

   明明远离历史真相,文过饰非,还要大言晏晏,简直匪夷所思!

   至于“观点开放”还是因循守旧,此处不妨试举一例以明之。

   众所周知,对于大饥荒刘少奇已当着毛的面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上述第五卷作者钱庠理的话竟然吞吞吐吐,提出“执政者将如何反思由大灾荒所折射的政策缺陷”的话题(48页)。这里将“大饥荒”偷换成“大灾荒”已令人怀疑难免居心叵测之嫌,后面又来了个含义暧昧的“折射”,而且只说什么“政策缺陷”,连“决策错误”都不敢讲。死了几千万人焉能用“政策缺陷”一床锦被遮盖则个?莫非真像斯大林所言:“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几千万人是个数字”?

   再如林蕴晖在第二卷中,对总路线的提出实际违背《共同纲领》为何不置一词?

   该书写道:

   “在(1949年9 月首届)政协会议期间,当有的代表向毛泽东提问要多少时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毛泽东回答说:' 大概二三十年吧。' ”(23-24 页)

   非但如此,

   “刘少奇在会上发言也指出,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23页)

   真是信誓旦旦,言犹在耳。

   “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起,新民主主义建设仅仅只有短短三年(1949年到1952年),毛泽东在1952年秋就改变了原有主张,提出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亦即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22页)

   毛视开国宪章的《共同纲领》如败屐,难道不应该直斥其非吗?何况1955年11月,宋庆龄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63页)

   但作者只是照录原文,不着一词。

   资本家愿“共产?

   另一方面,该书第三章第五节《社会主义全面加快》中,第四小节《资本家交出企业的心态》,用1 页半的篇幅引述1956年1 月荣毅仁答新华社记者问,荣在回答“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时答称“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然后说到“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其选择“特别感到诧异”,甚至“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冒充的资本家”,他“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225 页)

   实际情况是:“1948年底,在上海易帜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将荣毅仁和吴耀宗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申渊《天地良心》,新大陆出版社,2006年7 月第一版,490 页)因此,荣逝世时,当局谥之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此,林茫无所知吗?怎能以荣个人当时的表现说明资本家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呢?

   概而言之,有关的“中国历史学家”没有通过金观涛所言的“考验”。因此,“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愿望”未能实现。

   毛情结贯串全书

   上述“没有通过此一考验”,指的是在反映历史全貌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正如第五卷(1962-1965 )《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作者钱庠理在该书《后记》中写的:

   “在无尽忍耐中通读了本卷的读者会发现,以所谓现代治史方法写出的本书,竟然还充斥着旧式史学的影子,那就是把目光集中在国家治理者身上,而较少或很少反映历史的本体——人民大众。书中太多地讲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讲到那些可以制定和左右国家政策的' 大人物' ,可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他们改造自身和改造社会的努力,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509 页)

   其实,作者的话说得还不够。在“太多地讲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后,应加上一句“尤其是毛泽东,更占了最多的篇幅”。这不仅第五卷如此,已出的其他各卷也无不如此,给人以主要由毛“一个人创造历史”,即“英雄创造历史”的强烈印像。

   事实上,此种崇毛情意结也贯穿各卷。无论林蕴晖讲反胡风﹑反潘(汉年)扬帆,沈志华讲毛﹑赫(鲁晓夫)争论,钱庠理讲大饥荒或反修,总是隐含替毛洗刷甚至为毛张目的意味。

   不止一位作者渲染毛的所谓“领袖魅力”,完全无视这个“中国人民大救星”的罪恶罄竹难书。比如毛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信口雌黄,扬言核战争“即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槽糕”(762 页),令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领袖目瞪口呆。沈志华却称这“恐怕主要是在场的外国听众不大熟悉和理解毛泽东那种哲人的思维和诗人的语言。”(763 页)毛算什么“哲人”﹑“诗人”?地地道道的恶魔和疯子!

   总之,现已出版的七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是摆脱不了“吃狼奶长大”那代人的思想烙印。我们只有寄望于后来者。

   (2010-7-2)

(2010/09/0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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