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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的捷径是朝野互动

   
    ——兼批民运“唯我独革”派
   
    一直以来,以徐水良先生、三妹女士为代表的民运异议人士,一味主张以激烈手段推翻中共,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及至反对一切温和的抗争手段,他们全盘否定刘晓波,甚至把国内《零八宪章》运动打成中共阴谋、把刘晓波先生打成中共特务...如今他们又声讨温家宝总理的“八二一”政改讲话,全盘否定温总理的开明言行...
   

    他们貌似革命最坚决、最彻底,实际上他们对中国民运产生着非常恶劣的影响。比如,他们大力地误导着国内广大因专制压迫而满怀仇恨的民众,误导他们望一条对人不对制度、决不妥协的清算仇杀险途上走——也就是说,他们在误导中国走一条通向大杀大乱大崩溃的黄祸之路。
   
    这绝非言过其实、亦非危言耸听。何以?首先来看“民运”是什么。“民运”,顾名思义,就是争取民主化的的行动(包括运动);所谓“中国民运”,就是争取中国民主化的行动,也就是说,中国民运以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为目标:中共一党专制结束,且建立起了宪政民主的新中国,中国民运才算成功。
   
    那么争取民主化的的行动由谁来施行呢?很多中国人想当然地以为只有民运异议人士才是争取民主化的的行动者,想当然地以为只有民运异议人士才能争取民主化,而且,他们更想当然地认为只有体制外的反对者才算得上民运异议人士。此诚乃大谬也!其实体制内外的人都可以成为民运人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前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利亚,都曾是共产党专制政权的高官,他们争取民主化的作用,难道比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瓦文萨、哈维尔要小?
   
    由是可知:不能为民运而民运,民运必须讲求实效,必须这眼于以最少时间、最小的代价结束专制、实现宪政民主;民运的参与者远不只是体制外人士、更非一群榜上有名的海外人士,那种有悖于以最少时间、最小的代价结束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民运”主张,客观上是在危害民运。
   
    以徐水良先生、三妹女士为代表的民运异议人士,其所一贯的主张客观上就是一直在危害和误导民运。
   
   其一,他们以“唯我独革“面目出现,鼓动对中共决不妥协,客观上吓阻中共开明派求变的动力,刺激中共统治集团抱团顽抗的能量,从大大增加民主化转型的阻力。
   “决不妥协”的态度看似豪迈潇洒,实则理性全无。为什么妥协必须?因为妥协可以大大减小成事的代价、避免无谓损失;对弱者来说,妥协可以图存、妥协可以得生。所以这世界上最为聪明英国民族最讲求妥协,英国的变革史,简直就是一部妥协史。中国统治者当中,崇祯皇帝死要面子、最不妥协,结果在他“决不妥协”治下,中国惨遭“剃发易服”两百近七十年之祸,国家亡得最彻底。
    从策略上说,“决不妥协”的态度十分愚蠢。中国民运为什么须妥协?因为中国体制外民运力量相当弱小,想单凭一己之力,从外部推翻中共,难于登天。在这种条件下,要想以最少时间、最小的代价结束专制、实现宪政民主,唯有与体制内开明派妥协互动、里应外合,形成结束专制的合力。当然,民运这种妥协也不是无原则的妥协,必须是有利于结束专制、建立宪政的妥协。
    现实当中,“决不妥协”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总是不可取的,除非你据有对对手的绝对优势,但那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很少有的。徐水良等现在一些民运异议人士,还未成三根羽毛的气候,就在磨刀霍霍喊打喊杀,伍凡先生领导的“过渡政府”甚至还提出清算中国基层单位的党委书记。这种毫无策略的“决不妥协”做法,与其说在搞民运,不如说是在帮助中共胡锦涛政权,对民运力量“防微杜渐”;他们的盲目激进,还起着刺激中共统治集团抱团顽抗的恶劣作用。
   
   其二,他们提出的自下而上武装倒共的主张根本行不通。
   共产党极权国家因为其自身性质,具有极强的对内镇压能量,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把持国家的共产极权政权是被体制外武装起义推翻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虽然为武力铲除,但铲除红色高棉政权的是远比红色高棉强大的越南国防军,而不是柬埔寨老百姓;而且,前红色高棉军官洪森的叛变及引越军入柬,对消灭红色高棉政权起了很大作用。徐水良先生惯以罗马尼亚1989年革命为例,证明自下而上武装起义倒共的可行性,殊不察,所谓罗马尼亚暴力铲共革命本来并不是武装起义,只是民众要民主自由的和平示威而已,成就罗马尼亚变天的关键因素,是前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利亚,及一批罗共高级将领的抗命和倒戈,这就具有自上而下的性质。如果高级将领们忠于齐奥塞斯库、或者不敢采取反抗行动,单凭老百姓的示威游行,决不可能瓦解罗共政权。
   而且,中共政权从反面汲取了“苏东”变天的教训,现在中共的镇压机器精密、成熟,其统治集团拥有丰富的镇压监控法术;今日中共对军队掌控之严密,远非当年满清可比。在这种形势下,自下而上暴力革命的主张,根本没有现实可行性。
   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不仅可行性很小,且容易引发中国社会整体崩溃。如今的中国的不比上世纪初:如今因为儒家道统和马列信仰齐齐崩坏,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惊人,乱象迭生,如今之社会秩序秩序,仅靠中共强权勉强维持;举国生态毁坏,灾害频频;六十一年的残暴的极权统治,冤魂遍地、冤狱累累、冤民访民如潮似海,社会仇恨空前巨大...这样的国家,已经经不起大的折腾,如果爆发自下而上的革命,很容易引发全国性空前大乱仇杀,导致整个国家社会崩溃的“黄祸”结局。
   
   以中国的现状计,以政改的方式实现民主化的代价最小,但徐水良等人却完全否定政改,且把中共打成铁板一块,对中共领导人全盘否定,否定体制内官员的任何开明表现,这是其大错之三。
   中共统治集团历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中共第一位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共产革命的异议者;其后,与毛泽东对着干的先后就有张国焘、王明、刘少奇,后来又出了欲图放弃专政的胡耀邦、赵紫阳,“六四”期间又出了反对邓小平开枪的张爱萍、洪学智、徐勤先等将领。同样是太子党出身,刘亚洲和朱成虎、薄熙来思想大相径庭...这就表明经济利益和地位并不能
   决定人的思想,随着统治危机的加深,中共统治集团中有良知、有头脑、有眼光的是一定会站出来的,温家宝的表现也表明了这一点。徐水良等人却以“既得利益”为依据,否定统治集团中的任何可变性,这实际上是在死抱他自己声言反对的马列“经济决定论”观点。
   徐水良等人全盘否定温家宝、否定中共高层任何可变性的绝对化态度和主张,有碍于中国体制外反对派力量与体制内政改派良性互动,形成高效摧垮专制的合力。
   徐水良先生把一切自上而下的变革都当作“改良”,这是一种谬见,以结束一党专制为目的的政改,同样是革命,戈尔巴乔夫所启动的自上而下民主化改革就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真正的革命,革的不是人的命,而是制度的命。民运所需的革命不是清算和仇杀,而是制度变革;民运是为了拯救中国,而不是为了报仇泄恨;民运的目的是成全中国,而不是要砸烂中国。
   
    现在所指的伪民运,一般指中共操纵的特务“民运”,其实还有一种民运,其以最坚决、最彻底、决不妥协的“唯我独革“面目出现,但其抛出的民运主张,处处不利于以最少时间、最小的代价结束专制、实现宪政民主,这种民运也是伪民运。海内外华人,不应为其表面慷慨激昂的革命外表所迷惑。
   
    就当今中国国情民情计,中国民运应遵循何种方针路线为上?我以为,陈泱潮先生于2003年提出的“不敌视、不对抗、非暴力、偃武修文、共同扬弃、互动都赢、皆大欢喜”二十五字方针,浓缩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智慧,不失为最为稳妥促成中国民主化,且能避免中国崩溃的最佳方针。陈老先生最近所作的《刘亚洲文章引发的思考》、《对温家宝总理8.21重要讲话的回应》,凝聚对中国政局和社会的深邃洞察、以及高度的民运智慧,值得所有爱国忧国的海内外华人认真把读和评判。
   
   曾节明 写于2010年九月十四日晚
(2010/09/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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