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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对派远超苏联东欧


   

[短论]为三妹文章作个补充


   

——中国反对派远超苏联东欧


   

徐水良


   

2010-9-12


   
   三妹好文,特推荐。
   
   但三妹说苏联在极权统治的时候,出了一大批有自由思想独立意识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自由战士,可是中国没有。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所以这里特别作个补充。
   
   中国出的自由民主的战士,数量和质量,都已经远远超过苏联,比苏联多得多,也比苏联走得远,理论上比苏联先进和进步得多,质量和个人成就也大得多。中国自由主义者极度推崇、并且强调中国出不了的索尔仁尼琴,其实,如果不算外在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文学书籍,其内在品性,充其量不过相当于中国的王希哲,中国许多民主人士,其内在个人质量和进步程度,早已远远超过索尔仁尼琴。
   
   只不过,中国真正的自由民主人士,受到的压制比苏联大得多,尤其是混入反对派阵营,压制真正自由民主人士的中共地下势力特别强。中共早已把中国海内外狭义民运圈,变成由他们控制的沦陷区。他们鱼目混珠,扰乱国际国内视线,屏蔽真正的自由民主人士,捧抬假反对派,封杀真民主人士,不遗余力。结果,假货充斥,真货被掩埋,瓦釜雷鸣,黄钟毁弃。
   
   此外,因为在中国,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政治斗争和运动,一次又一次,规模巨大,因此,中国反对派都集中于政治斗争;不像苏联,及到垮台前,都没有很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和斗争,使苏联反对派不得不集中于个人著述。结果,苏联反对派出了不少个人著述,主要是文学著述;而中国的同类个人文学著述,虽然数量庞大,质量也不下于苏联,但基本上由思想上持有一定异议,但避开政治斗争残酷性,不参加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文艺人士来著述,这些人成为作家以后,后来又被中共吸收到体制内作家协会。结果,自然没有在国际上造成与苏联一样的作家和异议人士合一而引起的国际轰动效应。
   
   因为,中国的政治异议角色,早已被政治反对派占据;而政治反对派,其精力和时间,除了忙于民主政治运动,又被长期的监狱劳改所剥夺,余下的时间,他们不得不用于写政治和理论文章,来配合他们从事的政治运动,没有时间来写文学著作。
   
   而在重经济,轻理论的国际条件下,国际理论水平普遍不高,政治和理论著作,尤其是高档次的理论著作乏人问津,不可能产生文学作品的轰动效应。以笔者而言,笔者的新人本主义理论和意识科学理论,相当远地超前于世界,结果,虽然尽量写得通俗,但因为理论深度深,国内外一般学者,看都看不懂,读者数量有限,当然不可能产生轰动效应。
   
   另外,中共特别凶残;在中共内部,也没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的勇敢的开明派和民主派,这些开明派和民主派,敢于开放党禁,敢于站上坦克,发布命令,挡住军队政变。
   
   而在规模远远超过苏联819许多许多倍的89民运中,出了一个赵紫阳,却胆小如鼠,只敢躲在家里,不参与大屠杀的犯罪行为,独善其身;但放弃历史责任,放弃总书记职务应该担负的职务责任,不敢作任何反抗。这就造成苏联民众和反对派小规模反抗,获得胜利;中国反对派和民众,特大规模反抗,却遭到失败。
   
   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和国际上,造成远远超过苏联和东欧总和的中国真反对派,和规模远远超过苏联东欧总和许多倍的中国民主运动,却不如苏联东欧的假象,完全颠倒了客观的真实情况。
   
   顺便说,中国民主运动的名称,是笔者等为民主运动取的,是中国民运特有的。其它国家的反对派运动和异议人士,一般称为持不同政见者,不称民主运动。
   
   中国民主事业,其规模、壮烈程度和极端复杂性,远远超过苏联和东欧。
   
   
   

三妹在希望之声评论刘亚洲讲话和救党派


   
   
   2010年8月15日 星期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来到希望之声《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我是网络作家,笔名叫三妹,住在美国芝加哥。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关于刘亚洲中将在凤凰网发表的一篇旧作,叫《西部论》。最近这篇旧作给重新编写一下又发表在凤凰卫视的凤凰网上。这篇旧作有人说是十年前写的,有人说是六年前写的,就是大概是六到十年前写的。那么在发表这篇新编的时候他又加了一些话,其中有段话是很受海内外欢迎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那我就想分析他这段话,我们不应该对这段话抱有那么大的幻想。这段话实际上还有一些问题是经不起挑战的,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他第一个经不起挑战的地方就是他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说这段话,因为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这中间的“我们”就是指的党,刘亚洲也把自己包括在内。他讲:“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他认为这是赋予给我们党的使命,就是你们老百姓就等着,没有你们参与的份儿。他的态度和立场是这种。他这样说实际上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就可以深度思考一下,如果这是共产党的使命,我们就想问问:共产党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利制衡的共产党,它是这么一个一党独裁的政党,它能不能自我改革?它能不能靠自身的力量演变成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向说这些话的人提出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句话是很矛盾的,是说不明白的。
   
   他第二个经不起挑战的地方是这句话:“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这句话也经不起推敲。实际上二十年前东欧和苏联都经历了政治转型这个非常大的历史事件。历史已经证明共产极权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的前提是共产党及其极权政府必须先垮台,人民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这个都在东欧国家、苏联转型中都证明了这个论断。象苏联它也是共产党垮了以后人民才建立民主制度,东欧那些国家全是这种情况。所以刘亚洲实际这句话他是有漏洞的。他也知道,刘亚洲不是不知道这个情况,那么他就把中共极权改成了威权。实际上中共政府是个极权政府,他就说:“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他这样把极权统治改成威权统治实际上就是一个偷梁换柱的手法。中共政府他不是威权统治。我们都知道威权制度和极权制度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威权制度给民间社会一定的自由空间,民间可以自己办报,有民办报纸。比如说以前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它是一个威权制度,它不是极权制度。我们这方面的概念要搞清楚,因为共产党宣传的时候,在三、四十年代反国民党的时候它就说它是独裁统治什么什么的。虽然它也是独裁,但它是威权的独裁。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民间就有将近五百份的民办报纸在中国大陆。那时候我爷爷他自己就办报纸,还办通讯社,他那个报纸叫《小公报》,那是在三七年时候他就开始办这个报。那么在三七年前他还办过通讯社,叫《捷闻》通讯社。我奶奶她们也是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蒋介石,批评国民党政府。那是在三、四十年代,那时候民间就有这种言论的自由和新闻的自由,是有一定程度的,但不是全部开放。
   
   可是极权政府它的不同就在于它这一点自由完全不给你。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共产党刚建政的时候,陈云就说了句话说:我们要接受国民党的教训,国民党就是因为给了人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所以才丧失了政权,我们就要把人民的言论自由扼杀在摇篮中,一点都不能给,给了你政权就不稳定了。所以这个极权和威权的区别在这里。可是刘亚洲就把中共极权政府这个统治给它改成了威权政治,他就说“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这是他一个偷梁换柱的手法。他这么一换好像说我们总是批评对中共不能乞求说让它转型,那是与虎谋皮,这么一换他把虎好象换成猫啦,就避免了与虎谋皮的嫌疑了,好象中共就可以象猫一样乖乖就转型啦?这不可能,所以这个话还是一句空话,除了误导我看没有什么别的作用。刚才说到威权社会给民间一定的自由空间,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定的自由空间,这样就使得威权制度可以和平转型到民主制度,这是它跟极权制度不同的。极权制度不给民间一丝的媒体的自由空间,所以它没有不垮台而转型的先例呀。而威权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已经有很多先例啦,比如说台湾它就是从威权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的,还有南非也是从威权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威权它的统治也是比较残酷,也屠杀老百姓。比如说南非,老百姓抗议的时候政府也是有过屠杀,但是这个不能说明它不能和平转型,威权制度是可以和平转型的。你比如说南非它屠杀完了以后,民办的报纸马上就把屠杀的真相全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公布于世,对政府的恶行有一定的制衡的力量,有一定的监督力量。民间的自由媒体虽然少,但是它总是在制衡官方,所以官方和民间良性互动就有了可能性。这是威权制度能够和平转变成民主制度的一些具体的条件,但是极权制度不具备这些条件。有人会问,说那你认为极权制度不可能和平转变成民主制度,历史上也没有这个先例,那它也可以先给民间自由办报的自由呀,给一定的自由空间呀,这不就转成威权了吗?威权再转成民主?不会的,因为它只要一开放,一开这个口子它马上就垮台,因为极权制度它背的血债很多啦,比如说中共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只要它一开自由媒体这个口子,它很快就垮台,它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比如说戈尔巴乔夫他当初并不希望共产党垮台,只是想提倡透明度,给苏联民众一定的自由空间。他没想到就是给了这个,一下子苏联就垮了。这也就是共产党只有垮了以后才能转变成民主制度。
   
   第三个就是刘亚洲实际上他都是救党派,他们看出了共产党的问题,但是他们对共产党没有彻底的认识。我们知道在苏联极权统治的时候,出了一大批有自由思想独立意识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比如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古拉格群岛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还有一本书《不是单靠面包》作者杜金采夫,还有一本书《让历史来证明》这个作者叫梅德维捷夫,还有被西方誉为反共斗士的马克西莫夫,还有很多,出了一批这样的自由战士。可是中国没有,中国现在也没有出这么一大批有独立思想、有自由意识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很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还是为共产党说话,为他们着想。刘亚洲虽然说了一些要民主的话,但是还是站在党的位置上说话。
   
   实际上我的论断是这样,如果我们中国不具备当初苏联知识分子彻底否定共产党的思维,如果不具备只有共产党倒台才能建立民主制度的意识,那么空谈政治改革和民主它就没有实质意义。共产党一直在谈民主,它十四大的时候也说了要搞政治改革啦,十四大前就说要搞政治改革,十五大的时候又说要搞政治改革,十六大的时候又说搞政治改革,一直到十七大还在说,现在还在说。实际上就是让你老百姓老抱希望,等待。他们总有不同的人出来说,刘亚洲也出来说。如果不彻底否定中共,说这些话全是空话。所以我们在辨别一个人的话的时候,就要看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还是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说话。前些时候也出了什么辛子陵,也是说共产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最后他说我给共产党出三策共产党就能改了。他在香港也出了本书,叫什么“给共产党出三策”,他还答香港记者问,说“我们是救党派”。他自己就公开的这样说我们是救党派,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为共产党想计策,就是怕共产党你再不改革就倒台了,他本身的愿望是不愿共产党倒台。这样和我们海外这些自由人士是不同的,我们认为只有共产党倒台了人民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中国的民主才能建立,这里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在观察共产党内比较高层的人的讲话,还有国内这些知识分子,我在追踪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我也是从中共干部家庭出身,我对中共的认识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转变有这么一个过程。我和国内的一些高干也认识,我就感觉到国内的这些知识分子还有高层他们不具备自由思想,包括李慎之,这是中国一直捧的很高很高的,认为他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我和他很熟,我七岁就认识他,我小时候就和他住邻居,我和他的儿女都很熟,都是朋友,我经常去他家。我想说明这么一点,就是,如果李慎之都有局限性,那么其它知识分子是不是超过了他?是不是李锐、辛子陵、谢韬、杜光、杜导正这些人的思想超过了李慎之? 是不是他们都有了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我不这么认为,他们还是没有彻底否定中共。我不是说在海外要这些在国内的人公开的去否定中共,公开的去叫,我历来都是呼吁要不合作,就是采取像印度的甘地那样不合作行动。不合作行动就是说你不去替它所想,替它说话。一个是不合作,一个是可以沉默。可是我不认为这些人他们的思想真的那么彻底,他们还是在为中共着想,在为它说话。现在认为最开明的李慎之,我在八五年时候跟他接触过,去他们家跟他有过谈话,他那时候还跟我说:我不会反党的。到一九八九年中共屠杀 “六四”学生后,那时候我已经到海外了,我觉得他思想可能有所改变,但是到了一九九九年我看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我认为他的思想局限性还是非常大,他还是没有反党,他到死都相信马克思、恩格斯。他在《风雨苍黄五十年》当中还把恩格斯当作经典引用,而且还把邓小平的“渐进主义”、“稳定压倒一切”都加以肯定了。我认为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他杀人的一个借口啦,他“稳定压倒一切”就可以杀人,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啦。《风雨苍黄五十年》这是李慎之的代表作呀,国内捧的很厉害,海外也捧的很厉害。李慎之还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说:“江泽民为什么不以邓小平为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不得不让步的地方从新起步,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时候他对共产党还是有盼望、有幻想。实际上邓小平八九年杀人以后我们这种幻想都已经没有了,就是彻底否定中共。我提出李慎之来是想证明李锐和辛子陵,他们的思维没有能超过李慎之的。就是现在我看到国内,包括刘亚州、辛子陵这些人他们思想都有局限性。他们有些话可能有对的,但是根本上是有局限性的,都没有像苏联当初那一批知识分子、那些自由作家那样彻底否定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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