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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红牢囚徒

   
   
   
   中共不择手段地获得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主办权后,又不惜血本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二零零九年的主宾。
   

   身在德国的我第一年被迫抵制中共在德国的红色宣传,谴责德国之声的张丹红们违背记者的职业道德,为中共暴政涂脂抹粉;第二年当然也不能任由中共这个侵犯人权的冠军前来德国代表中国。
   
   为了与马列子孙唱对台戏,我在打了无数电话,写了无数电邮后,于十月十三号晚上赶去法兰克福,以便在第二天书展开门后能及时出现在三号展厅的一个模拟红牢中。
   
   这个由名为“支持受威胁族群”的国际人权组织租赁的展位只有四平米,一半是个用铜栅栏围起来的模拟牢房,顶端挂着一个黑底白字的木牌,上面用德文说明大陆目前有六十四位狱中写作者,另一半是用来摆放相关资料和签名声援的展台。在十八号书展结束的五天里我就在这四平米里度过了绝大部分时间,目的是告诉参观者:在中共的独裁专制下,中国是个大牢,居民没有人权和自由,谁要行使自由写作的人权便会遭到各种迫害,包括失去人身自由。
   
   真囚徒探望假囚徒
   
   我在法兰克福书展的红牢中,用笑脸迎接了无数陌生的参观者和来探监的同道,其中包括昔日的中共囚徒王容芬、热比娅夫妇和贝岭。
   
   在我眼里, 王容芬算是华人中的反共先驱。中共在大陆篡夺政权时,她还不到四岁,虽然她从小就被迫接受中共的毒害,但她却在二十岁时就发现毛泽东政权与希特勒政权的相似之处,并敢于直言不讳,以死抗争。王容芬应该是四九年后最先公开唾弃共产党的中华精英之一 ,她宣布退出共青团那年属于八九一代的我才刚刚落地。
   
   在中共用坦克镇压了柴玲们推动的中国民运后, 在社科院当副译审的王容芬便移居德国,而我其时刚开始在德国的留学生涯。但我是因抵制张丹红们的媚共言论才与王容芬等各界反共人士走到了一起。
   
   王容芬从二十岁到三十三岁都是在红牢里度过,经受了十三年的非人折磨。她出狱后还能著书立说,成家立业,表明她的素质非同一般。我难以想象我能经受得了红牢地煎熬,所以,我只敢躲在德国抵制红祸,声援大陆民众冲破红牢。
   
   王容芬在法兰克福书市开展第一天来看我时,还给我带来了自己烤的蛋糕。我这个假囚徒在假红牢中的生活与昔日的王容芬们和现在的清水君们的狱中生活岂能同日而语?绝对是个表演!
   
   热比娅夫妇则是在书展组织者等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来探红牢的。我和他们用汉语交流,他俩的汉语听起来很象德国人的汉语,让我乐不可支。
   
   热比娅夫妇分别被中共囚禁了六年(一九九九—二零零五)和八年(一九六九—一九七七)。热比娅的现任丈夫斯迪克(一九四四生)于六一年就读新疆大学,在文革时组织了维族反共组织,并于六八年五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要求自治,算是维族中的反共先锋。他的第一次婚姻因他入狱而破裂,但他却符合堪称巾帼英雄的热比娅对“爱的十个条件”。当热比娅在斯迪克出牢后慕名前去探望时,双方一见倾心,并于七八年排除各种困难而结成反共夫妻,一起为维族争取人权。
   
   后来,斯迪克因揭露真相,比如,指出红色歌手王洛宾盗用新疆民歌来拍中共马屁而遭到迫害,于九六年流亡美国。热比娅则因传递被中共隐瞒的信息于九九年八月被捕,在国际压力下,热比娅于零五年象贝岭一样被中共流放美国。
   
   热比娅来到美国仅四年就在中共的打压下名扬全球。她的人生经历和个人风范也确实很得人心。中共试图用热比娅在其迫害下的认错或用她孩子在压力下对妈妈的辱骂来损害热比娅的声誉,这只能折射出中共的可耻与邪恶。
   
   我很高兴能与各族精英齐聚法兰克福,共同声讨共产党对各族人民的迫害。
   
   
   最大的被威胁的民族
   
   
   在书展的五天里,我浅尝了红牢的苦头,体察了自由的可贵。五天里书展上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形形色色的人物,我因要坐牢,失去了好些难得的机会。
   
   不过,我毕竟是自由人,除听了王容芬和仲维光的讲演外,还赶去大纪元的展位与贝岭等一起迎接了新当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塔(Herta Müller)的到访,而她是专门到大纪元展位表示对遭受中共打压的独立媒体和写作者的支持。展位上因她的到来而挤得水泻不通,幸好置身媒体包围中的仲维光没有忘记叫我,否则,我没法挤到海塔身边与她握手,和她相见。
   
   我为书展准备的制服是件前面印着“天灭中共 退党保平安”,后面印着“不给中共陪葬 快快退出党团队”的红色体恤衫,我不敢独自去中共的地盘示众,于是请两个德国大汉穿上我准备的印着相同字样的白色体恤衫陪我去那儿走了一圈。我们走进主宾馆时,正好碰到莫言在朗诵他的地狱之旅……
   
   莫言算是中共这次热捧的名流,在王容芬发表了《莫言先生的两口锅》后, 我用德文撰写一篇长文,以揭露莫言乃红朝宦官文学的代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们很难看到这点,但把张艺谋、莫言等与艾未未、严正学等一比就能得出前者是甘愿被中共阉割的奴才。
   
   所以,我一有机会就表示,世界上最大的被威胁的民族不是藏族,也不是维族,而是汉族。别的不说,就说大多数藏人和维人都意识到了他们所受的迫害,并且一直在奋起反抗,而汉人中却有太多的莫言们至今还在为中共抬轿。莫言用中共赤化的汉语写着张扬色情与暴力的下流作品,却被红色媒体及其变异文人捧成诺奖候选人,真是可悲可叹!
   
   在书展的最后一天,支持受威胁族群组织了一场热比娅夫妇, 策旺诺布和我参与的三族座谈会,在他们分别讲述了维族与藏族遭受的红祸后,我又再次强调中共不是中国,而是霸占中国的共匪,自从共产主义魔鬼入侵中国以来,已经有四代汉人奋起反抗,我属第四代。在小我八岁的清水君被绑架后,我觉得我有义务声援受迫害的同行和同胞,大陆作家不敢触及的话题比如法轮功,便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话题。说到此时,全场一片掌声。
   
   我相信打动异族听众的是反共的独立作家,而不是在书展开幕式上宣读党八股的笔杆子铁凝与莫言。德国一则报道梅克尔总理揭开书展开幕式的电视新闻也用了采访我的镜头和访谈片断:我正在嘲笑共党极权过去破坏中国文化,现在又盗用中国文化。
   
   中共代表团有上百个作家,他们无论从人数还是在书展的占地面积都大大地超过了我们,但我们的努力肯定让几十万参观者及其各国媒体获知中共暴政下的大陆人民没有自由的现实。
   
   而在书展上真正的红牢囚徒不是我,而是莫言、铁凝等被剥夺了精神自由而不自知的红色笔杆子。
   
   澳洲中文杂志《新天地》首发
(2010/09/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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