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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与实在

精明与实在
   
   ——熊飞骏
   (一)
   我是一个湖北人,湖北人的“精明”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是妇孺皆知的,故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一说。可湖北人“精明”的果实是什么呢?

   在深圳新华社干记者的那段日子里,我得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深圳各阶层的人士,我发现当老板的有很多东北人和山东人,湖北人则很少。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东北人和山东人是“实在”的;湖北人则是“精明”的。
   如果说当老板的湖北人很少,拉广告和卖书的湖北人则有很多,众所周知拉广告和卖书在都市大多是骗人的行当。你若是在盛夏的大街上碰见一个衣装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领带打出水平,头发光可鉴人,手里拎着一个样式很考究公文包的“体面人士”,不用问十之八九是拉广告或卖书的。如果你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湖北人,有兴趣多认识几个老乡,你不妨迎上去和这些“体面人士”套近乎,十有八九能如愿以偿。
   中国最早的“第一村”不是“南街村”和“华西村”,而是宝安“万丰村”。我从小就有造福桑梓的志向,总在寻找机会为家乡父老干点实事。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劳务市场供过于求,自然而然就想到利用记者的影响为家乡民工找点事作。有次去万丰村采访,试探性向一村干部提及此事,没想到对方慷慨应承下来:“你大记者介绍来的人,自然不会让你的面子下不来,不看僧面看佛面,只要不是湖北人,就是有点低智我们也会考虑。”
   对方的话音刚落地,我的面子就下不来了……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湖北人和山东人是“精明”与“实在”的两大典型。精明与实在谁个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我们只消看看湖北、山东的历史和今天就可找到答案。
   一个世纪以前,湖北是中国最发达的省份,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繁华都市,是中国的第一大重工业基地。那时中国自制的近代化武器绝大部分都是汉阳兵工厂出产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并最终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湖北的雄厚经济实力作后盾。那时的革命党只有两千多名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乌合之众,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则是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且数量占有十倍以上的压倒优势,可革命党居然顶住了政府军的攻势,根本的原因不是革命党赢得了民心,那时的民心依旧是向着皇帝的;而是革命党手中的武器比政府军更为优越之故。假设辛亥首义不是发生在经济实力雄厚的湖北;而是发生在义和团曾经得过势的山西或山东,就算革命党在起义之初占领了省会太原、济南,也没有力量抗击政府军的进攻,因此也不可能在全国各地引发连锁式的反清起义,清政府也不可能那么快地寿终正寝。
   相比之下,一百年前的山东是无法和湖北相比的,除了德国租借的青岛外,山东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近代工业,省会济南和武汉的差距就象赤道和南极那样巨大。
   在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里,实在的人容易吃亏,精明的人则容易占便宜,山东人的实在和湖北人的精明也是不争的事实,按理湖北人前进的步伐应该比山东更快,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会进一步拉大两省间本已不小的差距。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今天的山东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已跃进到中国经济的龙头“沿海经济圈”之列;湖北则划入需要扶持和带动的“内地经济圈”。尽管湖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声嘶力竭地高呼要“中部崛起”,可十年过去了依旧没有崛起的任何迹象,山东和湖北的经济地位在一百年间发生了悲剧性的倒转。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反常的景象呢?
   我们只消看一看两省在公路上设“卡”的数量就可找到答案。
   我工作之余喜欢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因此对公路上设置的“收费站”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设施有很深的印象。在山东除了收费高速公路外,你在车上连续奔驰几个小时也难得碰到一处“收费站”;湖北的“收费站”则沿路开花,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坐在车上才经一个收费站,不出一个小时车窗外又赫然现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醒目大字……
   我的家乡人真个太“精明”了,赚钱的点子可谓花样翻新,绝不会放过“做无本生意”和“赚快活钱”的机会,因此也舍得在收“买路钱”上花大气力。我的家乡是中国闻名的贫困小县,却在进出县城的西、南两个出口设置了两处“收费站”。
   可依靠收“买路钱”这样的鬼把戏能实现“经济腾飞”和“中部崛起”吗?
   不能!!!
   湖北依旧是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涵义大同小异。
   当山东人在收获“实在”结出的丰硕果实时;湖北人则为“精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
   现在我们把眼光从湖北、山东投向更为遥远的世界。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中国人的“精明”是有口皆碑的;德国人的“实在”则无人能出其右。
   下面有必要陈述两则德国人“实在”的故事:
   南非的“德塞公园”是在国际上招标建设的,中标的是一家德国设计院。当时就有非议,建成后市民们更不满意,能找出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后来南非人再建公园时就不用外国人了。上世纪70年代,南非人自己动手,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公园———“克克娜公园”。没想到两年后南非人的看法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在雨季到来时,克克娜公园被大水所淹,而德塞公园却没有一点雨水的痕迹。德国人不但为整个公园建了下水,还把地基垫高了两尺。这是当初人们不能理解的地方,直到大水到来,人们才为此感到惊奇。
     克克娜公园在举行集会时,秀丽的公园大门因为过小,造成了安全事故;这时人们才想到德塞公园大门的宽敞方便;而当时人们对德塞公园大门的过大给予了批评,认为它有点“傻气”。
     炎热的夏季,克克娜公园遮阳的地方太少,所谓的凉亭子只是花架子,容纳不了多少人。而德塞公园纳凉的亭子,因为棚檐宽大,能容纳许多人。
     几年后,克克娜公园的石板地磨损严重,不得不翻修。而德塞公园的石板地却坚如磐石,雨后如新。而当初因为德塞公园的石板路投资过高,南非人差点叫德方停工。当时的德国人非常固执,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做法,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当地人曾一度认为,德国人太死板、太愚笨。
     现在看来,德国人是对的。
     德国人在设计时,考虑到了南非的方方面面,包括天气与季节,地理与环境。而南非人自己却没有顾及这些。
   德塞公园建完后,多少年没有变样,而克克娜公园总要修修补补,已经花掉了建德塞公园两倍以上的钱。为此,南非同行曾问德国同行,你们怎么会那么“精明”?德国人回答,我们只是一个“实在”,并非“精明”,精明的倒是你们南非人。
   …………
   一位德国司机载中国游客去参观一处二战遗迹,看到一座被炸掉了大半截的建筑物,就问司机是谁干的,对方回答说:
   “是英国人干的!不过这不能怪他们,是我们先飞过去炸他们的!”
   司机的回答令中国人大感意外。
   …………
   德国人的实在不但体现在工作做事上;还体现在勇于承担责任和直面自身错误上。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不犯错的,做了错事不要紧,关键是要勇于承认错误,这样就不会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也不会和错误的伤害者结下久远的深仇大恨。
   值得深思的是:德国司机没有把二战时的错误一古脑儿地推给希特勒和纳粹党身上,而是认为当初希特勒干的也有自己一份,因此才用“我们”一词代替希特勒,事实上整个参观过程司机都没有提及希特勒和纳粹党这个名词。
   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的做法就和德国人相差太远了。
   众所周知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出动正规军,且不惜和义和团邪教暴民联手,率先在中国境内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外国侨民、传教士、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且屠杀手段备极残酷;同时围攻外国使馆,在一个晚上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为了营救被围困的使馆人员和传教士,也为了回应中国政府的“宣战”,西方世界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对北中国实施报复性的攻击,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平民……
   假设“庚子事变”发生在德国,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庚子事变纪念馆”,看到上百万在事变中罹难的德国人名单,询问是谁杀了他们时,德国人会这样回答:
   “是八国联军干的,不过是我们先杀他们的。我们的屠刀主要对准他们的平民;他们的屠刀则主要对准军队和义和团暴民。”
   下面再来看看我们是怎样看待“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吧: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一直把“义和团运动”讴歌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甚至于连名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里也用大量的篇幅讴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英勇事迹”(见武汉大学自编教材《中国近代史八十年》)。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民族仍没有勇气直面一百年前犯下的那个“世纪错误”,就算有所认识也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慈禧太后身上;而不能勇敢的反思我们自己身上潜藏的那种盲目仇外倾向;我们依旧在否定慈禧太后的同时认同“义和团”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北约战机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和馆舍的毁坏,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重大事件,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本人当时也义愤填膺,认为美军简止不能算人,并为此绝食两天。“已所不欲者,勿施与人”,那时我们可曾有人想过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对许多国家也曾干下了远远超过轰炸南联盟使馆那样的暴行?
   中国人太“精明”了,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也曾对他人犯下了“暴行”,对自己的错误百般辩解,实在辩解不了就找一个“替罪羊”为所有的错误顶缸。结果我们无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样的错误,“义和团”式的错误我们在文革时期又重犯了一次,其规模和危害又远远超过“义和团”。义和团时期我们残害的目标主要对准外国人;文革则主要对准自己人,并且主要对准自己的精英人物。
   文革时期有多少中国人犯下了“反文明罪”和“反人类罪”?事后又有多少人反思过自己的罪行?难道把所有的罪行都推给林彪四人帮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林彪四人帮是无庸置疑的罪魁祸首,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其他人就没有明里暗里做他们的“帮凶”吗?“帮凶”就不应该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吗?
   
   (三)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精明”与“实在”谁个更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呢?
   德国的历史和今天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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