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因8篇文章被非法冠以“煽动颠覆政权罪”，二度身陷牢狱，服刑三载。因此，我对中国异见人士的监禁生活，有着痛切骨髓的深刻体验。对深陷难狱的人来说，最难熬的，就是中秋那一轮明月挂在铁窗角上的时候。当时，我面对高墙铁窗，联想到千家万户举杯共饮，同庆团圆节，而中国异见人士却家残情缺，亲人只能以泪洗面，不禁独怆窗前，蓬发望月，负枷而就，写下《中秋难吟》一诗：
   
    镣铐哗啦中秋难，
    几家离愁几家全。
    铁窗寒影望明月，

    蓬发皱面仰苍天。
    文章正气酿冤狱，
    思想自由成罪犯。
    囚诗一首念家友，
    祈祷天下同团圆。
   
    在我的意识里，中华民族没有节庆日，只有国殇日，那就是每年“六四”国难当头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的心脏，淌过多少爱国学生的鲜血。当年段祺瑞镇压过几个学生，终生吃斋念佛，忏悔不已；而当今的统治者，至死都在坚持“镇压有功”论。面对如此现实，中国异见人士哪里还有“团圆节”？
   
    本来中秋节，这是中华民族不分阶级、不分政见，共同的传统节日。这一天，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名诗。这一天对中国异见人士来说，就是一个折磨人的守难日。我大半生来，多次体验过那种凄凉与悲哀——几多欢乐几多愁？囚徒的愁，不仅是思家的愁，更是自责由于自己的受难而给父母子妻带来的内心痛苦。大墙内外的当事人，都在这样的“中国愁”中折磨着。
   
    在这个国家里，共产政治集团意识形态的先天性，决定了它始终无法摆脱敌对思维之困，一定要激化社会矛盾，制造革命对象，把一切异见人士都变为敌对分子来镇压。今天中共刻意强调的所谓“红色记忆”，就是不断地要制造出一种“敌对势力”，并与其斗争的记忆。反对他们的是“敌对势力”，如“反革命”；批评他们的是“敌对势力”，如“右派”；甚至，他们内部的不同见解也是“敌对势力”，如“走资派”。一句话，凡是崇尚自由或有政治异见的，就都是“敌对势力”。毛泽东时代镇反、反右、文革无不如此。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似乎要超越敌对意识形态。但从镇压“民主墙”到“六四”开枪，从废贬胡耀邦到罢免赵紫阳，邓小平时代又何时停止过生产“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
   
    从1979年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 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可见“敌对势力”的意识是渗透他们的骨髓的。江泽民时代要“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似乎模糊了阶级分野。然而，他不仅主导镇压“98民运小阳春”，视温和、中性的知识分子组织“中发联”为非法，将致力于和平、理性、公开活动，不挑战中共执政地位的民主党视为敌对势力，且把崇尚真、善、忍的“法轮功”众多善男信女视为洪水猛兽，全国围剿。更有甚者，即使“中华养生功”也不能幸免。
   
    江泽民在内部讲话《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中赤裸裸地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等向我们发难。他们还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 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局并未改变其排斥异已、敌视自由，不断加工“敌对势力”的政治指导意识。
   
    如今，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又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看来似乎是对着否定敌对意识和斗争哲学来的。但事实上，今天我们依然经验的是相继抓捕、审判民间异议人士与民间维权领袖。记得，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中都存在一些需要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由此可见，“对敌斗争”依然是今日中共当局内心的头等大事。
   
    在任何从“选票箱”里诞生的民主法制社会里，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敌人。“敌人”本来就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然而在共产党的主观世界里，敌人无处不有，“敌对势力”无处不在的，而且“长期存在”，国际上有，国内也有，中共通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这种提法至今未改，而且划定的范围越来越广：如今甚至连用中共现行“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者，也被划为“敌对势力”，如陈光诚、高智晟、郭飞雄等被判刑。
   
    中共意识里的“敌人”和“敌对势力”，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资本运动的世界性扩张，和在这个过程中所建立起的普世价值观，以及通向自由天性的人类“类”向往所支配的一切文化事实；或者说，共产党视之为的“敌人”和“敌对势力”，就是真正代表、体现了资本世界扩张的自然规律，和按市场法则建立起的财富创造与分配秩序，以及公民普选、权力制衡和体现人性自由发展制度的社会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存在，必然要与天生具有“阶级敌对”意识，要没收一切私有权利与自由的共产文化世界，每日每时发生着冲突。
   
    当今社会，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已经把世界变为一个国界开放、主权淡化、阶级分野模糊、敌我阵线崩溃的双赢、合作时代。然而，要与世俱进的中共，尽管已被迫接纳了这种无可力转的资本化中国的事实，但其骨子里却始终在敌视由此而带来的普世价值观的冲击，至今都受制于“简单、直线、对立”的思维方法，采用对抗性的思维定式，刻意划分敌友势力范围，不断把一切异己的力量，假想、加工成“敌人”和敌对势力。
   
    今日中国，正在唱响“和谐社会主旋律”，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保障公民的“表达权”。 温家宝更是在口头上认可普世价值观。但在普世价值观看来，不同政见、反对派、反对党是民主政治的标志之一，如今已经成为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在现代社会，容忍政治异见和异见团体与组织的存在，应是一种国家设计的制度安排，而民众反对政府，反对官员，提出不同政见，更是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当下中国社会不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异议人士”力量还不够强大，缺乏一大批不依附党派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承担建设性反对派的角色。詹姆斯•M•伯恩斯在《民治政府》一书中写道：“对一个民主制度的根本检验是被官方承认的反对派的合法存在。民主的本质是不仅承认持有相反观点的自由组织存在的必要， 而且还积极鼓励这种组织。政治表达和不同政见是民主的根本，为了使还未被承认的真知灼见有表达的机会，甚至有胡说八道的自由。”
   
    在当今世界上，“异议人士”已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任何国家的进步，都离不开“异议人士”的参与。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时代。一种正常的社会、发展的时代、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批判，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近些年来，中国的“异议人士”，多是以个体形式出现，抗争往往也都采取和平的形式，只是凭借手中的笔，发表一些不同政见的言论，最多也不过是诉诸法律推动维权。然而，始终在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执政当局，仍不放弃仇恨“异议人士”的立场，至今都视持不同政见是“麻烦制造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等等，而大兴文字冤狱。可见中国“异议人士”处境的艰难。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的国家，先后逮捕审判了杨天水、许万平、师涛、郑贻春、力虹、张林、陈树庆、郭起真、高智晟、严正学、胡佳、刘晓波、郭泉、黄琦、谭作人等一批思想犯，这个名单如今还在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不断加长，“中秋难吟”代代相传，继续验证着在这个极不正常的国家里，异见人士成为执政者维系“中国特色”秩序稳定的牺牲品。正如《零八宪章》签署人徐友渔先生所言：“有人想把中国的合法公民变成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臣民，妄图强加给他们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国忠诚的儿女打成国家的敌人。”长期以来，中国异见人士始终没有“团圆节”的事实，再次启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执政者隐藏在“和谐社会”理念背后的敌对意识依然如昨。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还高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而今年6月28日，四川政治异见人士刘贤斌又被冠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7日后正式逮捕。刘贤斌先生因言获罪出狱刚一年，又仅仅因为写了几篇文章，就再度失去了自由，今天正面临审判。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他的家庭与我们整个国家面临“团圆节”的一个悲剧。由此看来，只要中国政府的监狱里还关押“异议人士”，中国社会就根本没有民主可言。中国执政当局对待“异议人士”的态度，就是检验这个政府是否有政治改革诚意的最好试金石。
   
    中国的异见人士，有太多的苦难，从 2001年秋，我被“因言治罪”日算起，我的政治冤案已历时9年有余，如今出狱也已度过了政治剥权5年而刑满“释放”了。眼下市场上又开始营销月饼，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日子是狱中异见人士最难熬的时刻。想起那些还在牢狱之中蒙冤负屈、深受磨难、不见天日的中国异见人士，和他们的家人相思煎熬、难得团圆，故而触景生情，不免潸然，故借此文，以表牵挂。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2010/09/24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