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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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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余秋雨教授“教市长怎么做人”

庄晓斌 有感于余秋雨教授“教市长怎么做人”
   
   我这个人肠胃特好,既使是不经意间吞咽下去一只苍蝇,也不至于翻肠倒胃地呕吐不止。
   这些年,几乎“从未认真读过一本书”,但却常在网络博客中“左顾右盼,搔首踌躇”。
   虽然也是从“小学开始作文”,坎坎坷坷地把玩文字几十年,“可能仅仅是为了表示自己还有一点点文化和一点点文化关怀。”既或是被人们认可为作家,也只好在作家前面冠以“囚犯”二字以昭示身份低微,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几年前有幸被招募到某知名杂志社做了编辑,现今也濒临末位淘汰的边缘,时常为“如何活下去”而战战兢兢。

   春节一个人在武汉,无聊间浏览名家博客,有幸欣赏到余秋雨教授答郑渊洁先生有关立牌坊的一篇妙文。我迟钝的目光看到如下的一段文字时:“……后来我去某个城市讲学,那里的市长看见我就说,余教授,是你教会了我们做人……”肠胃瞬间痉挛起来,这世间难道有比吞咽苍蝇还令人恶心的秽物吗?余秋雨教授曾是我异常敬重的一位作家,他的才气和风度,不但能博得黄梅戏皇后马兰的芳心,也曾令戴着镣铐向文学山峰攀登的我由衷地崇拜。8年前,在北大精英余杰向余教授发难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余杰,你为何要求忏悔》的声援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余教授当然也不会看到。但有此例为证,天地明鉴我钦佩的虔诚。而今,我的偶像作家为何又让我恶心了呢?
   通览全篇妙文,令我翻肠倒胃的何止这一段话。信手“剽窃”几段来,令与我一样肠胃特棒的读者也恶心恶心。
   “牌坊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存在,端庄厚重。我久久凝视,五千年的博大文化在我胸中吐纳。但是,现在已经不能私立牌坊了。所以郑先生的假设并不存在……”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说过,中国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一大特点和缺憾就是虚伪,在中青赛上,很多歌手回答问题就很虚伪。我对他们说,你回答问题,哪怕你说的不好,但只要是表达你自己的想法,我都可以给你高分。”
   “现在中国人普遍的一种在言语构造中所表现出来的下意识的习惯性虚伪,我的做人做学问立场一向是“真”。连起来也就是“真虚伪”
   “让我欣慰的是,我的“真”系列图书,得到了读者的喜欢。关于我的版税,我想说的是,第一本书,我其实拿的是稿费。后来多少次的加印,都和我没有关系。后来为了符合我作家的身份,我的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韩寒也在那里出版,他的版税是百分之十二,而我的版税一直是百分之一点二。马兰和我都觉得,能让读者喜欢,已是我最大的荣幸。我将我让出的版税点折合为便宜的书价,是读者受到优惠。比如我的《霜冷长河》,如果我没有让出我的版税,这样一本文学和史学交汇的巨作,定价将势必超过一百元。虽然我的书超过一百元一本,对销量也没什么影响。但是,为了让中国文化能够普及,我还是这样做了。”
   “郑先生可能因为没有受过大学的教育,所以对于计算不甚精通。郑先生的童话,我隔壁邻居的孙女非常喜欢。我们的受众群并不一样,我的受众群是隔壁邻居孙女他妈和他妈的老公。一位已经退休的国家的部级干部曾经对我说,余教授,以前我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写的这样的好看耐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郑先生是在写童话,而我是在写神话。”
   “我的心愿一直是能够普及中国的文化。让我胸中所吐纳出的感受,为我的读者所分享。我也将一直这样做,这样普及文化,一直普及到普吉岛。
   
    就此搁笔。
    忘了写一句,再次提笔
   
    谢谢。
    再搁笔。
    余秋雨
    12月22日于北京秋雨楼爱兰书房”
   余教授的全篇妙文共有957字,在此已经被我“剽窃”了825字,对信誓旦旦标榜自己做人做学问立场一向是“真”的余教授,我当然不能偏执到像一个年轻朋友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每一个字都可疑》,但是在这825字中,我看到的却是和“真”完全相悖的蕴意。领略了秋雨教授的另一种“大气和凛然”,一阵寒心彻骨的悲凉袭上心头,对自己曾经视为朗星明月般的偶像作家陨落尘埃,庸俗到了不惜自我吹捧的地步,其不知天高地厚的程度,岂是狂妄的北大精英余杰之辈可能望其项背的。在我浅薄的记忆中,“一本文学和史学交汇的巨作”或恐还没有什么作家能够创作出来,即使有些肉麻的粉丝,对有成就的作家常有过誉之辞,但那都是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把自己的嘴当成了替自己传道扬名的话筒,被中国人崇尚到等同于神的至圣先师孔老二和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也绝无此例。英国人说:“宁可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这对文学大师的褒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但是莎士比亚也没有因崇拜者的狂热而把自己装扮成英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人。而余教授却巧妙地借“一位已经退休的国家的部级干部”达到了自己“独上高楼”,身在文坛之颠而“一览群山小”的目的。
   这位“已经退休的国家的部级干部曾经对余秋雨说,余教授,以前我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写的这样的好看耐看。”我们不去考究这个对话是不是余教授自己杜撰的。只是在内心里祈祷:上帝啊!这个退休的国家的部级干部可千万不能是文化部的部长啊!否则,在余秋雨石破天惊地问世之前,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岂不都是不“好看耐看”的垃圾了?余教授自鸣得意地把这样的话写在自己的妙文里,他究竟要透露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这也许就是余秋雨“做人做学问立场一向是“真”的表露吧?秋雨教授的“心愿一直是能够普及中国的文化。让胸中所吐纳出的感受,为读者所分享。余也将一直这样做,这样普及文化,一直普及到普吉岛”我学识浅薄,虽然在小学就学过地理,但一直不知道普吉岛在天涯海角的什么位置,但是我觉得如果让余秋雨教授的吐纳,真的普及到那个似乎尚在蒙昧中的普吉岛(那个岛上居住的可能并不是中国人,也许是黑人,印地安人和吉普赛人),灿烂的中华文明也不会在那里发扬广大。而只能使虚伪和做作在那里变种。
   在那篇妙文里,余教授骄傲地嘲弄:“郑先生可能因为没有受过大学的教育,所以对于计算不甚精通。郑先生的童话,我隔壁邻居的孙女非常喜欢。我们的受众群并不一样,我的受众群是隔壁邻居孙女他妈和他妈的老公。所以,从某种意义上,郑先生是在写童话,而我是在写神话。”
   也许是我虽然写过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但也从来没有迈进大学的门坎的缘故,我对余教授把学历也当做尖刻的利刃的话语就感到异常刺耳。人们知道,幼儿园里都在教数学,市场上卖菜的大妈可能连启蒙学校的门坎也没有迈进过,但计算起菜价并不费难。说句也很刻薄的话,余教授所谓的“文化精品”的价值比市场那些已经蔫巴了的罗卜、白菜并不贵重许多,难道余教授竟会自恋到“自己的孩子是孩子,别人的孩子都是王八蛋”的程度么?
   郑渊洁先生的童话是给邻居孙女看的,而大家手笔的余教授所谓的“文化精品”是给“隔壁邻居孙女他妈和他妈的老公”来陶冶情操的。稍有常识的作家都知道,一部作品的读者群的年龄、学历、社会地位和欣赏阅读水平等诸多外在因素与作品本身究竟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并没有截然可判的关系。伊索寓言和格林童话是邻居孙女类的小读者们喜欢看的,难道能说伊索寓言和格林童话就因此非常浅薄吗?在某种意义上说,给邻居孙女类的小读者们看的作品,该是更清纯更没有污染的好作品,因为一颗玲珑剔透的童心沾染不得污秽的垃圾。而“孙女他妈和他妈的老公”就不一样了,有丰富阅历的余教授应该知道,街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性用品商店正是以孙女他妈和他妈的老公为受众群的。一向自诩高洁的余教授在不经意间就把自己作品的受众群和开性用品商店的老板类同了。当然我们所尊敬的余教授绝对不会自贬到毫无原则的程度,这是一种尴尬也是一种巧合,这恐怕是余教授妙笔生花的时候未曾想到的。
   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以谦谦君子为面具的余教授竟然大言不惭地声称:“郑先生是在写童话,而我是在写神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比较写童话和写神话的作家究竟那个更可尊贵。但是,我知道写神话的大师级作家当属吴承恩,他给我们留下的神话作品不仅被读者们奉为经典、广为流传,而且这部作品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都能让任何受过大学教育的计算天才难于统计。吴承恩如果有幸在今天收取版税的话,即使是把版税的比率标定在比余教授的版税百分之一点二高一百倍,让吴承恩老先生收个万分之一点二吧,这个收益也是不得了的。吴老先生可以在皇城里购置一百处“秋雨楼爱兰书房”,恐怕还有闲钱用来养养八哥斗斗蛐蛐。
   其实,作家对人类的贡献是不可以用金钱做标码来判评的。搞什么作家富豪榜的排名是一种红眼病的无聊。著作等身的文化垃圾即使得到了天文数字的版税,这种钱也只配去建火葬馆和厕所。我过去在一篇杂文里曾经这样写过:“几千年来,那些学必高雅,食不厌精的大学人把读者们的思想和灵魂,都当成厕所了。再腐朽,再肮脏的文字,都向着读者宣泄。这些大作家有出恭的舒畅,而我们可怜的读者们清扫已应接不暇,我们还有虔诚对这些所谓的大师级作家顶礼膜拜么?”作家对人类的贡献应该是留下真诚而深刻的思想,顾城的一句诗:“黑夜给我了黑色的眼睛”,足以使他无愧成为当今之世顶尖的诗人之一。
   余秋雨教授能潇洒到为了续写“谢谢”两个字再次提起生花妙笔,其把玩文字的功底着实令人由衷钦佩,然而,就像一个陷入情网的花心男人,握住细腻的纤手,眼睛却瞟着那诱人的酥胸,吻着香甜的柔舌,心里却想到那红太阳永远照不到的地方一样。余教授的轻蔑之态昭然若揭,有那个还能相信这“谢谢”二字的真诚呢?
   对余教授这篇957字的妙文,我已经用了6个小时的时间,絮絮叨叨地敲出4000字了,但是把我特好的肠胃招惹得痉挛的那句话还没有鞭笞。既然自认为手中的狼毫就是一条裹着铁刺的鞭子,只好玩把余教授耍过的花拳,搁笔再提笔思辨一下尊贵的余教授怎样去教化市长怎么做人了。
   首先市长一定是人,而且一定是个优秀的人才,不然他怎么可以当或曾是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城市的父母官呢?(我猜想能邀请余教授去讲学的城市当不是边陲的县级小市)可这位市长竟然说:“余教授,是你教会了我们做人……”,这岂不是说这位父母官在没有拜读余教授的文化精品之前,他竟不知道怎么做人?我想,一个市长不知道怎么做人,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悲哀,这是一座城市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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