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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启示录(2010/09)

逃往瓦朗纳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启示录

   李炜光

   ------------------精华摘录:

   在任何社会中,财政、税收都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然后,它才是一个经济问题 。

   如果不是发生民众暴动,法国完全可以向英国那样逐步地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度,走上宪政之路。但遭受封建压迫剥削太久的法国人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了,他们把百年仇恨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全部倾泻到了可怜的路易十六的头上。

   一个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社会大转折,就像一辆巨大的载重车,要调过头来必须十分谨慎,这个过程需要智慧,需要理性,需要妥协,唯独不需要俱乐部的鼓动和街头的暴力行为。而一旦不幸革命爆发,便不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人死“够”了才算完成整个过程。

   仅仅依靠强力维持的社会稳定,不仅将法国向宪政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机会断送了,更严重的是,它使法国社会深深地植入了未来社会大动荡的隐患。

   君主专制制度制造了一个超级庞大的政府,人民不得不用有限的资源去填补这个巨大的无底洞,由此形成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和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

   政府在所征税额不断增加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却在不断下降,成为政府日后无法摆脱的财政负担。

   由于没有向真正的有钱人贵族和教士等级征税,也由于专制君主的穷兵黩武造成过大财政开支,政府因此而入不敷出 。

   在旧制度下,国王的财政资源配置的权力是无限的,他把国家财政当作私产,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钱用到哪里是他自己的事,旁人无权说三道四,这也是无限政府的表象之一。

   君主专制政府的赋税征收缺乏正义和平等,是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引发革命的根源。

   在政府的赋税征收额不断增长的同时,承担这些赋税的人数却不断下降,维持无限政府庞大国家财政需要的税收负担便全部落在第三等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了,出现了富人免税而穷人纳税的情况:“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于是,在已经存在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项更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 ”。

   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赋税负担的不平等,他们因此而产生的严重阶级对立,是导致资产阶级对君主专制政府不满,在大革命中毫不犹豫地起来“造反”,推翻君主专制政权的原因。

   免税特权的产生,是专制的孪生毒瘤,“是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 ,它一旦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安排,这样的社会离衰落就不会远了。

   当人们的赋税负担与他人不能平等,不能充分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必然对这个制度产生仇恨,此时的人们要么选择继续忍受赋税的不公正,要么起来反抗,在法国,“有一种激情更深更远,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止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 ”

   君主专制政府的赋税体制存在着致命的弊端,赋税征收缺乏制约,制度分散而无序,徭役征发随意性极强,导致民众特别是农民因税负超重而日益贫困化,激发了平民特别是农民的反抗意识,加剧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成为未来社会动荡的祸因。

   旧制度政府“在那些高踞于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农民不断遭到逮捕,无论是在服徭役,服军役,行乞,治安,还是在这样那样的场合。”

   君主专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特权者通过赋役持续地剥削农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残酷地压迫农民,这是农民阶级最终选择支持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一旦革命风暴骤起,那个被他们一直看不起的农民阶级决不会轻饶他们,必将成为旧制度的埋葬人。

   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证明旧制度还有生命力,历史造成的苦难并没有消除,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对立,农民阶级与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仍然处于极为严重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充满了各种激烈的矛盾,危机仍然一触即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确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制度的仇恨在增长。

   与一切专制统治者一样,他(路易十六)总是把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看作是一种“小危机”,他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诸如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唯独不愿意听取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见,而是企图通过财政、赋税体制的修补来克服那个“大危机”。实际上,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毫无认识。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问题取次要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对于解救危机无济于事,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在他的改革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这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已经“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

   政治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来自于相对剥夺,或者说,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地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觉到尚有其它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感觉却更加敏锐。

   革命前的20年里法国政府变得过分活跃,连连发起从未有过的各种事业,成为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会上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为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财政管理不善在过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迹”之一,是从来就有的老问题,但现在却正在成为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一方面是民众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地刺激这种狂热,可是又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想设法把它扑灭,最后,终于熊熊大火烧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专制政权就是这样从两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毁灭。

   路易十六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没有财政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未能进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财政看作是纯技术问题,进行的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也就是说,他把财政问题看“小”了,在启动改革后,只是把眼光盯在解决财政收入来源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期望通过局部矛盾关系的调整解决全局性的问题,这种局限性极大的改革在一个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精神已经有所觉醒、社会矛盾已经急剧激化的社会里,只能带来经济状况的暂时改善,却无法拯救旧制度,甚至会引发革命,加速旧制度的灭亡。事后看,召开三级会议在为第三等级提供机会的同时,也还是为路易十六进行基本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机会,而且这机会稍纵即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果他能够能够以更高的视点观察判断所面对的形势,顺水推舟,适时地把财政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贵族诸多特权方面采取一些实质性的作为,更加主动地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制度改革的会议,“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 ”,法国将会顺利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剧性的结局。实际上,一直到改革失败前的最后时刻,历史仍然在给他机会。然而,当他看到随着第三等级来凡尔赛开会的代表而汹涌而来的、聚集在王宫外的人群,并没有坚持他最初的改革设想,而是本能地在一切决定中将恢复秩序和稳定作为第一考量,在犹豫不定中错过了这一丝丝的机会。“从最初的时刻起,善良但却令人失望、软弱的路易十六就被证明无力扮演大革命中要他成为一个立宪君主的角色” 。当一切上层建筑改革的资源全部丧失掉的时候, 剩下的,便只有暴力革命了。

   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治不过就是决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资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会机制” 。财政、税收不仅是由国家政体的性质决定的,而且还是由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政体形式决定的,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治的形成等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所有大事都密切相连。向谁收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界定,税收、预算权如何分配,如何决策,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根本就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革新,而“这些都不是纳税人簿记上改个科目、把几种费合为一种税的小打小闹,而是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大问题。 ”当年路易十六就是因为看不到财政问题之“大”,不具备解决大问题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败,所以大革命才会发生。这条经验极其重要,对于那些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改革来说,是足资借鉴的。

   -----------------(以下为全文)

     1791年6月20日深夜,凄风苦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乔装打扮,携全家潜出杜伊勒里宫,乘上一辆事先准备好的特制马车。马车迅速冲进黑暗中,径直向法国东北部边境飞驰而去。国王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荷兰的奥地利军营,但是,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的瓦朗纳斯镇(Varennes),国王一行却被一位小酒馆的老板认出并被当地的国民自卫军扣押。在遭到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后,路易十六和王后被押回巴黎,6月25日,当国王重返巴黎时,全城一片寂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宛如在为君主制送行。国王一家再次住进了受到严密看守的杜伊勒里宫,此时的路易十六,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国王,而是一个人质了。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史上著名的“国王出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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