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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1946年之越南:戰爭是如何開始的》


   
   作者 : 武祥 ( Vũ Tường )

   
   

   
   書評:史旦-東尼森( Stein Tonnesson )著《 1946年之越南:戰爭是如何開始的 》( Vietnam 1946: How the War Began ), 加州大學出版社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貝克利 [ Berkeley ], 2010年. )[ 注1 ]

   
   
   1946年是越南歷史至關重要的一年, 當時這個國家剛擺脫了殖民的統治。 在《 1946年之越南 》一書中, 挪威史學家史旦-東尼森 ( Stein Tonnesson ) 以1946年3月6日初步協議和1946年12月19日戰爭爆發的這兩個事件作為觀察越、法關係演變的根基,指出它是從忍讓的界限發展為衝突的形勢。東尼森提出了新的兩個要點 : 第一、1946年3月6日的初步協議是由於得到中國國民黨的協助,才促使法越雙方進行談判。 儘管實際上於1945年後, 巴黎只想保持在南部地區的利益, 但在印度支那的各級法國官員當遣派軍隊重返北越接替中國國軍時,他們卻籌劃了一個長期控制北越的藍圖。 若中國國民黨不對法越雙方都施壓的話,使他們簽署1946年3月6日的初步協議,那麼戰爭在那時早已發生的了。 史旦-東尼森的第二要點是與以下的問題有關: 誰該負上1946年12月19日戰爭爆發之責呢 ? 如上所述,東尼森指出在印度支那的法國官員所做的是與法國政府的指示背道而馳, 他們挑惹了越盟政府,使越盟首先攻擊( 法軍 )。面對法軍所挑撥的把戲,越盟起初還忍住不還手一段時間, 但在期望以和平手段達成協議的法國社會黨政府上台執政的幾日後,最終越盟軍隊中了對方設立的陷阱並於12月19日槍聲便打響起了。
   
   
   史旦-東尼森所參考和引用不少的主要資料均來自西方國家的資料庫。 他以較為清晰和具說服性的文字表達方式讓人們看到巴黎方面因諸理由而曾已忽視了印度支那的情況, 巴黎和西貢( 法國印度支那總督府駐地 )之間來往的訊息已被歪曲和誤解, 以及駐西貢的法國指揮官的行為皆引致了戰爭的爆發。 值得注意的是,東尼森根據法國和一些越南的資料,重構了發生在重要的日子 --- 12月19日事件的各個細節。 這幅圖案比我們常聽到的由越盟軍隊發動一次對法軍的突擊是更為複雜的。儘管武元甲在此之前亦曾有籌劃那樣的攻擊,東尼森卻指出是發動攻擊的指示是在槍聲響後的幾個小時才傳達, 他亦不否定武元甲部下的士兵並非不獲上級命令之況下而隨意的開槍( 在此況下,武元甲亦是無可選擇地對法國宣戰的了 )。
   
   
讀《1946年之越南:戰爭是如何開始的》

   巴黎1946年3月18日,越盟主席胡志明與法國將軍洛克洛( Leclerc 前左)、東京總督讓-聖特尼( Jean Sainteny )。
   
   
   史旦-東尼森不但將1946年內所發生的各個事情作了比較,他的研究還對越南歷史作出了三大貢獻。他指出, 第一、中國國民黨在越南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至今為止, 史學界一直曾忽視了中國國民黨對胡志明政府生息存亡的積極作用。 倘若中國人曾所做的,正如美國人於漢城 ( 不承認在日投降不久剛成立的左派政府 ) 或如英國人於西貢和雅加達 ( 允許法軍和荷蘭軍隊重返在二戰中被日本人佔領的殖民地 ), 那麼胡志明的政府是難以有很大生存的機會。 中國國民黨軍隊曾協助胡志明政府的行動是對各個反共派別如越南國民黨( Việt Nam Quốc Dân Đảng )和越南革命同盟會( Việt Nam Cách Mạng Đồng Minh Hội, 請讀者留意,此同盟會與越盟非同一組織。越盟全名﹕ 越南獨立同盟會 [ Việt Nam Độc Lập Đồng Minh Hội ]) 。 譯者註 )等加入越盟政府並同意簽署1946年3月6日的初步協議。儘管實際上印度支那共產黨在政府內閣並不真正的與這些黨派分權, 但暫時的接受他們加入越盟政府即可在對外宣稱越盟是代表越南全體各階層和黨派的政府。 越南官方所撰寫的歷史不但對蔣介石和其將領們表謝意,還指責中國人是比法國人還要醜惡的敵人。 西方學者( 除 King Chen,[ 美國台灣華裔、亞洲政治和國際問題學者。譯者註 ] 之外 ) 亦常指責中國國民黨軍隊無紀律和土匪的行為, 但忘記了他們在胡志明政府的命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讀《1946年之越南:戰爭是如何開始的》

   胡志明和讓-聖特尼 ( 1946年 )
   
   
   史旦-東尼森的第二個貢獻是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在“八月革命”期間和之後集體領導的問題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論據,它與越南官方的歷史觀點相反。[ 注2 ] 在此方面上,人們可清晰的看到那時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力量還弱, 它還須依賴其他的力量來維持政權, 儘管與其他的黨派相比,共產黨是最強的一個。在大城市範圍之外,這個政府還未掌握實際的控制權。 1945年底,解散印度支那共產黨使到情況變得更淒慘。 根據法國情報人員的資料, 東尼森( 第24頁 ) 推測,“ 在1946-47年的階段,黨的工作被黨的各個領導人( 若不是長征的話 )忽視了,因為他們忙於政府的管理工作 ” 。 武元甲的士兵於12月19日晚不顧上級之令向法國兵開槍的假設為上述的解釋無疑是提供了多一份的細節。
   
   
   第三、史旦-東尼森與1960年代越南學的主流派分道揚鑣。 這些主流派學者避開應對越南共產黨領導作批評的批評。[ 注3 ] 根據這學派的描述,共產黨人只是專心一致為爭取民族獨立的事務, 只是到了要自衛的地步才被迫與外國侵略勢力進行戰爭。 似乎是共產黨人從不會犯錯的, 而且就算有,亦曾作了坦誠的認錯。 這些學者可能太過於相信共產黨人如陳輝料( Trần Huy Liệu,1901-1969,越南史學家和革命活動者。譯者註 )和武元甲等人所撰寫的回憶錄。 此一點亦不驚奇,因為這些人是為共產黨擦脂抹粉和故意的避談共產黨人所犯之錯。史旦-東尼森在書的開頭就為在廿世紀發生的越南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作了重新的登記。 這個數字是以百萬計的,包括越南人和外國人在內。東尼森相信,所發生的幾場戰爭亦是可避免的,若越盟政府懂得於1946年12月19日 --- 這個宿命的日子裡有所忍讓和自控。 如此的說,他並非是要說胡志明應對那事負責,而指出的則是武元甲可以使戰爭不發生。儘管武元甲所負的責任少於法國官員,如印度支那總督佐治-達讓廖( Georges D’Argenlieu )、尼翁-皮永( Léon Pignon )和讓-艾提尼-瓦侶( Jean-Étienne Valluy )少將等人。史旦-東尼森卻認為,更甚的是,武元甲是個頭腦固執的人,他自認為無責可負,雖然歷史的證據已清晰的說明是他使戰爭爆發的。 據東尼森( 第257頁 )所述, “ 對於武元甲將軍, 他不僅對( 12月19日 )的攻擊事件,還對後來在印度支那戰爭中全體生命的損失和痛苦應負上極大的責任, 作者意指那一連串的悲劇是難以接受的,因為一切是從誤會開始。”
   
   
   可是,東尼森的書亦有不足之處 :作者使用極少越南的資料。 儘管越南共產黨的資料庫還未讓研究者進入參閱, 但是諸輯的黨文件經已集編出版, 尤其是自1999年新出版的文集。[ 注4 ] 從第八集( 1945-1947 )的文件中,人們清晰的看到印度支那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在此階段已存在。[ 注5 ] 法國情報的文件中出現一位叫“仁仁” ( “Nhân Nhân” )的秘密人物很可能就是長征,因為他在一些文件上有時的簽名是“仁”。[ 注6 ]
   
   
   只須略閱上述的第八集,我們就可以從站在越南的角度上提出四點作補充,為東尼森從法國方面提取顏料繪寫的那幅畫增添色彩。第一點、 胡志明的政府似乎對越南國內的對手( 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 )的擔憂多於對法國人。 在一份注寫1946年3月3日的文件上, 中央常務委員會對共產黨與法國人所簽署的3月6日初步協議的解釋如下:黨中央認為, 若越盟與法國開戰, 此將會對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同盟會有利,而不是印度支那共產黨。黨領導人承認“此時要主和的就有兩個危點: a、 反對派會利用群眾的抗戰精神大作宣傳, 誘惑民眾和誣衊我黨叛國,為西方人服務; b、 法國殖民者可能會增強在我土地上的力量,日後便可食言和毀約,進而消滅我們”。 然而,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認為,簽署初步協議是具有兩大的益處: 一、“可擊破白匪中國人、法西斯者和越奸,保存我們的力量;” 二、“ 爭取時間休兵生息,為新的戰鬥而備……, 進而奪取完全的獨立。” [ 注7 ] 在初步協議簽署後,黨首先須執行的辦法之一是“ 利用與法國人和解的時間消滅國內反動派和白匪中國人, 消褪我們和法國人之間的挑撥離間的行動。” 此文件說明了越南人之間的奪權鬥爭比全體越南人對法國人的爭取獨立鬥爭也是激烈和重要得多。 印度支那共產黨對越南人本身內部的敵人多於憂慮過法國人, 此證明了1946年所發生的各個事件並非只是與越南的獨立有關,還與越南各黨派爭奪國家領導權的事相聯。
   
   
   第二、 越方的資料顯示, 印度支那共產黨對3月6日的協議存有極大的期望, 並非如東尼森所認為的那樣( 第5頁 ): 他們只希望盡快簽署完畢,然後就可樂意的去執行。 實際上,他們視3月6日初步協議為一份重要的、比1945年3月24日戴高樂答應讓印度支那自治的宣布還邁進了一步。根據3月6日的初步協議, 雖然越南還未獲許獨立, 越共的一份文件仍寫道: “ 法國已放棄在越南重建殖民地的慾望並承認我國的自由和統一的原則 …… 。” [ 注8 ] 至少在初步協議簽後的幾個月裡,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仍然是想繼續在該協議的基礎上與對方談判,而不僅是樂意地執行它, 儘管他們仍繼續為進行一場武裝鬥爭作備,若需要的話。他們樂觀地認為法國人已放棄了重建殖民地的想法,似乎此可作為解釋為何印度支那共產黨對越南國內各黨派的擔憂還多於法國人的理由。
   
   
讀《1946年之越南:戰爭是如何開始的》

   武元甲的越盟解放軍宣傳隊抵河內。
   
   
   第三、史旦-東尼森將批判的尖鋒指向武元甲,指出他應該為屬於越方爆發戰爭應負責之人。東尼森肯定地認為長征是主和派,可是越南的資料顯示,印度支那共產黨內有重大決定權的人都支持武元甲的主張。 海防慘案發生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偽裝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組織 )宣揚越南戰士於海防和涼山與法軍戰鬥的行為和呼籲提高警覺,為戰爭而備。此公佈還說,1946年9月14日的臨時條約 ( 胡志明於法國簽署 )是“ 最後忍讓的一步。” [ 注9 ] 亦是此時, 長征曾寫過一篇充滿血腥和火藥味的文章: “ 全民隨時站起來, 緊扣槍扳, 瞄著侵略者的頭顱, 人們的精神已高; 只須一聲令下,千百萬的人們就湧向前方,打擊殘暴的敵軍。”長征將仇敵的氣慨不但指向法國殖民者,還朝著那些不贊成戰爭行動的越南人:“ 需要拋棄那些勸降、自認是我們的朋友,或是敵人的人;要及時消除那些在民族隊伍中主降、輕信敵人的人,須懲罰在任何一個人民階層內那些作敵人走狗的人……, 在衝向敵人之前, 須先鏟除腳下阻繞前進的藤索。” [ 注10 ] 儘管可能是武元甲個人作出在那晚對敵人開槍的決定,但肯定的他是獲取越南共產黨領導人的準許。 於1947年所發生之事與此推論是相符。 戰爭發生後, 印度支那共產黨曾召集中央幹部會議,分析國內外形勢, 同時亦討論必要的政策和計劃。 在長達三十三頁的會議決議中提及外交方面的只有一小段的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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